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不会动摇领导者的权威，而是一个聪明领导者“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必然选择。只有让下属拥有适当的自主性，才能使他们发挥主动性。事必躬亲的领导者，充其量只能做一个成功的业务员。
1．一个锦囊妙计，将下属当成工具
诸葛亮留给人们的最深印象，就是他未卜先知的智慧，由此而引出的“锦囊妙计”，更是令人拍案叫绝。然而，通过“锦囊妙计”，我们可以看到诸葛亮智慧背后的自负与“武断”。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是如何用锦囊妙计指挥下属的。
当初，周瑜和孙权使用美人计，想让孙权的妹妹骗刘备过江，然后拘刘备以换取荆州。刘备明知是计，所以不敢过江招亲。诸葛亮自称有妙计，既能让刘备得到美人，又能使其安全脱身。他将自己的三条妙计写下来装入锦囊中——即为锦囊妙计，然后授予赵云，令其保护刘备过江，并嘱咐拆阅锦囊妙计的时间。
就这样，刘备和赵云等云里雾里、迷迷糊糊地到了江东。赵云遵照诸葛亮的指示打开第一个锦囊，原来是让随行军士大肆宣扬，让东吴上下都知道刘备将入赘东吴。然后，打开第二个锦囊，这是让刘备去见孙策和周瑜的老丈人乔国老，并通过他说服孙权的母亲吴国太。最后一个妙计，是智激孙夫人，使其出面叱退东吴追兵。然后，诸葛亮又亲自安排兵马在江边接应，使刘备脱险，这就是“周郎妙计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的精彩故事。
除此之外，《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还有好多次使用锦囊妙计，使得下属们摸不着头脑，甚至连刘备也迷惑不解，只是按部就班地依计而行，到时候遵照丞相指示，拆阅锦囊妙计即可。
可以说，诸葛亮的一个锦囊妙计，完全将下属当成了一种只会“依计而行”的工具，没有了一点儿“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做事自主性。诚然，诸葛亮智谋过人，但是，他毕竟不可能先知先觉；即使好多事情通过仔细分析是能掌握其发展趋势的，然而，必然之中还有偶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马谡失街亭，可以认为他没有依计而行，反过来，也给诸葛亮敲了一记闷棍——并不是有了锦囊妙计就会万无一失，有些出于意料的现象，不仅确定存在，而且也会改变整个局势——锦囊妙计怎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
同样，诸葛亮当时留关羽驻守荆州时，也给了他“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八字言，然而，他不但没有考虑到关羽不可能依计而行，而且，他更是没有考虑到后来的荆州形势变化。至少，东吴趁汉中争夺战时，对荆州用兵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关羽的敌对情绪。这一切，又岂是一个简单的八字真言所能决定得了的。所谓“随机应变”，就是对“锦囊妙计”的最好反驳。
当然，“锦囊妙计”只是对诸葛亮行事作风的一种艺术化描述，其实质是他在领导下属和制定决策，以及实际授权中的个人主义，而对下属的实际情况，及事态的发展考虑不周。可以说，诸葛亮一生“积小胜而不能成大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具体执行中不能从长远考虑，也不能“以变化的眼光”看待局势，从而导致小范围内能发挥自如，但在大目标上却不能审时度势。从本质上来讲，这种将下属当成工具的个人主义，就是一种独断专行的处事作风，下属只是一个执行者，没有参加决策、发表意见的余地，甚至不能明白任务的宗旨，也就没法见机行事，其结果不外乎两种，一是风平浪静，在毫无风险的情况下完成任务；二是一旦出现意外，则结果与当初的意愿背道而驰。
“一个人没法两次踩入同一条河流”，因为“水”是流动的，同样，世间万事，无不处于运动和变化之中，运动是常态，是绝对的，而静止则是相对的。所以，认识和目光只能随着万物的变化而变化，而不能以静止的目光看世界。同样，任何一项工作任务，虽然领导者能从总体上把握它的发展趋势，但是，其具体的细节只能由员工在工作中把握，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这样才能既有效地完成工作，又能在工作中学会创新和突破。
领导者的任务并不是单纯的使用员工的“手”去执行工作，更重要的是教会员工怎样工作。正是基于这一点，才派生出了员工培训，以及更为重要的团队建设。
传统的领导典范，是让人们知道工作需要计划、组织、指挥、协调以及控制，进而演变成一种“愚忠”和亦步亦趋。在许多公司中，的确存在着这样的领导，他们就是绝对的权威，他们追求“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领导境界，所以，这样的领导希望下属们完全按照他的指示办事，不打一点折扣，他们将其视为忠心耿职、全心奉献。
但是企业的运作绝非某些领导者所希望的那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虽然重要，可是具体执行者如果缺乏自主性，那么企业的运作就没有了生机和活力，而且，长期的体制僵化只能导致员工的依赖性增加，最终发展成对工作缺乏责任心和敬业精神。如果一个企业中的所有员工都坐等领导者去指示和“手把手”地引导，这样的企业又靠什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和发展！难道只靠领导者一个人的智慧吗？
员工不是工具，他们需要自主和创新，需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执行具体的工作。当工作出现困难时，哪一个领导者不希望员工自己去解决？没有授权，员工就没有自主性，就不能在困难而前调动自己的潜能，而只是一味地沉迷于领导者“锦囊妙计”中，最终迷失方向。
聪明的领导者，不只是使用员工的双手，更善于使用员工的大脑。他们在向员工指示工作时，只给员工一个总体的方向，而将具体的任务留给员工自己解决。这样的领导者会鼓励和支持员工创新，要求员工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他们绝不会认为员工的自主行为会冒犯他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领导力，反而将其视为一种真正的高境界。
事实上，给员工相应的自主权，是对员工的一种尊重，体现着一种人本思想。只有这样，员工才会感受到心灵的满足，也才会更加努力和敬业。当然，授权是一种风范，那些瞻前顾后、心胸狭窄的领导者是不敢给予下属自主权力的，他们即使明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也不愿意去这么做；他们将领导力视为绝对的权力，总想牢牢抓在自己手中，最担心员工的自主会颠覆自己的权威，所以，这种领导者甘愿下属只是一种工具，而没有自己的思想。他们坚信传统的“御人”观念，认为“统治”下属就必先“统治”他们的思想。这样的领导者，永远也不会有突破和真正的成功。他们或许会取得暂时的成功，却终将被时代的潮流所淘汰。
时代在变，观念也需要更新；体制在变革，领导者的管理方式也应革新。新时代的管理者，不仅应该拥有全能的管理技能和领导力，而且应该具备灵活的管理理念，深谙如何在特定环境中运用自己的管理技能。经验也需要改革，只有根据不同的市场需求，不断改变和修正自己的管理风格和技能，才能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也才能在复杂的企业环境中左右逢源，并且建立和拥有一支强有力的团队，去迎接不断而来的机遇和挑战。
2．独专断行，缺乏真正的领导力
毫无疑问，诸葛亮是一个聪明的人，而且他十分自信，这从他自比管仲、乐毅就可以看出来。但是，自信与自负距离太近，一不小心，自信就演变成了自负，表现在具体行为中，就是独断专行。很遗憾，孔明先生就犯了这个毛病，而且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诸葛亮的职业生涯基本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担任“军师”角色，从初出茅庐至刘备占领汉中，他基本上处于配角地位，仅从事辅佐性工作；第二阶段是刘备汉中称王至白帝托孤，其间刘备在外，诸葛亮在内，负责制度的建立和后勤供给，扮演的是专业“总经理”角色；第三阶段是“远征总司令”角色，从五月渡泸、南征夷越开始，至病逝五丈原为止，主要负责北伐中原，这一阶段诸葛亮成了负责“业务开发”的“总经理”。可以说，他职业生涯中的精华是后两个阶段，其间他为蜀汉政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暴露了他行事作风上的独断专行和某种程度上的刚愎自用。特别是在他全权负责的北伐战争中，他的独断专行很大程度上为蜀汉亡国埋下了隐患。
从最初基于“知识分子的时代理想”，发动这一场“鸡蛋碰石头“的战争开始，诸葛亮的专断作风就不时地表现出来。其实，自白帝托孤之后，诸葛亮成了蜀汉当朝实际上的“第一把手”，他一走马上任，就将同为辅政大臣的李严调离行政中心，根本不给他参加决策的机会。这样，朝廷上下，完全他一个人说了算，而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一篇《出师表》，是他多此一举的“战书”。第一次北伐，魏延基于自己多年镇守汉中的经验，以及对曹魏各方面情况的熟悉，提出了大胆的突击战术，但是诸葛亮轻率地加以否决，使本来处于绝对弱势的蜀汉方面陷入持久战之中；街亭保卫战，他又将先主刘备的遗言置于一边，同时也不顾参谋本部的一致反对，弃魏延不用，而“违众拔谡”，起用了毫无实战经验的马谡，结果导致街亭失守，第一次北伐无功而返；街亭既失，他又不顾蜀汉人才上的缺乏，也不顾蒋琬等大臣的反对，“挥泪斩马谡”，做了“令亲者痛而仇者快”的事。
可以说，诸葛亮自辅政以后，完全处于蜀汉政权的最高地位，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具有“高瞻远瞩”的目光和独当一面的智慧，另一方面也是遵先主的遗诏而辅佐后主，但是，他的权高位重加上建制度所固有的监督机制上的弊端，只能导致朝廷上下惟其马首是瞻，后主刘禅形同虚设——这倒有点像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只是蜀汉政权的“议会”或“内阁”成员虽多，但最终“只有一个”——那就是诸葛亮。有一个年来一直被看成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精神的象征，其实反映了蜀汉政权“只知诸葛亮，不知刘禅”的本质。
五丈原上的蜀汉军营里，一片悲声。秋风，眼泪，还有操劳成疾、气若游丝的汉丞相诸葛亮，他已经到了弥留之际。
突然，一阵悲呼遥遥而来，众人皆惊，惟恐吵“醒”丞相。
脚步声在帐外戛然而止，帐帘一掀，匆匆走进一人。与此同时，痛哭声再从此人口中发出：“丞相，我来迟了一步，是我误了国家大事！”他就是自成都披星戴月赶赴五丈原，受后主刘禅重托而来的尚书仆射李福。奇迹似的，或许弥留中的诸葛亮听到了李福的哭声，回光反照地清醒过来。他浑浊的眼睛盯住李福，再也不肯移开，然后开口，气若游丝般说道：“我知道你要问的事情，我去后，蜀汉重担，可交给公琰（蒋琬）。”
李福不待他喘息，又问：“公琰百年之后，又由谁承续呢？”
诸葛亮显然已不能多说一个字了：“文伟（费祎字）可也。”
李福：“费文伟以后呢？”
寂静，死一般的寂静——死亡确实来临了。诸葛亮默不作声，众人急视之，已气绝了。秋风五丈原，一颗巨大赤色流星，在北方天空闪逝而过……
诸葛亮的确可以称得上“必复有贤，而后可死”者，但是，五丈原的最后一幕，却将他独揽蜀汉政权的实质暴露无遗。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诸葛亮虽然在作风上未曾道德败坏，可是，独断专行难道不是一种腐败吗？他高高在上的位置，导致了决策、用人、处事上的绝对个人主义；但从本质上说，这是由他极端的自信——自负的个性决定的。
不可否认，一个集团的生存与发展，领导者居核心地位，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在现代企业中，经营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兴衰存亡，而企业的决策则掌握在领导者的手上。所以，领导者的能力高低，以及自信程度，都直接影响着每项决策的准确程度和实际效力。
然而，领导力的实质绝对不是独断专行，而是有其更深刻的内涵。领导实质上是一种说服或示范的过程，这就决定了领导者必须与下属建立一种良好的沟通关系，以借助这一过程，引发下属和团队去追求领导者所认可和坚持，或者上下一心所共同认准的目标。了解了领导力的本质，就应该将它和权势、地位区分开来，而不能混为一谈。虽然领导者往往会凭借某种程度的权势而服众，以领导和管理团队，但是，从来没有依靠单纯的权势和独断专行而能真正服众的领导者，那种完全建立在权势和专断基础上的领导力，不是真正的领导力。以权服人和独断专行者不但不具备领导能力，而且其本质只是一个弃权者。他们的权势往往不是来自金钱，就是掌握了某些机构的运作。他们所谓的领导力，也往往变成一种以权谋私和戕害他人的能力。因为他们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意见，也就不能考虑别人的利益，这成为独断专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专断者都是以权谋私。有相当一部分领导者，只是缺乏对领导力的正确认识，同时，也往往由于领导能力的欠缺而试图以专断来树立自己的地位和尊严，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工作效益。只是由于观念的陈旧和领导方法的偏离，其结果往往是使下属失去积极性，工作效率无从谈起。更重要的是，专断往往导致决策和管理上的片面化，从而造成自上而下的失误，最终使企业蒙受损失。
市场行情日新月异，信息千变万化，仅靠领导一个人的力量，即使是管理天才，也不能悉数掌握所有的市场信息；而且，由于领导者通常缺乏第一线的经验，所以，要制定出一个适应市场发展的决策，就必须依靠集体的智慧，广泛吸收下属的建议和意见，特别应该认真听取反对意见，积极寻找自己的失误和缺点，及时修正决策和目标。
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其本身的魅力都是多样化的，因为这种魅力虽然是个性的流露，却更多地依赖于领导者周围的人们各不相同的能力，这些能力共同构成了领导者的领导力。有什么样的领导，就会有什么样的下属。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的领导人，他们的下属也一定会生机勃勃、充满创造性；下属们的聪明才智完全被激发出来，也能目标明确地指导自己的行动；每一个下属，都有能力成为自我领导者；所有的员工，都以主人翁的姿态去面对工作和企业。这样的下属所组成的团队，必然是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一支生力军，也不一能将企业、领导者和自己不断推向成功。
3．分身乏术，累死“高级主管”
说起诸葛亮的死，后人总会想起杜甫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还有那一句流传千古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以说，诸葛亮的确是“累”死的。在他病逝五丈原前夕，曾为激司马懿出战而派使者送去一套妇女的服装，讥讽司马懿如妇人般没有胆量。使者在向司马懿提起诸葛亮的健康状况时，就曾说过：“诸葛丞相工作非常辛苦，起早贪黑，杖责二十以上都要亲自审问裁定，而且胃口愈来愈差，有时候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下饭……”司马懿因此而断定诸葛亮时日不多。果然，时隔不久，诸葛亮即在五十四岁之际病逝于前线军营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