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嘛教作为佛教的一支，其追求的终极目标与其他教派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与被称为“显教”的汉地佛教相比，“显教”以理论探索为主，而藏传佛教以密教为精髓，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俗信为其主要特征，宣传口诵真言咒语(语密)、手结印契(身密)和心作观想(意密)三密相结合的修行方式。
和珅知道乾隆皇帝崇奉喇嘛教，于是自己也认真研习喇嘛教的经典。很快，和珅就达到了能同乾隆皇帝一起“修持密宗”的程度。在这方面，他们能够做到心意相通。
不少清人笔记中记载着关于和珅同乾隆皇帝一起“修持密宗”中的一件事：
乾隆皇帝当满六十年皇帝退位以后，湖北襄阳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起义军纵横驰骋于四川、湖北、河南、陕西、甘肃五省，极大地震动了统治者。这也让已经当上太上皇的乾隆整日寝食难安，耿耿于怀。即使在乾隆弥留之际，也念念不忘。话说乾隆禅位之后，忽然有一天，单独传召，命和珅入大内进见。等到和珅进入后宫，发现乾隆面南而坐，而当时已登基称帝的嘉庆，则只坐在乾隆身边的一个小凳上。和珅跪在地上，过了很久也不见乾隆说话，乾隆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一样，只是口中念念有词，好像在说什么。嘉庆侧起耳朵，努力想听清楚，却终究无济于事，不明所以。过了一会，乾隆忽然睁开眼睛大喝道：“那人叫什么名字？”跪在地上的和珅不假思索立刻回答道：“徐天德，苟文明”。乾隆不再言语，继续闭起眼睛默默念诵着什么。过了大约一个时辰，才打发和珅出来，其间没有同和珅说一句话。嘉庆大为惊愕，过了几天，秘密传见和珅，问他说：“上一次，父皇召你进宫，他说的是些什么，而你回答的那六个字又是什么意思？”和珅应该是颇有些得意的说：“太上皇背诵的是喇嘛教中的一种秘密咒语，默诵这种咒语，被诅咒的人虽然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地方也会突然死去。所以当时太上皇问及的时候，我用白莲教匪首徐天德和苟文明的名字来应对。”
这个故事很明显地说明了和珅与乾隆皇帝在信仰方面的默契程度。
和珅本人精通四种语言文字，这在乾隆皇帝在位时期的所有大臣中间是不多见的。所以朝廷中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关于蒙古语、藏语的翻译等兼职工作很自然就落到了和珅身上。做好理藩事务，就成为和珅得到乾隆皇帝垂青的第四项基本条件。
比如，乾隆皇帝七十寿诞之时，朝廷上下都在紧张地安排祝寿典仪。此时的乾隆皇帝与众多大臣正在热河避暑山庄行宫中准备，和珅等另外一些大臣则在北京留守。
恰在此时，西藏六世班禅飞骑呈来一份文书。乾隆接过文书，却是藏文，随行的众位官员无一人懂得。粗通藏文的乾隆皇帝也看不大明白。乾隆立刻想到了和珅的重要，派人火速传和珅前来热河避暑山庄行宫候驾。
和珅到来后，拿起信，随即念道：
“小僧自幼仰承文殊菩萨大皇帝豢养之恩，不胜尽数，非他人所能比。小僧乃一出家人，无以极称，虽然每日祝祷文殊菩萨大皇帝金莲座亿万年牢固，并让众喇嘛等奉经祈祷，但仍时时企望见文殊菩萨大皇帝。庚子年为大皇帝七旬万万寿，欲往称祝，特致书皇帝膝前，以达敝意。”
此信的大致意思就是说，六世班禅知道乾隆皇帝七十大寿，非常高兴，他准备亲自带领几百名喇嘛、僧人前往北京给乾隆皇帝祝寿。
你想，乾隆听了能不高兴么？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大寿如果有班禅亲自祝寿，那必然会使祝寿活动大放异彩。乾隆当即命和珅拟诏。和珅用满、藏、汉三种文字拟好了诏书。乾隆见了更是高兴。为了奖励和珅卓越的外交才能，乾隆任命和珅为理藩院尚书，管理蒙、疆、藏事务及外交上的一切事宜。不但如此，乾隆知道班禅要来，就想到了一个问题：班禅住哪儿？北京有他的驻地——西黄寺，但承德避暑山庄没有，没有班禅的驻地，谁来修建？换谁谁也干不了这个工作，当时乾隆命令和珅负责建造六世班禅在承德的驻地，给他专门建造一个宫殿。现在这个宫殿(须弥福寿之庙)还在承德避暑山庄。须弥福寿之庙共占地三万七千九百平方米，整个建筑，采用了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风格。建造在山麓之上，在寺庙正中，建大红台一座，以此为中心，把整个院落分为前中后三个组成部分，前部建有碑亭，后部建琉璃万寿塔，依循山势，逐次升高。庙的前部建筑由五孔石桥、石狮子、山门、碑亭、琉璃牌坊组成。周围建有围墙环绕，左右建有东西掖门，上面按照中式宫城的格局建有楼台。这座庙坐北面南，正中的大红台与东红台，吉祥法喜殿相毗连。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给人造成一种辉煌庄严的感觉。乾隆细细看过后，连连称赞，命和珅加紧督造，财力、人才悉听他调用。历时不到一年，“须弥福寿之庙”建成开光。这就是和珅督造的“须弥福寿之庙”，换别人这个工作做不了，因为必须符合西藏喇嘛教的规矩规章，而且又要适合中土的风俗，这个工作只有和珅来做。可以这么说，诺大的一个朝廷，流利地掌握四种语言的人，不见得会为官；会为官的人呢，又不见得能流利地掌握四种语言。两者都精通的呢？诺大的乾隆朝只有一人——和珅。
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使之无人能敌之外，和珅还利用一切机会，做好一些乾隆皇帝临时差遣的兼职工作并尽量使之尽善尽美。他知道，这也是自己博得乾隆皇帝垂青的基本条件之一。
能够典型的体现出和珅做好兼职工作，使之尽善尽美的是下面的几件事情：
1．编纂《四库全书》
和珅能够时刻为乾隆着想，抓住时机替乾隆换取好的名声。这对把自己的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乾隆来说，无异于一剂最贴心的良方。
乾隆一生抱负极大，不只是想留得当世的盛名，还希望能够万世不朽。古人曾说人有三不朽：“其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乾隆帝觉得自己德行足以广被天下，功绩也是百代无双，就想在“立言”上也作出一番成绩。他不仅要超过他的祖父康熙帝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的大业，而且要超过以前的历代君王编出的“功德”(如宋朝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和明代的《永乐大典》)。因此他命人编纂了《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一部规模宏大的书，它收录书籍总计3470种，79016卷，36078册，在当时的世界上可谓是绝无仅有的一部。它收录的书中，除了皇室原有藏书外，还遍征海内各大藏书名家的珍本善本。这套书从1773年起，至1782年初步完成，共经历了十年。
这期间，《四库全书》修纂馆的总裁几易其人。能够负责《四库全书》修纂的必须是众望所归的饱学之士。因为《四库全书》馆总裁绝不仅是虚挂其名的事，要切实的能够对书籍的入选与否、版本的择定等一系列事务做出决定。
起初，《四库全书》修纂馆的总裁由大学士于敏中任总裁；于敏中病故后由和珅妻子的爷爷英廉接任；1780年又由和珅任总裁。
和珅的学问自然不能胜任这么重大的职责，不过，他为人机智、精明；而且他知道，乾隆对《四库全书》的编纂极其重视，当作生平中的一桩大事。正是因为如此，和珅办起事来理所当然投入了十二万分的小心，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何况还有学富五车的纪晓岚充任总纂官在一旁协助呢。
然而和珅在担任正总裁后，编书之余，多次上书建议乾隆严加查缴书籍，对有问题的书籍一律加以销毁。即使是编入《四库全书》的书中，很多也做了删削或修改，去掉了几乎所有违逆的词句。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四库全书》本的各种图书，都是经过一番清洗后的洁本。究竟修纂《四库全书》功过如何，实在是不好判断。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四库全书》确实为乾隆的业绩又添上了浓重的一笔，一直到今天，还被人经常使用。而这一笔中也确实包含了和珅付出的辛劳。
和珅一生中除了充当《四库全书》总裁外，还负责监督、修订了很多图书，如《开国方略》、《日下旧闻考》、《清三通》、《热河志》、《石经》、《大清一统志》等，为乾隆皇帝在立言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2．主持禅位归政大典
1795年，85岁高龄的乾隆帝发布上谕，准备在这一年把皇位传给皇十五子颙琰。如何把禅位归政大典办得隆重，以显示乾隆帝的仁君风范，着实让和珅伤透了脑筋。一直到了大年三十他才把大典的礼仪制定好，交与乾隆帝圣裁。其中，最让乾隆满意的是和珅提议的“千叟宴”。所谓“千叟宴”，就是召集官员、缙绅中七十以上的高寿老翁在皇宫中举行酒宴，与皇帝同乐。
举办“千叟宴”，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可以达到提倡尊重老人、孝敬老人的目的，符合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规范；第二，可以表明乾隆皇帝的功德得到了全国人民的首肯;第三，还可以表明在乾隆帝统治的六十年中，四海升平、百姓都得以长寿。这叫一举三得。
但是，正月时节，北京城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若大的一个宫殿中，空空荡荡如何取暖是一个大问题。和珅别出心裁，调来了1550多只火锅，举行火锅宴。这一设想，实在妙不可言，不但可以保证殿内的温度，而且火锅里燃烧的煤炭、沸腾的浓汤都会更好地烘托出喜庆气氛。
正月初四，千叟宴如期按照和珅的安排在宁寿宫皇极殿举行。声势浩大，果然不同凡响。
和珅的这一安排为乾隆赢得了天下盛誉，令乾隆大为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