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了一会儿，我告辞出来，并说：“明天我就把熊、王两位领来和大哥见面。”我由吴家回到油房胡同，就要王毓芝接通保定电话。熊炳琦(润承)接到电话，非常高兴，他说：“兰亭别挂，等我报告大帅(指曹锟)一声。”不大一会儿，熊说他报告过了，并说大帅要我当天晚上去天津和四爷(指曹锐)见面。这话我明白，就是让我再向曹锐报告一遍的意思。
当天晚上我到天津见了曹锐，随即赶回北京。第二天12点以前，我到油房胡同，等着熊炳琦来同王毓芝三人一齐吃午饭。午饭后我们三人一同前往小麻线胡同一号吴宅。熊、王、吴三人见了面，谈得很圆满，晚上熊就赶回保定。于是我经手的人我送钱，并通知大家谁经手的谁送钱。(拿钱的地方是前门外二条胡同大有银行，银行的负责人是汪小舫)只是送钱的事情就办了六七天，但谈到选举这正经的事情，都是三言两语就完了。吴景濂一个人就给了40万，其他每人送给5000元。有一个湖北众议员在我们送给他5000元之后，他曾把这件事上了报，还把支票拍了照片印在报上。
后来冯玉祥倒戈时，把曹四抓去，要他拿出钱来。曹四拿不出来，说钱从前是有的，都被三爷买总统用去了。冯不信，逼着他要，曹四竟服毒而死。曹锟当了一年的贿选总统，下台后活到73岁才死。他的姨太太九岁红给他生的一个儿子，听说解放以后在天津某饭店门口给人家擦皮鞋为生。
自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被曹锟、吴佩孚击败出关以后，即处心积虑，筹划雪此一败之耻。而直系则因胜而骄，自认可以高枕无忧了。1923年10月，曹锟用贿选手段当了大总统。吴佩孚日渐专横，妄想武力统一全国。他部下的将领，有野心的因争权夺利而勾心斗角，无大志的则奢侈淫逸，吃喝玩乐。这时直系内部是互相排挤，矛盾重重。这就给奉张造成有利机会，准备待时而起。
1924年秋，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认为时机已至，一面通电支援卢永祥，一面进兵榆关、朝阳，窥伺关内。9月17日，吴佩孚受曹锟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在中南海四照堂对各将领作军事上的部署。冯玉祥奉命为第三路总司令，率部出古北口，经滦平、承德向北进军。
10月22日，顾维钧约我和孙润宇(字子涵，江苏人，国会议员)、米振标等人到他家吃晚饭。在席上，孙润宇用警告的语气对我说：“注意呀，冯玉祥这人靠不住，不应当叫他带队伍到前方去。”我当时对孙的话很不以为然，就不加思考，冲口而出说：“这一桌吃饭的人都靠不住，冯玉祥也不至于靠不住。”孙听了之后默然不语，旁人也都没搭腔。我随即感到我这样说话有些失礼，就拐弯说了些笑话，才把这个场面敷衍过去。
不料第二天早晨我刚出门，就看到街上都是佩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臂章的军队，这才知道冯玉祥已于昨夜班师回京，通电“主和”，与奉张共讨曹、吴，并已将曹锟囚禁在延庆楼里了。我立刻想起昨天晚上孙润宇所说冯玉祥靠不住的话，觉得自己真是太没有知人之明了。
我对冯玉祥的认识，是英明机智，治军有方。在曹锟贿选总统时，我和冯经常见面，感情很好。关于他的事，我能帮忙的总是尽力帮忙。他和吴佩孚意见不合，是由河南开始而逐渐尖锐起来的。冯任河南督军时，曾到保定见曹，我正巧在曹处，见他痛哭流涕地向曹诉苦说：“吴玉帅压迫我，弄得我不知怎样办是好，看样子他是要缴我的械。”曹说：“不会，他怎能缴你的械？既然你俩不和，我另给你想办法，你上我身子后头待着去吧。”不久曹就发表冯为陆军检阅使，带队移驻南苑。冯对曹很感激，一直表示竭诚拥戴，因此我决不疑他有倒曹、吴的计划，更没有估计到他竟与奉张订有共讨曹、吴的密约。
曹锟被囚后，我很关心他的安全，当即去到总统府，通过重重警卫，到了延庆楼，见到一位冯部的营长(姓名已忘记)穿着便衣陪伴曹锟坐在那里。曹的神态很镇定，看我进来，徐徐地对我说：“当时你们大家把我拥戴出来，这时又由大家把我看管起来，怎么办都可以，我没什么说的。”听他的语气，大概认为我也是倒他的一分子了。但我当时不便申辩，向他安慰了一番就告辞出来。曹锟从那时起，便由冯所派的营长与他同吃同住，整天在一起，交通和通信机关也都有冯的部队驻守，曹与外界基本上断绝了联系。
之后，我从各方面断断续续了解到这次政变经过的一些情况。由于冯玉祥与吴佩孚矛盾日深，而曹锟的一些亲信有时对冯也加以排斥(如冯因请领军饷常受到总统府收支处长李彦青的刁难)。这种种矛盾都给奉张以可乘之机，奉张就通过各种关系，派人与冯拉拢，使冯加入奉方，共同推倒曹、吴。我所认识的郭瀛洲、张树声就是其中最起作用的两个人。郭瀛洲是张的亲信旅长，数次来京，都是来去匆匆，还曾在我家(后门沙井胡同)住过三次，我始终不曾怀疑他。有一次我曾问他：“你来北京有什么公干？”他说：“我想做一笔买卖。”我追问他：“做什么买卖？”他就含糊其辞，不愿明说。当时我猜他一定是在贩卖烟土，也就没往下再问。
冯玉祥因与张作霖已有勾结，所以在奉命出师讨张以后，借口筹措军糈、修理军械，故意延宕时日；及至出发，每天只是前进三四十里的路程。他到达滦平，就停止不再前进。几天以后，他得到东线彭寿莘部屡战失利的消息，同时接到总部参谋长张方严“九门口危急，望速进军”的电报，便认为时机已到，遂于10月19日将后队改为前队，潜行回师北京。因为他计划周密，行动迅速，又与负责戍守北京的孙岳等共谋，所以未放一枪，就占领了北京。然后由鹿钟麟派兵一营包围总统府，把曹锟囚禁起来。
这时，北京的军政要人如王毓芝、陆锦等人，都躲到东交民巷托庇于使馆界了。我想，大局如此，怎么办呢？因王承斌也曾在“主和”的通电中列名，我就拿着刊有主和电文的报纸去找王承斌，并埋怨他说：“你们这样干法，是打算怎么着？说给我听听吧！”王说：“我也不知道。焕章(冯玉祥字)想怎么办，就让他办去吧，我也管不了。”我说：“通电有你的名，你能说不知道吗？”王说：“我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事情到了现在，就都不用说了。”
我左思右想，认为应先设法使曹锟恢复自由。一天，我到王毓芝家里(崇内大土地庙)，问知王在东交民巷的住处，就去找他。当时陆锦、潘矩楹也在座。我说：“互杀乱打，还不都是为了逞英雄，争地盘。焕章这样做法，也是干不好的。我想应当先设法使总统恢复自由，给他赚回被囚的脸面，过渡几天，尔后平安下台。你们看怎样？”他们一听我这些话，都表示同意。经过研究，认为只有走张作霖这条路，别无办法，王毓芝并催我赶快设法进行。我又探询了一下靳云鹏的意见，靳也颇以为然。我遂到公府见曹锟，把替他转圜的意思悄悄说明。曹沉吟了好久，才对我说：“只要赚回面子，我就很满意了。反正大总统的命令在你们阁员手里拿着，你们瞧着办去吧！”这天曹还告诉我，在他被囚禁的次日，孙岳曾去看他，给了他2万块钱零用，并说孙在和他谈话时，还哭了一场。
隔了几天，我到沈阳去，因与杨宇霆是同学关系，就去找杨。一见面，我就说：“一战雪耻，可以休矣。国事如何，愿听明教。”杨说：“我们仍在计划向南进兵，非剿他(指吴)的老窝不可。”我说：“乘战胜之余威，追剿残兵败将，不成什么问题。可是国事究竟怎么办，也得想一想啊！政府中断，中华无主，万一发生国际问题，那可怎么办？”杨问：“你看呢？”我说：“依我看，应先恢复曹锟的自由，让他维持一下现状，过些日子请他辞职下台，召开国会，另行选举，大总统还不是权高望重有实力的人得之吗？”杨问：“这是你个人的想法呢，还是另有说辞？”我说：“是我倡议的，王兰亭、靳翼青等都同意。”杨说：“既然如此，好吧，我可以把这个意思报告给雨帅。你住几天吧。”
我在沈阳住下，就去找郭瀛洲，得知他前几次到北京，就是为了和冯玉祥联络共倒曹、吴的。我问郭说：“敢情你在我家说是做买卖，就是干这个呀？”郭笑着说：“谁叫咱俩是朋友呢！当时哪儿有你那里保险呢。”我就问他：“你们是怎样接洽的？”郭就和我说：“我们和冯玉祥的联系已经很久了，往返接洽不止一次，也不是我一个人。我是在事情说得差不多了以后，被雨帅嘱咐出马的。通过张树声，我与冯玉祥会晤过两次，后来洽妥冯部与奉军采取一致行动，我们答应协助他军饷100万元。在战争起来后，冯玉祥到达滦平时，我给他送去沈阳世合公银行开出由北京兑取的支票100万元。隔了几天，他就回师北京，把你们的大总统拘禁起来，把吴小鬼吓跑了。”郭还说：“他会花钱买总统做，我们会花钱把他关起来。”郭说罢，哈哈地笑个不止。
隔了两天，杨宇霆告诉我：“雨帅今天晚上要见你，你等着，到时我来接你。”在见到张作霖时，我将来意述说了一番。张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早就给冯玉祥打了电报，让他好好保护三爷，不准伤害，况且三爷对他也是有恩的，他一定会照办。至于以后的事情，大家商量吧，我是不够格的。”我说：“曹三爷经过这番变动，他也厌烦了。只要给他赚赚面子，平安下台，他就很满意了。阁员们都和我一样想法，直方将领也没说的，只有冯玉祥不知道，我也不能跟他谈。”张说：“好吧，回去见到曹三爷替我安慰他几句。没什么，别看打仗，我俩还是朋友。冯玉祥替咱打仗，那是120万小洋钱买的他，他不能主张国事。以后在北京有事情，可以跟李景林、张学良他们联络。”
在我与张作霖会晤之后，隔一天我就回到北京，把赴奉晤张的经过，到延庆楼向曹报告了，曹很满意。隔了几天，郭瀛洲也来到北京。我向他说明回到北京见曹后的情形，我俩又商议了一番，郭欣然回奉复命。杨宇霆听到郭的报告后，还恐事情发生变动，又亲自带着他的太太来到北京，与我重新研究了一次。杨还郑重地对我说，北京事由我负责，东北事由他自己负责。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下来。
在曹锟被囚后，段祺瑞组织了临时执政，到11月27日，我被免职。在这一阶段，我一共到公府延庆楼去过七八次，冯所派的警卫官兵都对我很客气。有一次遇到蒋鸿遇，他对我说：“王次长，这回吴小鬼倒了，把我们几年来憋的气都出了，咱们一块干吧。”我说：“好啊，咱们怎么干，我能干什么？你说吧。”他也没说出所以然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