史书中记载，和珅到达甘肃之后，急于求胜，强令海兰察等人进攻起义军，最终因准备不充分，地势不险要，遭到起义军的痛击，反而被起义军占领了险要道口。阿桂到达甘肃，和珅反咬一口，把失败的责任全都归之于将领不听调遣，阿桂听后没有理他，升帐派兵，诸将都听从号令，不见一丝不敬，阿桂转身问和珅，和大人不是说诸将不听从调遣吗，这话怎么说？和珅更加怀恨在心了。
所以，和珅对阿桂的的怨恨非一日之寒，但又没有能力整倒阿桂，只好想办法不让阿桂留在京城，奔波于全国各地。阿桂平定了甘肃的起义之后，马上被乾隆派他在甘肃查清“捐监”一案，审理王直望等人的贪污问题，紧接着又被调到黄河，治理黄河在河南青龙冈一带的决口，赈济灾民，修筑堤坝。事隔不久，浙江又爆出了陈辉祖贪污的案件，阿桂又马不停蹄地赶去处理。
从此，阿桂整年在各地奔波。阿桂对国家一片忠心，如此劳苦，为了国家还是毫无怨言。只是阿桂早就知道和珅是朝廷的一大祸害，想为国为民除害，却不能如愿。
根据洪亮吉在他的《书文成遗事》中记载：嘉庆元年(1796年)，阿桂年逾八旬，重病在身，在病中对家人说：“我年逾80，是要死的人了，生前名列将相受到了非常的恩遇，可死；若子孙皆佐部务，无所不足，可死；忍死以待者，实欲待皇上亲政，犬马之意得一上达。”阿桂一生，无怨无悔，只有一个遗憾便是不能亲眼看到嘉庆帝亲政，帮助他亲手为国翦除和珅这一大祸患。阿桂终于还是没有等到那一日，在嘉庆二年(1797年)八月，他八十一岁之际，赉志而没，此时距乾隆驾崩，嘉庆查抄和珅还有整整两年时间。
若说阿桂是凭着累累战功与和珅抗衡，那福康安出身和军功都相当显赫，却依然不是和珅的对手。福康安是名门之后，他的父亲傅恒是乾隆的名臣，官拜大学士；他的姑姑是乾隆帝的孝贤皇后；福康安也是身经百战的大将军，曾历任成都、桂林、盛京将军，以及云贵、两广、四川、闽浙的总督，镇守重要边陲，乾隆对他的赏识丝毫不少于阿桂，给了他非同一般的荣誉。封他为太子太保、一等嘉勇忠锐公与郡王贝子。
乾隆末年，台湾林爽文率兵起义，清政府派去的将领常青昏庸无能，屡战屡败，使义军越来越猖狂，沿海各省的民众也群起响应，搞得全国上下人心惶惶。和珅见状，忙向乾隆推荐任福康安为主帅，平定台湾叛乱。
乾隆于是把远在甘肃，时任陕甘总督的福康安调至福建。任命他为将军，领湖南、贵州、湖北等地增援的绿营兵各二千人，连同福建原有的几万大军，一起攻打起义军，福康安明知非常危险却不敢不前，只得领兵前往，和珅把台湾这一困难的局面抛给福康安。福康安凭借丰富的作战经验，同起义军在丛山密林中周旋，一年后，擒获义军首领林爽文。
和珅对福康安用了对付阿桂同样的办法，让他常年在外，这样，满朝中就再找不到一个可以与和珅一争高下的人，和珅得以只手遮天。
当情况发生变化时，要因时度势，从而把握先机，争取主动，争取最后的胜利。
灵活变化，左右开弓
“变身术”是指一个人应付外部环境同各种对手的技巧。和珅善变，因为人总希望自己能麻烦少一点、利润多一点，和珅在办理大案要案中，有巧妙应变的本事，所以，凡经他手办理的案件，无论案情的定性如何，都能获利。在国泰贪纵营私案中，和珅便是这样“站稳”的。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初，都察院御史钱沣疏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纵营私”，“国泰于属员提升调补，多索贿赂”，“依照州县肥瘠，分股勒派。若有升调，惟视行贿多寡，以致历城县长年亏空。布政使于易简亦纵情攫贿，与国泰相埒”。
国泰隶属满洲镶白旗，姓富察氏，是四川总督文绶之子，曾任刑部主事、郎中、山东按察使、山东布政使等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被提拔为山东巡抚。乾隆三十八年己调任陕甘总督的文绶，因在四川任内私护纵所为非的阿尔泰，被戍伊犁。国泰因疏请同父一起遣戍，得到皇帝的赏识，不仅保住官职，而且还晋升为山东巡抚。
国泰少年得志，为人跋扈，对待属下“不以礼，小不当意辄呵斥”。国泰之父文绶因庇护阿尔泰交罚银八万两，国泰便勒索手下，代父交赎罪银两。于易简系已故大学士于敏中之弟，虽然也出身官宦之家，但其生性懦弱，因而同国泰共事可以说是刚柔相济。在国泰大发雷霆时，于易简竟然奴颜婢膝，“长跪白事”。对国泰的颐指气使，于易简已经习以为常。
对于“性情乖张”的国泰，福康安、阿桂(阿桂系当时军机处首席大臣、内阁首辅；福康安是傅恒之子，时任云贵总督)、和珅等相继向皇帝“密为陈奏，欲以京员调用，消弭其事”，却被皇帝拒绝。
因乾隆多次听到“国泰于山东巡抚任内不得属员之心”，“有贪污之行为”，乾隆遂于四十六年正月，特意“传谕令于易简来京讯问”。于易简到京后力保：“国泰并无别项款迹”，“惟驭下过严，遇有办理案件未协及询问不能登答的人，每加训饬，是以属员害怕，致有诟言。”乾隆又问及“国泰屡屡保荐吕尔昌，是否有徇庇交通情事”，于易简就以“吕尔昌和国泰都是刑部司官出身，常委审理案件，并无徇庇交通之事”对答。
于易简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同国泰紧紧连在一起？于易简曾任济南知府，因为国泰的提携升任山东布政使，这种大恩大德使他念念不忘。在于敏中逝后，于易简对国泰更为依赖。兼之二人都喜欢昆曲，有时还粉墨登场。据传他们最喜欢演的是洪升的《长生殿》，于易简扮唐明皇，国泰饰杨玉环，表演得入木三分。志趣相投也许是于易简力保国泰的另一因素，即所谓朋友易得，知音难求。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初四，和珅与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墉、御史钱沣等奉命前往济南查办国泰案。同时，乾隆谕令曾在山东查办过盐务的前长芦盐政伊龄阿如今说明在山东的详闻见录；命令已升任湖南布政使的前山东按察使叶佩荪据实陈奏国泰贪纵营私之处，不能够避护；又责令由国泰推荐升任安徽按察使的原济南府知府吕尔昌交待“怎么同国泰前往德州、涿州、江省一带查办事件。”“因为我母亲现于上月二十五日起身到我哥哥任去，有年纪的人行路迟缓，恐怕还在途中。德州是山东地方，如果有关于我哥哥的事，母亲在道上听见害怕，所以差套儿(国霖家奴仆)赴东，向母亲请安，并叫他探听钦差查办德州信息，若没有我哥哥的事就迅速回京。”
另据套儿供称，初四日自京起身，初七日到山东省，“路上遇见大爷(指国泰)接钦差，我请了安，大爷问我‘你来为何？’我说‘二爷(指国霖)叫我来替老太太请安，怕老太太听见有钦差来害怕。”然而套儿没有到国泰官邸给老太太请安，而是“回到德州住了两日，打听山东省城有什么事，到十四日听说我大爷已查抄拿问了才回来”。
正像办案人所分析的：“你若到了山东，你大爷为何不留你，这不是怕你漏出风声致事情败露吗？”国泰在四月十七日的口供却对套儿送信给予拒绝，自称“我于初六日接德州驿站上报单得知，钦差到江省一带公干之信，约于初八(原档有残)，可过齐河，我怕路上有人检查，是以叫藩司将县库(原档有残)生查办。至我兄弟派人来套儿，我在初七日出城恭请圣安，中途遇到他，说系我兄弟差来给我母亲请安，并说有钦差往江南查办事件，京中不知信息，非常害怕，叫来探子探听，就回去告知好放心。我就向他说，钦差现在就要到了，如果有路过东省查办事件，你适自京来，恐有不便，就叫他回去了，并非我兄弟差来送信”。
不排除国泰具有为国霖开脱的意思。在一年前乾隆就曾传谕布政使于易简来京，询问国泰操守如何，此后不久乾隆还特意“将询问奏对缘由，传谕国泰，令其知所警惕，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凡事宽严适中，不可太过，也不能差太多。如果伊奉朕此旨，即自知猛省，随事留心更改，将自可长受朕恩，为国家好大臣，这不更好吗。如果再不知改悔，或因此转加模棱，不认真办事，是伊自取咎戾，朕不能为国泰宽也。至于易简既奏并无别项款迹，以后或发觉，或被访闻，不特国泰罪无可辞，即于易简也有应得之罪”。
心里有鬼的国泰深知这上谕的力量，因而当他从驿站报单得知钦差欲往江南公干，立刻预感到彼等此行的真正目标很可能就是济南，套儿的到来不过更加证实事实的严重。国泰遂把存在济南府里的“交州县变卖物件银子”，来弥补历城县亏空，令“该县郭德乎向冯埏(原济南知府，时任漳州知府)府库要去银四万两挪移掩饰”。
在档案记载当可得出，派人给国泰送信的是其弟国霖，于德州打听钦差意向的是其家人套儿，这些事情与和珅没有关系。关于清查历城县库银一节，《郎潜纪闻》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其时和珅柄国，而国泰平时奔走其门下者，人都为通政(指钱沣)危。及抵境，和珅已授意国泰弥缝，辄以危言相吓。
刘文清(指刘墉)深知其弊，常与通政密商。比到省盘查，则先扬言不用全数弹兑，抽查至数十封，没有差错，和即起回馆舍。通政请封库，次日彻底拆封，一般都是圆丝杂色银，一般借诸商贾以充数者，因诘库吏，得其实。立刻出示召诸商贾具领，大呼曰：迟来入官(即没收归公)！于是商贾具领，库为一空。复往盘他府也一样，案遂定，亦无如何也。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关于乾隆的传记中，很多引用了这些传闻，诸如：“国泰早巳知查仓盘库之信，马上向商人勒借银两，存放库中”，“钱沣细心观察，发现取出验证之银，每锭的数量多少不等，印色不对”，“钱沣得知借商银充库之情，便派人宣告于众，倘若被借银存于库中的商人，不将银呈官报明请求归还，就将尽没收其银”，“各商人纷纷奏呈被借之数，将银领还，库为之空，一下子就将历城县亏空帑银四万两之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等等，但历史并不是这样的。
据和珅、刘墉在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十一日给皇帝的奏折中所说，清查历城县库只有一次，而且是“按款比对，逐封弹兑”，并非像《郎潜纪闻》所言盘查两次，第一次只“抽查至数十封”，第二次才“彻底拆封”。国泰用来弥补亏空的银两，都是在济南的勒索各州县的银两，并不是“借诸商贾以充数者”，更无“商贾纷纷具领，库为一空”的情景。《郎潜纪闻》的作者之所以有“借诸商贾以充数”之说，有可能是据郭德平所供“赊取本城钱铺刘玉昆银四千两抵补空项”的伪证来写的。
据传在国泰案中，和珅在查案前，先写好了两份奏折留给他的干女儿纳兰之父苏凌阿，告诉他一份劾刘墉、钱沣用，一份劾国泰用。如果在山东无法查出什么，你就将劾刘、钱的奏折上奏皇帝，告他们蓄意谋害，如果事有不妥，国泰罪难遮掩，我便飞马报你，你便把另一份劾国泰的奏折呈奏皇上，在钱、刘回京之前劾国泰，以丢卒保车。后来国泰案最终还是暴露无疑，苏凌阿便将劾国泰的折子奏上。
据说乾隆因此而认为和珅同国泰实无勾结。而钱沣、刘墉也因和珅在案中表面上无有掣肘以及无其他实据，也只好承认。这些传说虽都是似是而非，但可见和珅之为人，编造这样的说法倒也能鲜明体现其高智商的奸诈。
左右开弓，灵活变化，是一些人常用的谋生手段，但是它们也会被更灵活、更善变的人所制约。
舍弃一点，而求众多
谢振定，字一斋，是湖南湘乡人，乾隆四十五年的进士，开始担任编修，后参选江南道监察御史，后任兵科给事中。
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谢御史这个人不苟小节，然性情疏阔，在他所住的地方桌子床榻上灰尘那么厚，也不知道擦拭。院子中杂草丛生，很有濂溪不除台阶之草的风范。从来不在意钱财物品，任凭属下侵夺和偷盗。还非常健忘，他曾经新添置了一件朝衣，借予一位同僚穿着，一直都没有要回来。
后来在礼部做官，正赶上有祭祀活动，又要去买朝服穿。被他借给衣服的那位僚友知道后，故意问他：“我记得先生以前新添置了朝衣，时间不长，怎么就没了呢？”谢御史非常茫然地说：“这类东西随手扔到了哪个破箱子中，无处可寻了”这位僚友又说：“你是否曾经借给谁了？”谢御史还是想不起来了。僚友后来笑着告诉他：“你于某日借给我穿了，现在还在我的箱子中，你真的不记得了？”谢还是恍恍惚惚的样子，其不计细节竟是如此。在民间，广泛流传着“烧车御史”的故事。这个故事说：在谢振定做京城巡视御史时，一天，正在东城巡逻，远远的看见有一辆违制的车舆在街道上驰骋，横行无阻，谢振定令兵士把他拘来，见那人骂骂咧咧，非常狂妄。“他娘的，哪个敢逮我，快把老子放了。不然让你们一个个吃不了兜着……”
谢振定怒道：“哪个大胆狂徒，如此无礼，天子脚下，怎么能让你在这里撒野，报上名来。”
男丁说：“老子是相爷身边的贴身仆从，是相爷的妾弟，你这个有眼不识泰山的狗官，敢把老爷怎么样。”原来他是吴卿怜的弟弟。
他如果不说自己是和珅的妾弟，谢振定也许还能放过他，听是和珅亲戚，立刻怒火中烧，道；“给我用鞭子抽。”两边兵丁，狠狠地把他推翻在地上。你道哪个不恨和珅，现在看主子这样有骨气，这些兵丁也壮了胆气，把那对和珅的恨气、怨气，都撒在这个“舅爷”身上。那可怜的弟弟在地上也还破口大骂：“竟敢打相爷的‘舅老爷’……这车子是相爷乘的车子，怎能违制……”
谢振定道：“给我撑嘴，还放托词是相爷的乘舆。”兵丁们把他拉起来，对着那嘴脸左右使劲地抽打，不一会儿那粉脸变成了一个紫茄子。
谢振定道：“那厮竟胡言乱语这是相爷中堂的车子，把那车子烧了。”兵丁们把车子拉过一边，放火把它烧了。谢振定对那卿怜的弟弟道：“怎么，这不是宰相乘坐的车子吗？”命兵丁们回去。
这件事传到和珅那里，和珅召来刘全等道：“若遇着这些不识相的，要不露声色，报给我知道，让我来收拾他们，你们不要硬来。”
家奴马八十三道：“相爷说的很对，不要与他们逞一时之气，那样反而鼓励了别人，遇事须沉稳，要整治那人时，要不动声色，最后也要治他个落花流水。”
过了几天，谢振定的同事给事中玉钟健，在和珅的指示下，借着其他事情弹劾谢振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和珅马上禀皇上夺了他的职，把他辞官回去。
嘉庆五年，和珅被治罪，谢振定重得任用，在嘉庆十四年去世。道光时节，谢振定的儿子在河南做知州，因为才能突出，政绩卓异被引见给皇上。道光听了他奏答的姓名籍贯，便问道：“你说你是湖南人，如何说一口流利的京师话，这是为何？”谢的儿子对曰：“臣父谢振定在做御史时，臣生长在北京，所以会说北京话，湖南老家的话，倒忘了。”道光高兴地说：“原来你竟是烧车御史的儿子。”于是就更加褒勉他。次日，对军机大臣说：“朕小的时候听说过烧车御史的事，昨天竟见到他的儿子，他儿子也清正廉明，应予以重用。”
从此，这“烧车御史”的说法便流传开来。如果一个人舍弃一处，而求众多，这叫多点开花战术。和珅得势时被人发难的一事是御史谢振定惩治和珅小妾之弟招摇撞骗横行无忌的事。然而，对这件事和珅却用其他方面来报复。也终把和他做对的人置于不利的地位，自己则相安无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