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璋、段祺瑞之间的争斗，只是黎元洪去职后中华民国政坛动荡的第一个回合。由于段祺瑞复职后拒不恢复旧约法与国会，激起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和西南地方军阀势力的反对。他们在广州联合成立非常国会和军政府，掀起护法运动。孙中山被非常国会选举为大总统，成立了广州政府，与北京政府一南一北同时存在。1918年冯国璋病死，曹锟和吴佩孚成为直系的新首领。直皖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终于导致在战场上兵戎相见。1920年7月，直奉联军将皖系击败，段祺瑞随之通电下野。直、奉两系又因为对北京政府权力的争夺，于1922年再次鏖战一场，最终奉系失利退出关外。这样，新直系相继战胜皖、奉两大军事势力，一时间顾盼自雄，君临天下。曹锟以直鲁鄂豫四省正经略使名义北驻保定，吴佩孚以直鲁鄂豫四省副经略使之职南守洛阳，南北呼应，共同操纵着北京政府。
随着皖系的战败及段祺瑞的去职，大总统徐世昌的职位已经开始动摇。直系在相继战胜皖、奉两系之后，已经不满足于做幕后的指挥。而直系的两大首领曹锟、吴佩孚又各怀政治抱负，“玉帅”吴佩孚自恃才略过人，企图一统全国；“老帅”曹锟则对总统的宝座垂涎已久。亲皖系的徐世昌素来极为圆滑，为抗衡直系的独裁专权，外结西南军阀与关外的奉系势力，内部暗中怂恿“安福国会”处处牵制直系的行动。所以曹、吴二人视徐世昌为取得更大权力路途上的绊脚石，决意扳倒徐世昌。
徐世昌早在皖系败退之后，就深知自己的政治前景不妙。特别是曹锟对总统之位期待已久，徐世昌、曹锟之间又因权力的争夺而结下了个人恩怨。在这种情势下，徐世昌的去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不出所料，1922年6月2日，徐世昌在直系大小军阀的夹击之下被迫辞职，离开北京回到天津颐养天年。徐世昌的离去，为直系独揽大权除去了一块心病。然而，鉴于国民党、奉系以及西南军阀的存在，直系尚有顾忌。如若直接将曹锟推上总统的宝座，难免会招致一片反对之声。正当此时，原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通过吴佩孚的部将王承斌给吴佩孚献上“法统重光”之计，权作赶走徐世昌，拥戴曹锟为大总统的终南捷径。
“法统重光”之策的核心是重新拥戴黎元洪复职为大总统，恢复张勋复辟期间解散的国会。按照吴景濂等人的理解，黎元洪是在非常时期离任大总统，所以不能视为自动离职，故而应该重新迎回将任期补满，俟任期满后再重新选举总统。国会也是如此。段祺瑞一手操纵的安福国会乃是非法国会，所以安福国会选举出的总统徐世昌自然也是非法总统，理应下台。应该恢复民国五年时期的国会，以共商国是，准备总统选举之用。曹锟、吴佩孚见“法统重光”不仅“名正言顺”地驱走了徐世昌，而且可以操纵国会为曹锟当选总统做准备，还能获得南方广州政府的认可，可谓一举数得，遂决意一试。徐世昌辞职的当天，直系将领就在保定曹锟的府邸商议“恢复法统”，恭请黎元洪再次出山的具体办法。会后，曹锟和吴佩孚二人领衔，会同直系军阀十七人发表通电，表示恢复约法、国会，拥戴黎元洪重新出山。一时间，南北各方争相表态，函电交驰，黎元洪俨然已成“重华日月”、“慰望苍生”的不二人选。
这一切对于已经习惯了平寂生活的黎元洪来说，似乎有些突然。自从五年前退出政坛以来，黎元洪除了热心于投资实业之外，也只能以写字、散步打发寂寥的时光。政治对于他来说，似乎已经是曾经沧海了。然而，闲适的生活并没有使这位善于平衡的政治家感到满足，五年前的仓皇去职，让黎元洪胸中始终憋着一口闷气。如今，再度出山的盛邀突然不期而至，给黎元洪平静的内心多多少少掀起了波澜。而聚集在黎元洪周围的幕僚们，也极力劝说黎元洪接受出山的邀请。黎元洪何尝不想再做冯妇？但是凭借多年的从政经验，黎元洪识破了这是直系拉拢自己出来为曹锟登顶做缓冲和过渡。因此，当王家襄、吴景濂赴天津劝驾时，黎元洪直截了当地说：“你们选举曹锟为总统，事情就好办得多。”婉言谢绝了出山的邀请。然而直系决意将黎元洪请上总统宝座，不久又有曹锟和吴佩孚派来的代表熊炳琦、李济臣与国务院的代表、交通总长高恩洪赶赴黎元洪府宅，敦促黎元洪离津赴任。直系各省的督军也继续通电黎元洪，恳请出山。“盛情之下”，黎元洪重新复职之心怦然而动。
然而，拥戴的声浪中也有反对的声音。在黎元洪下定决心，准备复出的第二天，他接到了两封泼冷水的电报。一封出自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另一封则来自黎元洪的挚友章太炎。卢永祥在电文中声称，根据约法，黎元洪的大总统之位已经由副总统冯国璋合法接任，因而根本没有什么补满任期的可能。他警告黎元洪说：“明知陷阱而蹈之，于卫国则不仁，于自卫则不智。”章太炎的电文则是从密友的角度规劝黎元洪此时出山还不是时候，黎元洪应该以就职与否和直系讨价还价，好为将来复职打下有利的政治基础。两封电文或出自敌意或发于友情，确实令黎元洪清醒了不少。如果说卢永祥的电报点到了黎元洪的痛处，那么，章太炎之电则提醒了梦中人。所以，接到卢永祥、章太炎的两封电报之后，再加上有些幕僚劝自己慎重行事，黎元洪又进行了反复思考。他决定推迟复职，先静观局势的发展，酝酿向直系开列的出山条件。为此，他通电声称自己乃是引咎辞职，不敢有复职总统之念。
黎元洪托故不出，让直系上下颇为焦急。于是，他们又发动了新一轮的拥戴攻势。6月4日，曹锟、吴佩孚、萧耀南、刘承恩、田中玉、齐燮元、王瑚、许世英、王怀庆、济南总商会等五团体的军政长官及团体代表致电黎元洪，再次邀请黎元洪“返辔首都，与天下更始”。曹锟、吴佩孚的代表依旧敦劝不已，旧国会议员二十多人在吴景濂、王家襄的带领下更是轮番赴黎元洪府宅劝驾，国务院也派出专人往津游说，黎元洪陷入了劝进的重重包围之中。黎元洪的态度随之渐渐地又变得积极起来，经过和身边的策士、幕僚磋商，决定适时地亮出底牌。6月6日，黎元洪在私宅举行谈话会，寒暄过后，黎元洪拿出一份由饶汉祥起草的电稿让众人传阅，并称：“本日特发一电，对于时局前途有具体之主张……鄙人出处以今日所主张者为唯一关键，在座诸君可以此意转达各省区长官及全国国民，如以鄙言为不合，则今日与诸君畅谈之日，即为最后会晤之一日，鄙人不敢再问国事矣。”黎元洪所拿出的这份电稿就是轰动一时的“鱼电”。
黎元洪这份电稿的主要内容就是“废督裁兵”四字。或许是多年从政的深切感受，黎元洪在电文中痛诋督军制所造成的五大危害：其一，无人不兵，无兵不匪。其二，督军拥兵为雄，搜刮民财。其三，督军们连年争战，兵连祸结。其四，督军滥用威权，干涉政治，破坏了民治原则。其五，督军权重，使政潮迭起，破坏政党政治，国无宁日。在电稿的最后，黎元洪要求督军立刻解除兵权，还政于国家。否则自己断然不会出山，官复北洋军阀曹锟总统之职。客观说来，黎元洪所提出的“废督裁兵”的主张的确切中时弊，中华民国政坛的变乱频繁很大程度上是军阀拥兵自重、目无法纪所致。要改良中华民国政治生态环境，废督裁兵是必要之举。然而，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黎元洪“废督裁兵”的主张只能说是“持论甚高，陈义甚正”；要军阀自动解职交权，不啻与虎谋皮。但黎元洪能够以此为复职与否的前提条件，不失一个政治家的魄力和勇气，并非仅仅是沽名钓誉。
曹锟、吴佩孚接到鱼电之后，没有想到黎元洪竟然会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曹锟气愤地说：“做现成的总统还要向别人提条件！我们捧他上台，他却叫我们下台！”吴佩孚也相当恼怒。不过考虑到黎元洪为直系所用的长远利益，曹锟、吴佩孚二人还是发电假意表示赞成。在他们的授意之下，河南督军冯玉祥电称“废督请自隗始”，江西督军陈光远、山东督军田中玉、陕西督军刘镇华、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等人也纷纷来电表示愿意听命。
黎元洪眼见自己的主张得到接受，进而复发一电声称要全体督军解去权柄才肯进京就任总统。并且派专员赴曹锟、吴佩孚等处要求予以切实保证。对于黎元洪得寸进尺的举动，曹锟、吴佩孚极为不满。曹锟的部下劝自己的主子干脆踢开黎元洪，直接出任总统。而吴佩孚也对黎元洪的亲信金永炎说：“黄陂如果再要装腔作势，我就无能为力了。你回到天津后，请他说一句痛快话！”与此同时，黎元洪身边的幕僚也感觉到黎元洪有些过于固执，主张不太切合实际，督军们通电表示听命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了。再要求全部解除兵权，恐怕难于上青天，弄不好会激怒曹锟、吴佩孚等人，复职可能就无望了。黎元洪觉得这次军阀们总的来讲还是够给自己面子的，再较真下去反而可能会功亏一篑。于是，他在6月10日发出复职通电，开始了第二次总统生涯。
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在原国会正、副议长王家襄、吴景濂及国务院代表周自齐，曹锟和吴佩孚两人的代表熊炳琦、李济臣等人的陪同下，登上了赴京的专列。约在上午11时，黎元洪抵达阔别政坛五年之久的北京。此番归来，黎元洪目之所及，到处是彩旗飘扬，人头攒动；与五年前仓皇离京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在当天下午的复职典礼上，黎元洪精神相当亢奋。礼堂布置完毕之后，侍从武官长唐仲寅进内室请黎元洪出来行礼。只见黎元洪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在内室中踱来踱去，对着穿衣镜大笑不止。唐仲寅不禁奇怪，就问黎元洪：“总统想起什么事这样高兴？”黎元洪情不自禁地说：“人家都说我是黎大苕。如今我黎大苕又坐起天下来了。”喻育之后来就此事曾经询问过唐仲寅，唐仲寅回答道：“总统一生涵养功深，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即使是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的黎元洪，此时也难掩得意之情。
复任总统之后，黎元洪首先面对的是组阁问题。五年前，黎元洪第一次出任大总统时，曾因组阁之事而历尽艰辛。此番黎元洪一入京，就发布了任命颜惠庆组阁的命令。吴佩孚称：“组阁为元首特权，宵人谣啄，概请摒绝。”表示不干预黎元洪组阁。在选择阁员时，黎元洪也没有征求直系军阀们的意见。组阁之后，黎元洪又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撤销民国六年六月十二日的解散国会令，撤销对孙中山的通缉令，全国各地一律停战令，等等。又电邀孙中山、陈炯明、唐绍仪、伍廷芳、熊希龄等南方人士和社会名流来北京共商大计。曾经致电指责黎元洪复职的卢永祥也通电表示承认黎元洪为“事实”上的总统，西南数省的军阀如云南唐继尧、四川刘湘、贵州袁祖铭以及广东的陈炯明等都相继或通电或发文对黎元洪表示了拥戴和支持。黎元洪复职总统，似乎有坐定天下之态。
但是这种良好的感觉并没有维持多久，黎元洪就发现自己面临着一系列的麻烦。首先就是“废督裁兵”的问题。黎元洪的鱼电发出之后，虽然没有达到全体督军解除兵权的预想，但是以曹锟和吴佩孚为首的大小军阀还是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如今复职总统，黎元洪急于将“废督裁兵”的方针切实地执行下去。为此，黎元洪打算先从吴佩孚下手。在新组建的颜惠庆内阁中，吴佩孚被黎元洪任命为陆军总长。任命吴佩孚为陆军总长有两个好处，一是调吴佩孚为陆军总长。则吴佩孚的直鲁鄂豫四省副经略使之职自然取消，等于无形中去掉一个手握重兵的督军。再者，调任吴佩孚为陆军总长，主持“废督裁兵”和全国的军事事宜，其他大小督军慑于吴佩孚的威力不敢不从。黎元洪请吴佩孚出山的策略确实是一步妙着，不料吴佩孚更为老谋深算，根本就不赴任陆军总长一职，黎元洪的设想成了水中捞月。
为了给黎元洪一个台阶，1922年6月15日，曹锟、吴佩孚等人在保定主持召开了“废督裁兵”的会议。提出在全国设立九个军区，将全国军队编为四十个师，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但由各军区的“军区长”主持计划。这次会议的内容只是挂着“废督裁兵”的羊头，实质上却是直系的一次军事整顿会议。黎元洪当然不能认可这种形式下“废督裁兵”。即使是那些当初允诺“废督裁兵”的督军，眼见曹锟、吴佩孚二人公然反对的态度，也都见风使舵，以各种理由表示“废督裁兵”不宜实行。
对于“废督裁兵”一事，黎元洪颇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气概。指望督军自动解除兵权已属对牛弹琴之事，黎元洪又想出通过委任省长来逐步废除督军的办法。针对一些省份的省长由督军兼任这一现象，黎元洪下令裁去督军一职，由省长办理军务善后；如果不是兼职，就改督军为督理军务善后事宜。对各省只派省长，不再委任督军。然而督军们很快就找到了对策，见黎元洪只派省长，便纷纷摇身一变从督军而为省长，或者是选择自己的傀儡出任省长一职。即是省长出缺，也不欢迎黎元洪委派新人。在复职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黎元洪委任的直、鄂、豫、陕各省省长汤芗铭、田文烈、张绍曾等人由于遭到督军们的反对，无一到任。至此，黎元洪的“废督裁兵”计划宣告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