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武昌，民主共和的呼声越来越高，时任湖北新军常备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兼任武昌武备学堂总办的黎元洪在火山口上如坐针毡。
在对待革命党的问题上，黎元洪是既要镇压起义，又不过分镇压革命党。这就间接促成了革命党争取的对象，这种微妙的接触，为武昌起义的早日到来并获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保路运动
历史已在无数次的证明，要想建立一个崭新世界，就要先打碎落后的、腐朽的旧世界。然而，这个过程往往是艰难曲折的。不仅有刀与枪的较量，血与肉的争夺，还有正义与邪恶的拼杀。
郁郁葱葱的十月，依然是那么的生机盎然。一场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和领导的武装起义在硝烟和呐喊声中取得了成功。这次成功的起义为中国早日推翻没落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共和民主的国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还是让我们先把时间追溯到武昌起义的前夕，自1908年慈禧太后过世之后，年少的爱新觉罗？溥仪继位，晚清的政府更加处在一片混乱之中。
本来在清朝末年的政治舞台上，有两股政治势力非常活跃。一股是革命党，主张用武力推翻清朝政府，建立共和体制。一股是立宪派，主张用渐进的方式改革皇权专政，建立君主立宪体制。
对清廷来说，前者是皇朝体制的颠覆者，应该镇压。后者是皇朝体制的修补者，允许其在体制内活动。在这一大的背景下，清廷对立宪派作出了回应，1905年派出5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
接着，在第二年公布了“仿行宪政”谕旨；1907年下诏筹设中央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1908年规定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1909年降旨，表示决定立宪。由考察“宪政”到决定“立宪”，前后用了5年时间。最后于1911年5月却弄出了一个皇族内阁，立宪派大失所望，群起而攻之。
其实早在1907年的时候，湖北省已经积极进行咨议局的筹备工作。它是宪政改革的配套机构，上级机构是中央资政院。1909年二月，举行了咨议局选举。这次选举结果是：吴庆焘当选议长；夏寿康、汤化龙当选副议长；刘赓藻等17人当选驻会议员；刘耕余等人为候补驻会议员。
湖北这次选举的选民人数11万人，但以当时湖北人数计算，其人数比例仅占044%。议员并非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采用“富选举法”，即由选民选出若干“选举议员人”，再由这些“选举议员人”投票选举议员。这离真正的民主选举相距太远，但作为这样的一次选举，在湖北土地上毕竟是首无前例的。
苍山云雨逐明神，唯有香名万岁春。1911年的5月，汤化龙由鄂入京，由汉口出发，送行者达万人之多，汤化龙的名字传遍了大街小巷。在临行前，汤化龙对送行的人发表了一次演说：“我这次去京，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第二次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北京举行。在会议上，立宪派人士一致认为，必须推倒皇室内阁。
“现在一切政治之中心在于内阁，须由此处着手。若不以推倒现内阁为先决问题，则其余皆无讨论之价值。”湖北议员胡瑞霖尖锐指出。
一语中的，汤化龙连忙表示赞同。与会者均赞成以此作为议题。胡瑞霖还建议：“递呈（指要求撤销皇室内阁）之后，可往劝庆亲王自己辞职，并请诸亲贵劝其辞职。不得，则同到上海开商务、教育、咨议局三联合会，将其罪状布告天下。再不得，则宣布外国，不认新债。”立宪党人企图依照欧美的方式，来一次“倒阁”运动。
湖北的革命党人虽然不赞成他们的改良主张，但到了辛亥武昌起义前夜，他们在反对清廷虐政的这个大局上渐趋一致，因而在抗议行动上常常彼此呼应。如鼓吹革命的《大江报》，发表文章为立宪派推波助澜，革命党人何海鸣，与立宪人士一起向清廷请愿。
一切的谎言终有揭穿的那一刻。当清廷组建了皇族内阁，他的谎言就已经不攻自破了。立宪派跪求哀请立宪宣告失败，这迫使他们不得不与革命党人有限度地携起手来。
清廷的再次违背民意，把自己逼到了孤家寡人这条路上，处境十分被动。立宪派相约再聚北京，继续抗争。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全国形式突然骤变，清王朝和他的皇族内阁在四面楚歌中挣扎。
19世纪末的清王朝在洋务运动推动下，陆续筹建铁路。由于财政亏空，只好举借外债。而债权国除了获得高利润的回报外，还获得了铁路建筑、经营管理、设置路警、驻兵运兵、减免课税等一系列特权。所以，借债修路之举，一直受到铁路沿线官民的高度关注和激烈反应。截至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清政府的铁路债款已高达库平银33亿两之巨。
1909年10月22日，湖北各界代表40余人在教育会集会，宣布成立“湖北铁路协会”。11月22日，铁路协会讨论了筹款办法。一致认为“拒款”重在筹款，并议决分派筹款的数额。咨议局吴庆焘代表全体议员承担100万元，各地区的代表也承担了一定的筹款数额，合计款在360万元以上。
就在同年的11月14日，湖北铁路协会在汉口四官殿召开特别大会，到会者近3000人。当时报载，会议“先由书记员散发东京据款会代表意见书，次由东京代表张伯烈、夏道南登台演说，再由湖北同乡京官派回鄂代表报告旅京各同乡官集会力争废约情形。最后是商会会长、学生代表、陆军军官、绅士、农人、士兵代表演说，均慷慨激昂”。这次会议规模之盛大，阶层之广泛，声势之壮观，皆前所未有。与会者一致认为“借款约之废与不废，全视鄂人筹款之力与不力”。
特别是大会之后的第四天，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新军士兵陶勋臣为保路断指流血”的事件。11月18日，铁路协会开会选举职员，并推举进京请愿的人选。张伯烈以“人微言轻”为借口，不愿进京请愿。陶勋臣走上主席台，拔刀断指，坚决要求张伯烈北上。见此情景，张伯烈慨然允诺。当时的《趣报》对这件事作了报道：
初六日，四官殿开选举铁路职员会，下午6时，正会长以至庶务均已举就。推代表晋京二员。由张君伯烈举吴君兆泰，有人请张君伯烈同往，张君云：“兄弟任务已毕，晋京非我所敢预。”正在云云中，忽有29标士兵陶君勋臣拔刀断指曰：“今陶君为兄弟流血，兄弟愿充吴、宓二公仆夫随往，万一事与愿违，兄弟只得以身殉之，再无面目见我湖北昆弟也。”言至此，泪下。众拍掌称善。外人动以冷血动物诮我中国，自陶君观之，军队不难起色；自陶君观之，路权不难争回。愿我湖北父老昆弟勉之，以副陶、张二君之望。
陶勋臣断指后的第七天，铁路协会又在四官殿开会。据当时的《民主报》报道：“商界到者千余人，是日认股约计50万之谱……湖北绅商学军各界，刻争相开会筹款，如两湖师范、方言、法政、警察、农用、商业、陆军、特别海军。以及各官立、私立学堂，皆提倡捐召路股。不惟教员学生集股，而伙房斋役人等，亦各踊跃路事。各初等学生，亦出薄集股。”在铁路协会的推动下。湖北各个阶层的人民都发动起来了，集股修路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
1909年底，湖北代表张伯烈等人进京请愿，送行的达1000人之多。到京后，他们多方活动。张伯烈甚至多次到邮传部及徐世昌家中“痛哭力争”，到1910年初仍无结果。其后，湖北在京的同乡，包括京官、学界、商界600多人在农历2月22日开会讨论办法。这时，湖北咨议局、湖北教育总会、汉口商界、善堂、报界等各团体纷纷致电清廷军机处和邮传部，电称湖北路款已经筹齐，要求准予由民间办理。见此浩大声势，清政府犹豫了，不敢与四国银行签约，在1910年3月，准许湖北设立商办粤汉、川汉铁路公司。但不久，由于英、美、法、德四国向清政府施加了压力，再次举借外债。1911年1月先后向日本借款1000万日元，向英、美、法、德四国借款1600万英镑，重新推行“铁路国有”的政策。
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实质是将铁路修筑权连同铁路控制权，一并出卖给了外国人。同时，这个“国有政策”严重地侵害了股民的利益。如对已征商股的处理办法：四川省只发给保利股票；湖北、湖南两省只还本不还息；广东只发还6成股金，余4成给无利股票。实际上，百姓投资的血汗钱变成了分文不值的空头支票。于是再度激起了川、鄂、湘、粤四省的铁路局风潮。
湖北的股民在1911年春已经风闻铁路政策有变，为保护自身利益，各界推举咨议局议长汤化龙进京力争。4月26日，各界代表数百人在汉口六渡桥宪政同志会办公所开会，为汤化龙送行。汤“亦自谓路亡与亡”。6月17日，湖北各界军、绅、商、学数千人又在汉口四官殿铁路公司集会，咨议局散发反对铁路国有的传单。会场中，军人、学生占多数，他们高呼“保路救国”口号。留日学生江元吉还以鲜血书写“流血挣路，路亡血流，路有国存，存路救国”16个大字，表示决心，激励群众。
1911年5月2日，当时的《时报》载文说：“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工人数逾四万……自闻收回国有之命，谣言四起，各包工异常惶骇。”还说，“夫役骚动，无日不滋事端，兵竟弹压为难”。铁路国有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湖北铁路风潮自1904年延续到1911年，经历了由“外国争办——借款官办——官督商办——铁路国有”的过程。矛盾表面上是筹款与借款、官办与民办之争，实际上是民间利益与官僚利益、国家利益与外国势力之争。铁路风潮唤醒了各阶层的民众，使他们从切身利益的丧失中，真切地体验到清政府的卖国、腐朽已达到无可救药的地步。特别是一批爱国商人和立宪派人士，通过几年的抗争，更清楚地认识到清政府的无能，丢掉了原来的幻想，纷纷转到革命派的行列中。各地铁路风潮的兴起，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
铁路风潮期间，黎元洪以军界代表身份签名参加铁路协会，并支持入京请愿，赢得了湖北商民的拥护。与此同时，他还与汤化龙等立宪派人士建立了联系，这在高级军官中是少有的。
武昌起义
保路运动的轰轰烈烈，让很多的英雄志士看到了共和的希望。当国家的命运处在“生死存亡之秋”时，一股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气节更凸显坚韧。
争民主，要共和。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日即取得了胜利。
这一次起义并非是无中生有。早在这一年的夏天，四川保路运动兴起，随即发展成为人民的武装反抗。此时的清政府深感恐慌，没过多久，也就是在该年9月份，清政府调动了湖北新军前往镇压。与此同时，武汉方面军备空虚，而长期坚持在新军中发展力量的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看到武汉清军力量薄弱，便积极联合组成领导机构，筹备起义，并派人前往上海邀黄兴、宋教仁等来鄂主持大计。
几天后，便召开了有60多人参加的骨干会议，拟定了起义方案，推举出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定于10月6日起义。
就在制定计划的当天，南湖炮队部分参加革命团体的士兵因反抗长官压迫而企图暴动，引起湖北当局注意。湖广总督瑞澂下令加强戒备，收缴士兵子弹。起义总指挥部便决定起义延期举行。
9日凌晨3时许，天色黑蒙蒙一片，大地还沉寂在睡梦中的时候，一场期待已久的运动正在偷偷的酝酿中。
当日上午，共进会领导人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起义机关装配炸弹，不小心引起爆炸。俄租界当局闻声赶来搜捕，孙武受伤，革命文告、名册、印信、旗帜、符号等均被俄警搜去，交予瑞澂，起义计划暴露。瑞澂飞调巡防营于武汉三镇大肆搜捕革命党人。
同日晚，蒋翊武以临时总司令名义发布命令，命南湖炮队于当天午夜发炮为号，城内外各标、营闻声举事。因官方戒备森严，送信人未抵南湖，起义未成。当晚，起义总指挥部被军警破获，蒋翊武逃脱，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捕，次日黎明英勇就义。
次日，军警按名册继续捕人，形势紧迫。就在起义前几个小时，革命党人先是用尽办法隐匿行踪，暗中联络于当晚起义。武昌的军警以为革命党已经被吓跑，警戒开始有所松懈了，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平静，这为顺利发动起义争取了有利条件。
俗话说：“一场异常平静的背后往往酝酿着异常的惊涛骇浪。”这句话即将被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所证明。19时左右，黎元洪统辖的新军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和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分别于武昌城内外发难，成为打响起义的第一枪。
城内革命军在工程第八营共进会总代表熊秉坤率领下迅速占领楚望台军械库，获得大批枪枝弹药。其他各营随后继起，至22时，占领凤凰山、蛇山、中和门等要地，推举工程第八营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
当时聚集在楚望台的革命军有近800百人，为防敌反击，决定分兵3路向督署及第8镇司令部进攻。当日晚，革命军发起第一次进攻，由于不明清军部署而受挫。午夜之后，革命军再次发起进攻，并使用步炮进行配合，战士们个个英勇冲锋，很快突破清军防线，步步围近督署。瑞澂见后路被断，慌乱中逃到了江边“楚豫”号兵舰上。第八镇统制张彪随后亦率辎重第八营逃往刘家庙。
至11日黎明，革命军攻占各官署、城门。至此，武昌全城处于革命军控制之下。此时因蒋翊武、孙武等人均不在武昌，革命军推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出任军政府都督，发布宣言，号召各省起义响应。
这次顺利成功的起义，给当时没落的晚期清廷一个沉重的打击。在这次起义之前，革命党人也在思考何时起义？起义成功的机会有多大？
俗话说：“机会往往留给有准备的人。”在当时，湖北地区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在革命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消除门户之见，成功地实现了联合。并以当时的兵力计算，相应薄弱，所以将兵力隐匿起来，迟迟未动，并不断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使武汉地区的革命力量得以统一，从而奠定了起义成功的组织基础。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成功地选择了起义的时机和突破口。当全国革命形势趋于成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利用部分湖北新军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之机，果断决定选择革命力量雄厚的华中重镇武昌作为突破口，坚决发动起义。
事实证明，这一选择完全正确。起义发动后，革命党人不失时机地向督署和镇司令部等敌之关键部位发动进攻，使敌人没有喘息的机会。这一不断进攻的战术是符合起义的规律的，因而取得了成功；革命党人和广大参加起义的士兵的英勇奋斗精神，保证了起义的胜利。
起义爆发前，武汉地区的革命党人处在群龙无首的状态。但他们仍然自行联络，发动起义。起义爆发后，他们不怕流血牺牲，顽强作战，终于将胜利的旗帜插上了武昌城头。
武昌起义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和领导的一次成功的武装起义。虽然这一次中国最终没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在中国如何发展的探索历程上写下了闪光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