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阜
曲阜是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生息的地方。它以丰富的地下文物和雄伟的地面古建筑而蜚声中外。从建城开始，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曲阜位于山东省西南平原的东北边缘，泰沂山脉的西南麓。坐落在洙河和沂河之间，洙河绕于城的西、北两面，小沂河流经城的南面。城东南面是丘陵地带，西北和西南则是一片平敞的原野。土地肥沃，雨量适中，是一个宜于农桑的地区。在泗河和沂河两岸，陆续发现西夏侯、东魏庄等二三十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说明四五千年前人们就劳动生息在这块土地上。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自陈徙都曲阜，黄帝自穷桑徙都曲阜，少昊登帝位后亦迁都曲阜。古称曲阜为“少昊之墟”，今存少吴陵。曲阜鲁城东门北有寿丘，为黄帝的出生地。这些诚然都是无可稽考的传说，不过从中也反映了曲阜在所谓三皇五帝时代，是华夏和东夷频繁交往的地方。
曲阜在商代是奄国的所在地，这是有史可证的。奄是商王朝在东方的盟国。商代第十八王南庚曾迁都于此。至第二十个王盘庚才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县小屯村）。周武王灭商，封周公旦于曲阜，建为鲁国。周公旦留佐武王未就。后来奄国随同商朝的残余势力和东夷族反抗周朝，被周朝消灭。成王即位，周公派其子伯禽就封于鲁，成为鲁国的始祖。
曲阜作为鲁国的都城自伯禽开始，至战国末年（公元前256年）为楚所灭，历三十四君，延续八百余年。这一时期是曲阜历史上的鼎盛时代。
曲阜孔府铁山园伯禽就封鲁国时，带去了大量周朝的礼乐典籍。周公死后。被许在曲阜立庙，从天子礼乐进行祭祀。鲁国因为是周公之后，与周王室关系密切，为周文化向东传播的据点，所以曲阜成了周王朝镐京以外另一个礼乐文化发达的城市。春秋时代，孔子出生于此。孔子死后的第二年，鲁哀公将其生前的故所居堂立为庙，“岁时奉祀”，即今孔庙的前身。孔子聚徒讲学于洙泗之间，后世即以洙泗来代称鲁国的文化和孔子的学说。鲁国为当时的礼义之邦，而曲阜则是春秋战国时代教育、文化的中心。
“曲阜”二字始见于《礼记·明堂位》。《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应劭曰：“曲阜在鲁城中，委曲长七八里。”盖指今曲阜故城东部隆起的地方，是城东防山向西延续的余脉。在1977—1978年间对曲阜鲁国故城进行了试掘。故城大致呈长方形，东西约四公里，南北约三公里，城墙周长约十二公里，总面积约为一万五千亩，合二十平方公里。有城门十一座，东、西、北墙各三座，南墙两座，并有干道与城门相连。城区中部为宫殿区，地下夯土基址的范围东西绵延约一公里。宫殿区前面有干道通向南门，构成了鲁城的一条中轴线。宫殿区的东、西、北三面分布着炼铜、冶铁、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西北面是几片大面积的墓葬区。整个城市布局井然有序，说明当时是经过巧匠精心设计的。今天的曲阜县城，位于鲁国故城内西南角，约占鲁国故城的七分之一。
曲阜孔子墓曲阜鲁国故城是我国已发掘的第一座西周城遗址。始筑于伯禽就封鲁国时代，经过春秋战国多次整修，规制基本不变，而且一直没有迁都。这在周王朝和主要诸侯国中是绝无仅有的。今天还有不少段古城垣仍耸立在地面上，是先秦故城保存较好的一座。
战国末年，楚灭鲁，改鲁国都城曲阜为鲁县。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一作二十四年）置为薛郡治所。秦末，楚怀王封项羽为鲁公。楚汉相争，楚地尽归汉，只有鲁县最后投降刘邦。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封子刘余为鲁王，史称恭王，都鲁县。鲁恭王好宫室，在曲阜城中建筑规模宏大的宫殿，今周公庙附近有当时所建灵光殿遗址。两汉四百多年，鲁县均为诸侯王鲁国的首府。汉代鲁城，现也经考古发现，位于春秋鲁城的南部和西南部，呈长方形，东西约二点五公里，南北约一点五公里，周长约八点五公里。其西、南两墙分别利用了鲁城的西、南垣，东、北两墙新筑。后者宽约十米，已全部堙没于地下，地面上毫无踪迹，但地下墙基保存基本完好。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两汉时代的鲁城规模远不如春秋战国时代。
西周至两汉时代的曲阜，还是冶炼、纺织手工业中心。春秋以前以铸铜业为主。在鲁国故城的北部和西北部都发现了炼铜遗址。战国以后冶铁业兴起。西汉时置有铁官。当地人曹邴氏以冶铁起家，“富至巨万”。还在鲁国故城内发现了两处冶铁遗址。其中一处较大的在曲阜县城北关一带，东西约四百五十米，南北约一百二十米。其他还有制陶、制骨工场遗址的发现。古代曲阜还生产一种白色轻薄的纺织品，称为“鲁缟”，名冠全国。《汉书·韩安国传》载：“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正是形容它的细薄。颜师古注曰：“缟，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为轻细。”唐代诗人李白说：“鲁缟如白烟，五缣不成束，临行赠贫交，一尺重山岳。”可见直至唐代，一种洁白细轻的鲁缟，仍是曲阜的名产。
魏晋时代鲁县仍为鲁郡治所。刘宋时鲁县曾一度迁治邹山县。北魏复还旧治。北齐时为任城郡治。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废郡一级政区，以州领县。鲁县只是兖州辖下的一个属县，四年改名汶阳，十六年改名曲阜。这是曲阜作为县名的开始。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废曲阜县，八年复置。唐时曲阜县治在今周公庙附近。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改曲阜为仙源，并迁县治于今曲阜东的旧县。金天会七年（1129年）复名曲阜，一直沿袭至今。明正德六年（1511年）刘六、刘七起义军攻占曲阜县城，焚毁县衙，同时进驻孔庙，“秣马于庭，污书于池”。明朝统治者惊恐万状，决定移县城卫庙，以孔庙为中心改筑新城。嘉靖元年（1522年）竣工，即今曲阜县城，距今已有四百六十余年的历史了。
魏晋以后，曲阜作为一方的政治中心的地位显著下降。南北朝时虽然先后仍作过鲁郡、任城郡的治所，但远不能与春秋战国时的曲阜甚至两汉的鲁县相比了。隋代废郡，曲阜改属兖州。自唐以后，至于明清，始终只是兖州或兖州府属下的一个普通的县，再也没有恢复到二级政区治所的地位。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交通路线的变迁。
春秋战国时代，曲阜处在中原诸国通向鲁南、苏北的泗上诸国和淮夷地区的交通大道上。无论从发展商业贸易而言，或是中原华夏族控制东夷的据点而言，都具备优越的地理条件。当时曲阜周围平原狭小，人口众多，“又无林泽之饶”，使农业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当地人“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孔子的学生子赣即从事商业，“鬻财于曹、鲁之间”。这种情况大致维持到两汉时代。至东晋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荀羡开凿了引汶会洙的洗水，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开凿了沟通济、泗等水的桓公沟，先后发展了汶、洙、泗诸水的水运交通，从而使曲阜西面濒临洙水的瑕丘（今兖州）的地位渐显重要。刘宋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将一级政区兖州的治所迁到了瑕丘，替代了曲阜，成为洙泗流域的政治中心。到了元朝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大运河沿线的济宁又兴起为洙泗流域一个重要商业城市。近代铁路兴起，兖州是津浦线上大站。廉价的水运和便捷的铁路，都替代了原来通过曲阜的陆路干道。因此曲阜没有条件继续保持商业都会的地位了。
曲阜虽然在魏晋以后经济地位逐渐衰落，在地方行政区划上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县，但在政治上、文化上都保持了一种特殊的、举世瞩目的地位，绝非其他的县所能比拟的。这是因为曲阜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生息的地方，至今还保存不少有关的文物和古迹。秦末陈涉起义，曲阜诸儒抱持儒家的礼器投奔陈涉，反抗秦朝。孔子的八世孙孔甲还做过陈涉的博士。这时的曲阜无疑也代表一种政治势力。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路过曲阜，以太牢（猪、牛、羊三牲各一）祭祀孔子，开创了帝王祭祀孔子的风气。此后历代封建统治者竞相效仿。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过阙里，命大司空宋弘祭祀孔子；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刘庄、元和二年（公元85年）章帝刘俎、延光三年（公元124年）安帝刘祜，都曾到曲阜祭祀孔子和他的七十二弟子。以后的北魏孝文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都曾亲临曲阜拜祭孔庙和孔子墓。清康熙帝在孔庙祭祀时竟行三跪九叩礼。乾隆帝八次过曲阜，都在孔庙、孔林祭孔。至于帝王派官致祭孔子的就更多了。从东汉光武帝开始，历代相沿，初步统计有一百九十余次之多。这些活动无形中大大抬高了曲阜的政治地位。
今天曲阜城内外有孔庙、孔林和孔府三大建筑群是在漫长历史时期形成的，名驰中外，对研究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筑、书法演变等有很高的价值，素有东方文化宝库之称。
孔庙是孔子死后第二年，鲁哀公在孔子生前故宅阙里基础上改建的。初期建筑比较简陋。后经历代王朝不断扩建和整修。一唐宋以后规模越来越大。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一次增建殿堂廊庑三百一十六间。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一次重修，耗银十五万二千两，历时五年。清代修建的次数和规模远远超过前代。据统计先后共大修十五次，中修三十一次，小修数百次。雍正二年（1724年）因孔庙遭受雷电失火而重修，竟花了六年的时间。现在的孔庙就是明清两代完成的。占地三百多亩，气势雄伟，蔚为壮观，堪称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