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著名文学家曾巩在北宋熙宁年间知齐州军事。他在任职期间，为济南的城市建设做了两件事：一、为了解决日益频繁的使臣客商往来住宿的需要，在泺水旁修建了两座馆舍，称为南北二堂。北堂南近历山，故名历山之堂。南堂西南近泺水所出，故名泺源之堂。这两座馆舍的修建，有助于济南城市的繁荣。二、济南地下多泉，酾而为渠，布及全城，无论道路、民庐、官寺，无所不至。泉水最后汇于城北部的大明湖，由北水门流人大清河。这些泉流是济南城内居民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过去为了防止大清河暴涨时倒灌入城，在北水门临时用荆苇加土为篱，以障水。但需要经常更换，既不牢固又费功时。曾巩用库钱采办石料，将水门两旁用石砌成，中间用石料分建两门，以木为扃，视水大小启闭。既保护了水源免受污染，又使涨水有所宣泄，大大改善了济南城内的环境。
政和六年（1116年）因英宗赵曙曾为齐州防御使，升齐州为济南府。这个名称以后沿用到明清时代。建炎二年（1128年）金兵攻入济南，知府刘豫降金。金人扶持刘豫建立了伪齐政权a绍兴七年（1137年）金人废刘豫政权，济南地区直接在金朝统治之下。自刘豫时代起，人民不断反抗外来统治。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即投身抗金斗争。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和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亦因济南的沦陷，渡淮而南。他们两位都是济南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辛弃疾字幼安，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故世称“济南二安”。
宋金之际对济南城市发展有一定影响的是小清河的开凿。史载刘豫时导泺水东行为小清河，经章丘、邹平、新城、高苑、博兴，合时水下游，东北至马车渎人海。将原来发源于泰山北流入济水的小河全截人小清河。于是济南又多了一条水运航路。不过那时小清河只是一条运盐河，上游河床迂曲浅涩。沿海来的运盐船往往在博兴引渠至蒲台与大清河（即济水）沟通。不管怎样，小清河的开凿对济南城市蛉交通发展总是有利的。
元代改济南府为济南路，属中书省。当时中书省地域广大，为了统治方便，分置了山东东西道宣慰司，治益都；另置一个直属中央御史台的山东东西肃政廉访司于济南，是山东地区的最高监察机构。
朱元璋于1367年改济南路为府。次年，即洪武元年，沿袭元代制度，置山东等处行中书省，治济南府。洪武九年（1376年）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省。这是济南作为山东省会的开始，一直沿袭到今天。
济南在宋代以后，除了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逐渐上升外，还以优美的自然景色闻名于世，成了著名的游览胜地。这在北方城市中是少有的。金元之际，济南也难免遭受战争的破坏，城内宫宇“惟有荆榛瓦砾而已。”但天然的山水并未因此而黯然失色。其“风物之美，游观之富”，仍然吸引了许多远道而来韵游客，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
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是济南三大名胜。趵突泉名称始见于曾巩《齐州二堂记》。曾巩说：“齐多甘泉，甲于天下。”因为趵突泉是众多泉流中单泉涌水量最大的一个，所以也最著名。《水经注》称之为娥姜水，说它“泉源上奋，水涌若轮”。大名湖名称始见于《水经·济水注》，唐宋以来，即为济南胜境。著名诗人李白、杜甫都曾到此游历。杜甫还留下了题咏大明湖中历下亭的“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佳句。千佛山原名历山，隋开皇年间在山壁上雕凿了许多佛像后，渐有千佛山之名。这些奇异景色为济南城增添了无限光彩。宋代诗人黄庭坚说：“济南潇洒似江南。”金代诗人元好问的《济南行记》描述大明湖“占城府三之一，秋荷方盛，红绿如绣。一令人渺然有吴见州渚之想。大概承平时，济南楼观天下莫与为比。”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说济南是“一个宏伟的都市，四周都是花园，围绕着美丽的丛林和丰茂的瓜果园，真是居住的胜地。这里丝的产量，多得出奇。”优美的山光湖色，实可与江南的水乡相比。《老残游记》第二回说：“到了济南府，进得城来，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比那江南风景，觉得更为有趣。”
清末兴办洋务。同治九年（1870年）在济南北郊赵家庄办起了洛口机器厂。这是济南最早出现的近代工业。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帝国主义强占胶州湾，1899—1904年修筑了胶济铁路。清政府又同意将济南城西门外辟为商埠，济南市区逐渐扩大。官僚资本在此期间又兴办了工艺局、济南发电厂、泺源造纸厂等。济南开始向近代工业城市转化。1912年英德帝国主义联合修筑的津浦铁路告成。从此，轮轨交驰，商贾辐辏，济南的工商业更为发展，同时也进一步半殖民地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乘机得到发展，兴办了一些以轻工业为主的近代企业，例如火柴厂、面粉厂、纺织厂等。1928年日军侵入济南，屠杀中国军民五千余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抗战时期，济南沦陷，民族工业遭到严重破坏。
辛亥革命后撤废了济南府，留历城县。1929年置济南市。旧中国济南虽然是山东省省会，但城市建设、工商业、环境卫生都十分落后。名园倾圮，山水失色。1948年9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了济南城，这个长期在黑暗统治下的古城，终于获得了新生。经过多年的建设，城区也有很大扩展。今天的山东省会济南市区范围北起金牛山，南至千佛山，东至马家庄，西至里旱河，南北八公里，东西十公里。面积约五十平方公里。城市可分为新旧两部分。旧市区内又可分为城关和商埠两部分。城关区即自春秋以来泺邑、历下、历城等所在，据旧区之东。晋末移郡治至此，建有土城呈方形。明洪武四年（1371年）改建石砌。商埠部分即1904年所辟。新区为建国后新建。五十余年来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以钢铁、机械、电力、石油化工、纺织、面粉、造纸等为主体的新型综合性工业基地，成为我国北方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近年来不但修复了许多名胜古迹，同时还新建了辛弃疾纪念柯、李清照纪念堂和济南革命烈士陵园。济南重新以其独有的风姿，吸引着无数中外旅客。
五、沈阳
沈阳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曾长期作为辽阳城的卫城。自从清朝初期把沈阳作为都城之后，它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跃成为东北地区的政治中心，成为东北地区的首要城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沈阳的古建筑和古代文物，主要是清代“龙兴”时期的杰作。
沈阳位于松辽平原的东缘，辽河支流浑河出山口的北侧。松辽平原东缘是东北地区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浑河谷地为沈阳通向东北地区的东部提供了通道。从沈阳向西，沿辽西山地的南缘到山海关，是华北地区与东北地区交通最方便的捷径。
从气候上看，沈阳以南的辽东半岛，属暖温带，冬季较温暖，地面无稳定的雪被。沈阳以北的东北广大地区，冬季寒冷而漫长，地面有长达数月的稳定雪被。沈阳以南地区，在历史上以经营农业为主，居民主要是汉族。沈阳以北，在历史上主要为从事游牧渔猎的兄弟民族所居住。因此，沈阳在历史上也是联系汉民族与兄弟民族的一座重要城市。
沈阳故宫大政殿在沈阳北陵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表明，早在原始社会，这里就有了聚落。这里不仅有古代人类居住的房屋遗迹，还有许多陶器以及半月形石刀，表明这里的物质文明有很高的发展，农业在经济生活中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文献记载使我们所能知道的沈阳的最早名称是汉代的候城，前汉时期属辽东郡，后汉时期改属玄菟郡。当时的候城为“中部都尉治”。据考古研究认为，在沈阳市东南十公里左右浑河南岸的古城遗址处，地表有颇多绳纹砖瓦，还有不少夹砂红陶器具残片，为汉代的古城址。该遗址可能就是候城遗址。在沈阳东陵地区的上柏官屯亦有汉代古城遗址，其附近的墓葬，自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的都有，可能是玄菟郡的郡治玄菟城的所在。在沈阳火车站西南约五公里的地势较低洼的郑家洼子地区，发现汉代墓葬群，其中有两座大型棺椁墓，出土大量汉代文物。文物中有精制漂亮的青铜短剑和马头装饰，死者的服装和皮靴也非常考究，不仅表明墓主人的重要地位，也为我们认识古代的沈阳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魏晋南北朝时期，东北地区也和中原地区一样，各个少数民族和汉族轮流在这里取得统治权。它们像走马灯似的更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关沈阳的文字记载。然而，到了隋唐时期，中央政权的强大，对东北地区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用兵。在这几次用兵中，候城都是大军经过或攻取的重要地方之一，被列入皇帝的诏书中，可见沈阳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辽代，沈阳有较大的发展。辽在这里置沈州。沈州一名起于何时，因《辽史·地理志》与《奉天通志》这两部古代著作有异议，而成为一个疑案。前者认为，沈州为唐朝在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渤海国所设，后者对此予以否定。不过从唐朝文人著作中就有关于沈州的记述这一事实来看，沈州一名出现于唐代是没有疑问的。沈阳的发展，最早是由于辽太祖于神册六年（公元921年）从檀、顺两地移民来此，使人口增加。辽代统治者对于佛教极力扶持、宣扬，兴建寺院佛塔。至今在沈阳市皇姑区西北方星罗棋布的工厂群中，仍然屹立着雄伟的“无垢净光舍利佛塔”，就是辽代在沈阳的寺院佛塔建筑群的仅存部分。塔建于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塔高五十米，为十三层密檐八角形实心砖塔，是辽代佛塔建筑的典型代表。从这座壮观的佛塔可以想见当时整个建筑群的规模。佛教寺塔的兴建，无疑扩大了沈阳城的职能范围，使它除了具有政治、军事职能外，还增加了宗教职能。
辽代统治者实行军事统治，在各地驻军。沈州起初称为兴辽军，后来又改名为昭德军，归首府设于辽阳的东京道管辖。沈州昭德军起初统辖一州二县，后来成为统辖五个县的大州了。金代初年沿用昭德军一名，后来又改为显德军。
沈州在金代末年毁于战火。元代设沈阳路。从此，沈阳一名出现于史书。
尽管元末战争使沈阳城又一次被毁，但明代又使它复兴。
明代对东北地区的经营，超过了以前历代中原王朝。开设马市、修筑辽东边墙、重建沈阳城，就是明代加强对东北经营的若干措施中的几项。而开设马市，修筑边墙，都与沈阳城地位的加强有着密切关系。
明灭元后，在沈阳设沈阳卫。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由辽东都指挥使司指挥闵忠负责督建沈阳城。城“周九里三十步，高两丈五尺”。城门有四：东为永宁、南为保安、北为安定、西为永昌。城内有十字大街，规划齐整。明朝沈阳城的建筑为后来清朝的城市建设奠定了基础。
明朝为了对东北地区的蒙古族和女真族进行防范，修筑了一条边墙。边墙在沈阳以北呈“凸”字形向北突出，沈阳和抚顺正好位于突出部位的后部，地位非常重要。沈阳和抚顺都位于浑河之畔，而沈阳的位置较抚顺更为重要。明代沈阳卫作为辽东边墙上的重镇和辽阳城的卫城，越来越显示出它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沈阳的北面和东北面，在明朝时是从事游牧渔猎的蒙古族和女真族居住着，不仅盛产马匹、毛皮和其他畜产品，还有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角。汉民族生产的各种纺织品、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以及农产品，也是各少数民族所需要的。为了开展贸易，明朝政府在辽东开设三个马市：开原马市、抚顺关马市和广宁马市。沈阳正是位于这三大马市之闻。随着贸易的发展，沈阳市的经济也日益繁荣。
真正认识到沈阳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并把它从辽阳的卫城地位提升为东北地区政治中心的是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是女真族的卓越领袖。他经过长期征战和苦心经营，统一了女真各部和归服蒙古五部，于1616年即可汗位，定国号为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攻打抚顺，揭开了向明朝发动强大攻势的序幕。占领抚顺后，又于次年的萨尔浒一战，击溃了明朝几路大军的围剿，取得了军事上的主动权。天命六年（1621年）他率大军攻破了城垒坚固、防卫严密的沈阳城。接着又一举攻下明朝在东北地区的政治中心辽阳城，在这里营造宫殿，于天命七年（1622年）把后金的都城迁到辽阳。
努尔哈赤并不满意以辽阳为都城。他力主迁都沈阳。经过多次说服，王公贝勒们终于同意迁都。为什么要迁都呢？努尔哈赤认为：“沈阳形势之地，西征明室……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事实证明，努尔哈赤迁都到沈阳的这一决策是非常英明的，是有他的深谋远算的。迁都沈阳，使后金政权占据了重要的地理位置，为以后向明朝发动一系列积极主动地进攻，乃至统一全中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1625年）从辽阳迁都到沈阳后，还没有来得及实现他的宏图大业，便于第二年死去。继承王位的努尔哈赤的四贝勒皇太极也是清朝早期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他在登基之后，将国号改为大清。他在积极进行四面征讨的同时，对沈阳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建：将城墙加高加厚；墙上建女墙；修垛口六百五十一个、明楼八座、角楼四座；将旧城的四门改建为八门；将原来城内十字街改为井字街；建宫殿、天坛、地坛、太庙；建都察院、理藩院等内阁六部衙门等。皇太极还于天聪八年（1634年）把沈阳尊为盛京，似乎想与明朝的都城北京争一高低。当然，皇太极时沈阳城的规模相对还是较小的，比明沈阳城扩展很少，可以说基本上是在原来明朝城墙的基础上改建的。
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从沈阳迁都到北京，沈阳作为都城只有近二十年的短暂时间。然而，作为清朝建国初期的都城，在这里还有宫殿、宗庙以及清朝的奠基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这两位皇帝的陵寝，沈阳被清王朝看成是神圣的地方，称之为“龙兴重地”，把盛京作为陪都。
为了体现出陪都的地位，在这里设有几乎和北京相当的中央机构，即礼部、户部、工部、刑部和兵部，又称“盛京五部”。各部首脑为侍郎。为了体现满族的威严和统治，五部官职只能由满族人担任。
从康熙起，经雍正、乾隆、嘉庆至道光几代皇帝，都要到沈阳东巡祭祖，有过所谓十一次“东巡”。他们每来一次，都要对沈阳城的名胜古迹、故宫、陵寝、庙宇进行一番粉刷维修甚至扩建，而且满城张灯结彩、鼓乐喧天，给沈阳增添了一番庄重和热闹的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