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出生的年代与他生活的整个青少年时期，正赶上清朝的“鼎盛”时期，即人们常说的“康乾盛世”。当时上距清军入关已经有一百余年，清朝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实施的一系列积极措施与励精图治，缓和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全国统一，疆域扩大，政权巩固。与此同时，恢复并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使广大人民有了一个较为安定、祥和的生产与生活的氛围，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学术文化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有集以前各代大成之趋势。这个时期人们安居乐业，普遍都感到有奔头。例如，康熙帝从亲政开始，为了长治久安，国泰民安，使百姓休养生息，他接连发布了一些“惠民”的诏谕，宣布停止“圈地”，实行“更名田”；奖励开荒；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淮河、永定河，并多次亲临工程现场视察，指导治河工作；改革赋役制度，重视发展农业生产，蠲免钱粮，改革地丁银的征收方法，宣布滋生人口永不加赋。此外，康熙帝特别是在其统治前期，还大力整顿吏治，裁减冗员，惩治贪污，表彰清廉，为“康乾盛世”进入“鼎盛”，打下了基础。雍正帝统治时期，从实际出发，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以“猛严”的作风和姿态，惩治各种弊端，一改其父康熙帝统治后期的“宽仁”之法。从而一扫康熙末年以来的固守因循之风，使全国呈现出一派“政治一新”的景象。他“立志以勤先天下，凡大小臣功奏折，悉皆手批”，“朱批奏折，不下万余件。”国家大政，事无巨细，他均要经过熟思详虑，然后下达诏令。他亲自处理奏章，每日批阅文件往往至深夜。此外，雍正统治时期，十分重视选拔、使用人才。他深知“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耳”。例如，他对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等人的重用就很能说明情况。这几个人都不是科举出身，且原来地位低微，但因为他们都有办事的能力，又精明强干，认真踏实，富有经验，故而将他们都提升为封疆大吏(即总督、巡抚)，独当一面，成为朝野闻名的股肱之臣。同时他十分重视整顿吏治，采取坚决措施粉碎朋党，对八旗大员也进行了各种限制，并严惩贪官污吏，使政风为之一新。为了保证官吏清正廉洁，他决定实行“耗羡归公”制度，并以发放“养廉银”作为补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专制制度，他决定设立“军机处”。这是皇帝亲理政事，独揽军政大权的有力措施。在他统治时期还实行了开豁“贱民”，废除各种人身依附关系，从而缓和了尖锐的阶级矛盾，解放了部分生产力。为了促进生产发展和社会繁荣，他下令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这样就减轻了无地、少地，而人口多的贫苦农民的负担。他为了巩固边疆，笼络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增加其“向心力”与凝聚力，继续实行其父康熙帝所采取的重视藏传佛教(即喇嘛教)的做法。与此同时，他还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这对于消除分裂割据，巩固边疆，从而进一步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加快民族融合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雍正帝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使社会繁荣昌盛，面貌为之一新。具体表现在国家财政收入显着增加，国库存银数量不断上升。例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户部银库实际存银为3262余万两，可是到了雍正七年(1729年)，短短的七八年间，就迅速增加到存银6000余万两，史载当时“积贮可供二十余年之用”。
乾隆统治时期，采取了“宽”、“严”结合的持“中”政策，缓和其父统治时期社会各阶层间的紧张关系。他采取了“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与八旗家奴“开户”等一系列措施。为了发展生产，他继续注意兴修水利工程，加紧治理黄河、淮河，兴建海塘，提高预防自然灾害的能力。每当遇有灾荒之年，政府还借贷灾民口粮、种子、“耕牛价银”，只要借贷人按期归还，一般都不收取利息；或以工代赈，甚至蠲免不还。因此，这一系列积极措施，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以至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耕种面积不断扩大。例如，顺治八年(1651年)，全国耕地面积只有200多万顷，到雍正二年(1724年)，就增加到680多万顷，至乾隆三十一年(1761年)，又增加到740余万顷。与此相应的是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农作物种类有了增加。此时是农产品生产开始向商品生产转化的重要时期。
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也有了较大发展，例如，制盐、冶铁、冶铜、采煤、纺织、陶瓷和造船等行业，均比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商业活动也比前代更加活跃，商业贸易与商品流通亦很发达。皇商、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秦商、江右商人，以及吴越商人集团都十分活跃，他们几乎垄断了国内、国外的商品交易和外贸往来。随着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业、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原来的基础上，又缓慢地发展起来。具体表现为社会生活中人身依附关系削弱，工农业生产中使用雇工进行商品生产的作坊、手工工场比以前增多，生产中雇佣关系比前代更有发展。
乾隆帝统治时期，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蒙古厄鲁特四部、回部与西藏的统治，基本上奠定了我国现有的疆域。当时我国的疆域北自恰克图，南到南海诸岛，西始葱岭巴尔喀什湖，东至黑龙江库页岛与太平洋西岸。当时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亚洲最大的繁荣昌盛的大国之一。当时中国空前统一，社会相对和平安定，封建经济繁荣发展。这就是所谓“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和珅一生几乎都生活在这一时期，他从降生以至童年、少年到青、壮年都是在这一时期度过的。这种条件与氛围为他展示才华，实现抱负提供了有利条件；当然也为他凭借着手中的权力，蠹国肥私，大肆贪污也提供了可能。前文已述，虽然和珅出身并不是太卑微，乃是将门之后，原本有可靠的保证，可以令他过上悠闲、舒适的生活。也许这样就没有成为大清王朝乾隆帝的最大宠臣和宰相的和珅了。然而，还在和珅年少之时，家中就陡发变故，将他一下推到了人生的危境之中。
和珅三岁丧母，在幼年时期就遭遇了人生的第一大不幸。
和珅的父亲常保，史书上对他的生平记述不多，仅可以知道他为人中正平和，做官清正廉明。因身为福建都统，所以很少留在京城，多年戍守在外，无暇照顾和珅及其弟弟和琳。继母对待他们兄弟苛刻暴戾，根本无温情可言，和珅兄弟每日在继母的白眼中过活，甚是凄苦。所以，和珅是在既缺父爱，也无母爱的环境中长大的。
也许正是这样的环境，使得和珅小小年纪即知道了读书的重要性。兄弟二人刻苦攻读，和珅九岁时(乾隆二十四年)与和琳一起双双以优异成绩被选入咸安宫官学。
咸安宫官学是当时京城最好的学校，要进入该所学校，必须是八旗子弟中长相俊秀者及内务府子弟，同时学业要十分优异，每年只选八十名左右的学生入学(八旗中每旗选十名)，而且坚持宁缺毋滥。学校设管理大臣、协理事务大臣，另有满汉总裁。总裁须是翰林，教师也多是翰林，极少数不是翰林的，也必是享有盛名的饱学之士通过考核后方可担任。学校不仅开设一般的经、史、子、集课，而且还开设满、汉、蒙、藏等多种语言课，同时教授骑射、习用火器。可以说，咸安宫官学是培养文武全才的贵族学校。
咸安宫官学因办学地点在紫禁城内的咸安宫而得名。因此，这所学校的位置，是在今天故宫西华门一进门的路北的咸安宫。咸安宫在今天属于故宫的非开放区域，目前我们只能看到咸安宫的一座入门。
学校办到了紫禁城内，可见咸安宫官学非同一般的特殊地位。
清朝的学校，分成以下几类：
清朝的时候，在京师设立国学，以之为全国最高学府。国学亦称太学、国子监。国子监是全国最高学府，是培养官僚的，设于京师崇仁里成贤街，隶礼部。主官为祭酒，满汉各1人，次官为司业，蒙满汉各1人。另设监丞、博士、典簿、典籍等学官。讲学的有博士、助教、学录。教学管理有“五厅”(绳衍厅、博士厅、典籍厅、典簿厅、掌馔厅)、“六堂”(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前3为低级班，中2为中级班，后1为高级班)。学生来源于贡生和监生。监生有岁贡生(每年从州、府、县的廪生中挑选入监学习者)、恩贡生(逢国家大庆从州、府、县的廪生中挑选入监学习者)、拔贡生(乾隆七年开始，每隔12年从州、府、县的廪生中挑选入监学习者)、优贡生(学政任满后会同督抚从州、府、县的廪生中挑选入监学习者)、例贡生(廪、监附生，纳捐入监学习者)。监生有恩监生(为皇帝特许的监生者)、荫监生(官员子弟凭祖、父功劳为监生者)、优监生(由附生选入国子监学习者)、例监生(通过捐纳取得监生资格者)、举监生(以举人资格入监学习者)。学生一般300人，住校。教材是《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此外还有习字、习射。学生在低级班学习1年半，文理兼通则进入中级班，再过1年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则进入高级班。教学以科举考试为中心，学生在临内要练习做八股文，以应付以后科举考试。国子监有一些制度。一是按月考试积分。此法于顺治十七年停。二是历事制，即派监生到六部诸司历练政事3个月。此制度康熙初年停。三是季考月课制：为培养监生的科举考试能力，祭酒3月对监生一考，司业每月十五对监生考试。这个制度实行的时间比较长。国子监在雍正后有所发展，争取到了较多经费，校舍也有所扩充。乾隆初年，对国子监的制度作了改革，严格了师生的选拔，加强了教学管理制度，增加了明经、治事科八股，监生肄业期满叙用也得到保障。道光末年，国子监开始衰落，教学制度有名无实，住校人数只百余人。同治二年，只40人。
旗学，为八旗子弟的学校。最初八旗各有自己的旗学，康熙、雍正时，先后设立了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皆隶属于内务府管理，专收内务府的八旗子弟入学。
宗学是为宗室子弟开的学校。顺治十年开始，学制5年，教习从满汉人中选拔，读满书、汉书，兼习武艺。学生可以殿试授官。光绪三十四年宗学撤。觉罗学是为觉罗子弟开的学校。觉罗指努尔哈赤伯叔兄弟的旁系子孙，觉罗学与宗学差不多。这两类学校由宗人府管理。
府学、州学、县学是府、州、县设立的学校。其教官有正有副。正教官，府学称教授，州学称学正，县学称教谕，各1名；副教官是训导，员额不定。学生是童生经过入学考试，取得生员(秀才)资格再经过考试，根据成绩分三等：廪膳生，成绩最好，有一定名额，发给月米；其次是增广生，也有一定名额，没有月米；再其次为附学生(附于诸生之末故有此称)。府学、州学、县学课程教育内容为培养官僚而设置。有法律课，讲解清律；政治课，读卧碑。文化教育课，读《四书》、《御纂经解》、《性理大全》、《诗》、《古文辞》、《大学衍义》、《文章正宗》等。课程少，重点放在考课上。考课有月考、季考与岁考。
由于官学是科举的附庸，教学内容与社会实际严重脱离，教官迂腐，管理混乱，考试制度腐朽，月考、季考废弛，学风败坏，国子监取消坐监制度。晚清时期，官学已经名存实亡。
清朝私塾形式有：一、教馆(或称坐馆)，请老师到家里教学。二、家塾，老师在家里办学。三、义学(义塾)，地方或家族在寺庙办学，教穷人家子弟。清末由学房铺变成了改良私塾。这些私学从事启蒙教育，以教授识字、写字和基本知识，学生基本上五六岁到二十岁，以《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四书》为教材。在这些地方能学到一些东西。这些私学，强调死记硬背，而且体罚严重，严重地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私塾一直坚持到民国时期。
除上述官学、私学外，清代还有一种非正式的官学，叫书院。书院以往为私人创办，设于名胜之地。清初因为害怕坚持民族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利用书院宣传抗清思想，乃明令禁止。到雍正十一年才允许办书院。有的也由士绅开办。由于国家的支持，清朝的书院发展很快，由省发展到州、府、县，大约有4000所左右。书院的领导是山长，学生选拔首先通过各州县，再经过省道员和布政司的考察，他们是已进官学的生员和尚未进官学的童生。清朝书院绝大多数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学校，但乾嘉时期，部分书院成为朴学讲研之地，在经史的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从乾隆后期开始，书院开始衰落：山长滥竽充数，但向学生索取束修，月课不行，滥用讲席……光绪二十二年后，山西、江西一些书院开始裁减诗文教学，增加近代科学文化课程。礼部要求各省效仿。二十七年，清廷下令全国书院完全改为学校。
咸安宫官学招生的对象是八旗官员子弟。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所官学学习的学生，如果不是名门显贵之后，那一定是达官子弟。
咸安宫官学是当时京城最好的学校。这所学校实际上是一所国家高级干部培训学校，实际上是一所官员后备学院。
在当时，类似于咸安宫官学这样的学校在北京的皇城里还有一个，叫景山官学。景山官学同咸安宫官学一样，也是因为其办学位置在景山内而得名。在这里面读书的学生则与咸安宫官学不同，这里的学生都是内务府的子弟。
由这两所学校的位置和它们所招收的学生来源可以看出，咸安宫官学的名声要比景山官学高得多多啦。
咸安宫官学的管理是极为严格的，负责管理学校的官员必须是翰林，学校内的普通老师也大多是翰林，极少数不是翰林的，也都是当时那个时代享有盛名的饱学之士。
有的读者心中会有疑问，和珅的家庭不是已经破落了么？他的父母不是已经都去世了么？他怎么能有资格上这么好的学校呢？难道这所学校是当时大清朝专门为家庭贫困而又刻苦好学的孩子举办的么？
那么，他是怎么上了咸安宫官学这所当时京城最好的学校的呢？按照他们家当时的条件，即使托关系恐怕也上不成这么好的学校吧？谁还肯为一个无父无母、将来对自己一点用也没有的穷孩子帮忙啊？
其实，他上这所学校还真没用别人帮忙。这里有一个时间上的巧合：是他上咸安宫官学在先，他父亲死在他上咸安宫官学之后，两件事只是在同一年而已。
咸安宫官学不收学费，但日常生活费用需要自己打理。凭着父亲常保的薪俸，和珅与和琳倒也不必为读书之外的事情操心。
但上天似乎故意与和珅作对，在和珅刚刚进入咸安宫官学不到一年，也就是在和珅十岁时(乾隆二十五年)，父亲常保在福建任上突然病逝。和珅遭遇了人生的又一次沉重打击。
常保为官清廉，和珅的家中很少有额外的收入，全凭常保一人的薪俸过活，常保的病逝使全家人唯一的生活来源骤然断绝，和珅的生活立刻窘迫起来，以至于支付不起自己和弟弟上学的生活费用。
和珅为了凑足生活费用，小小年纪不得不四处告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