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果又跟着追过去，像一条疲乏的牛，又像一头扑食的饿狗。他眼里闪着一股赤红的火焰，围着树身叫着，用手掏着鼠洞。狂风这时再一次使足了劲，挟着黄土和石块跳舞。桐树簌簌作响，无数的枝杈被折断，然后被狂风刮到空中。泥沙已经扑得黄果很难睁开眼睛，但他并不打算停止寻觅自己的珠宝，他进屋拿出了一把大锄。就在他第二次出门时，他忽然看见前面有一团巨大的、像乌龟一般的黑色气体向他滚来，冲撞得他打了一个趔趄。然后这种浸透了墨汁一样的气体，拉开来如一条狭长的带子，笼罩在他周围，使他只能依稀辨清周围的景物。在黑色的拥抱下，黄果开始用力地挖掘起桐山最后一棵树来。
那时，桐姑被风沙呛得透不过气，心里憋闷得直想呕吐。她挣扎着坐起来，再一次看了看风沙的世界。这风沙组成的天地，比几天前由暴雨组成的世界还密实，还严丝合缝，还冲不烂、打不透。于是桐姑明白了，这世界的末日绝不属于她一个人。于是她笑了，笑得很从容。一直到死，她脸上都挂着这种安详的笑。她再一次想起了自己的一生遭遇，想起桐山几十年的变迁，也和苦命的她一样，莫名其妙地遭到人类的折磨。她眼前再一次浮现出那次烧山后的情形：她踏着灰烬走上山来，到处是一片焦煳，偶尔一两只没烧透的野兽，四脚蜷缩着躺在灰烬中。尔后，树没有了，草没有了，泉水也没有了。开出的大寨田由于没水，长出的禾苗没几天就成了干枯的草。暴雨下来，便山崩地裂，纷纷坍塌。当这些往事一一在桐姑脑海里掠过接近尾声时，一阵旋风冲过来了。它卷起斗大的乱石漫山滚动，刮起更大的土柱和沙浪。桐姑最后一次睁开眼，看见三十年前自己亲手栽下的桐树，在风中像醉汉似的摇了摇，就轰然倒下，不偏不倚地压在了黄果身上。接着，屋顶“哗啦”一声，狂风卷走了全部屋盖。一股旋风把她卷上了天空，她立时觉得自己变成了一片树叶，随风飘摇。但她的意识却分外清醒，她知道自己最终还是要被送回大地，化作一撮新的泥土。
10
我的故事应当结束了。事实上，我的故事早已结束。就在我准备誊写工整寄给一家刊物的时候，一件意外的情况使我不得不为这篇蹩脚故事续上一条尾巴。
我接到办公室主任通知，要我陪一位专程回桐山观光的台胞到桐山去。我和办公室主任一同赶到本县城最豪华的大中华宾馆，在那里我见到了一位精神矍铄的、颇有几分绅士风度的老头。办公室主任正准备介绍，老头却谦恭地微笑着，首先向我鞠了一躬，随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精致的名片递给我。我接过那张粉红色烫金的名片，一看，上写着：“台湾裕花贸易公司总经理段三元”。我盯着纸片上的姓名，惊喜得一时忘了向段三元表示礼节性的问候。世界上竟有这样巧合的事！看见段先生的大名，我才猛地意识到我的小说存在一个大大的漏洞，即段三元当年离开桐山后的命运如何，我压根儿没向读者交代。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他后来的遭遇，现在真是天作之合。惊喜之中，我再次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我作品中的人物：他的身材颇高，略显肥胖，两肩宽大，身板挺直。他的面孔宽而红润，眼深陷而有神。看着他的现在，我眼前不由浮现出了人们传说中的当年那个彪形大汉。
我们乘坐着县委另一辆叫“本茨”的高级轿车，往曾经哺育了黄孝龙又要了他性命的那座神秘的大山驶去。一路上，我脑海里盘桓的尽是如何弄清段三元后来的经历，使我的读者在阅读这篇小说的时候不至于产生阅读障碍和遗憾心理。但是，从一上车，段三元就紧锁眉头，露出一副心神不安、紧张焦虑的表情。他让司机打开茶色玻璃窗，把头探出窗外，一直缄默不语。有一次，我没话找话地明知故问：“段先生在这一带住过？”
“嗯。”他含混地应付一下，头也不回。
我不甘心失败，又紧接着问了一句：“段先生是怎么去了台湾的？”
“嗯，这个……以后谈。”段三元给我吃了一个闭门羹。这时离桐山已近，段三元的眉头蹙得更紧，几根长长的寿星眉几乎贴在了一起。
我再不问话，一直爬上桐山。
我这支笨拙的笔已无法描述桐山此时的荒凉与破败。我只能把它形容成是一位孤苦伶仃、行将就木的老妪，或者就是没有空气、没有任何生灵的荒寂的月球，我和段三元恰如登上月球的两个孤独的太空人。我正这样想着的时候，忽然听见段三元第一次主动问话了：“先生，这、这就是桐山吗？”他带着闽南口音，但我仍然听出了他的声音在发抖。
“是的，段先生！”我回答，末了又补充一句，“跟过去大不一样了。”
“是、是很不一样了！”他又重复了我的话，声音抖动得更厉害，站了下来，举目四顾，然后不断嗫嚅着说：“没想到、没想到呀……”
我站在他的身后，听凭他感慨万千，却无言以对，大山也同样沉默。过了一阵，他忽然转头问我：“山上有一座庙，我记不清在什么地方了，先生知道吗？”
我用手指了指，点头作答：“在那座山岭背后。”接着，就带他来到了那块他曾经导演出一幕人生悲剧的舞台前。
“这就是那座庙、庙吗？”他这时完全惊呆了。他的眼睛一会儿惶惑地看着我，一会儿又盯着那几根歪歪斜斜的房柱发痴。过了一阵，他走过去，一遍一遍地摩挲起那些柱头来。忽然，他转过身子，眼睛里闪着不安而又紧张的光芒，忐忑地轻声问我：“先生，这里曾经住过一位女人，你知道吗？”
“我听说过，这个女人叫蒲桐姑。”看着他焦急的样子，我自然理解他的心情，但我却尽量说得轻描淡写，有意给他留下一个悬念。我想顺着这个话茬儿，获取到我需要填补小说漏洞的材料。
果然，他几乎是跌跑到我的身边，抓住我的手，一边摇晃一边急切地说：“真是的？你快告诉我！”那神情有如三岁幼孩。
“你别着急，我慢慢告诉你。”我把他扶到原先大门旁的石礅上坐下，有意隐去了先前他和桐姑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桐姑后来的遭遇。
就在我讲述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神情不断变化。我的故事讲完，他的面色一片苍白。太阳照着他脸上紧绷着的肌肉，先是一动不动，接着一下一下不断哆嗦，同时眼里涌出一串泪珠。忽地，他转过身，搂着门旁的檐柱号啕起来。我是第一次听见一个老人的哭声，这哭声如一根绳子，立时把我的心给束紧了。我走过去，扶住他问：“段先生，你怎么了？”
“我有罪！”他呜咽着回答，“是我把她抢上山来的！是我害了她，我该死……”
我故作惊讶：“真的么？请原谅我刚才的失言……”
“不！”他突然回头打断我的话，顺势用手将滚出眼角的泪珠擦掉了，可嘴唇的胡须仍是不停地颤动。“我有罪！”他叫道。
我见他真诚忏悔的样子，内心一阵感动，便转而劝道：“事情都过去了，人已作古，何必再为这事伤心。我们大陆有句话，叫作一切向前看！”
他终于慢慢平静了，又把眼睛转向那些房柱和残垣断壁。良久，忽然回过头对我说：“我这次是专程回来赎罪的，没想到……你不知道我内心是多么爱她，尽管我知道她当时并不爱我。她时常用冷漠的眼光看我，冷漠中又透出小兔子一般的畏惧、哀愁和柔顺。正是这种复杂的眼光越发激起我要保护她、永远要把她搂在自己胸膛上的愿望，有时甚至恨不得把她含在嘴里化掉。后来我干出了失去理智的举动，用刀划破了她的脸，又去追杀她的丈夫，你不知道事后我是多么后悔。不论我走到哪里，她那双眼睛都时时浮现在我眼前，有时变成树影，有时变作灯光，有时又成为两把利刃，剜着我的胸膛。我感到罪孽深重，永远也无法补偿了……”
“那你当时怎么不回到桐山来呢？”我打断他的话，急忙问。
“我回不来了！”他接着说下去，已慢慢进入了我布下的圈套，“我把她的丈夫黄大扔进河里后，就一心赶着回来。那时，我就知道我干出的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我决心回来给她叩三天三夜的响头，再给她跪七七四十九天，用我对她全部的爱来赎回我的罪过。又担心着她脸上的伤口溃脓，又怕她出什么意外，恨不得一步就走拢桐山……”
“可你并没有回来！”我又一次打断他的话。
“是的。”停了一会儿他说，“这就是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吧！我走错了路，到了我曾经去抢劫过又侥幸逃脱的村庄。那里的人认出了我，发一声喊，把我五花大绑地捆了，送进县警察局。可那里的官儿舍不得白白杀掉我，顶了一个壮丁名额，我就再也回不来了！”
“是这样！”我说。我想我已经得到了所需要的东西。但一时却拿不准主意，是否应该把他讲的全部写进我的故事。因为当时的很多文艺作品，凡是被称为坏蛋的人，全都是没有人性的魔鬼。
他望着远处怅然若失。这时，时间已不早，我听到了山下司机频频按喇叭的催促声。于是，我劝他早点回宾馆去。他收回目光，丢下手杖，忽地匍匐在地，对着颓败的断墙残柱，重重地叩了三个头。然后起身，似是恋恋不舍地和我慢慢往山下踱去。
第二天，我忽然听见一个令人震动的消息：段三元要捐十万美元，绿化和改造桐山。十万美元，这对于拮据得连工资都开不出的县财政来说，无疑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数字。于是我看见了县委大小领导忙不迭地去轮番接见他，县长设宴招待他，林业局局长展开一卷图纸，对他声称早就规划如何如何绿化，只是苦于没有资金……一切行动近乎乞讨和欺骗。然而，就在事情刚刚要敲定的时候，段三元却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把那座倒塌的寺庙也要重新建起来，并把那些重见天日的菩萨摆进去。我以为这一与共产党的唯物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要求会遭到领导们一致拒绝，没想到他们只是皱了皱眉，就立即答应了。
后来，我作为一名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段三元捐款的签字仪式。为了表达对段三元先生的真诚谢意，那晚，我们有一百多人在大中华宾馆，陪他共进晚餐。段三元看见那么多人陪他一人，惶惑得不敢动筷。县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我们热忱欢迎一切热爱祖国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一切国外的有识之士，支援桐山的建设……”他的话湮没在一片山呼海啸般地吃喝声中。我从宴会上回来过后，带着几分恰到好处的酒意，为我的故事续上了这条尾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