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内阁在吴佩孚一手控制下，保派阁员仅有高凌霨一人，曹锟早已感到不满。加以曹的身边人曹锐、边守靖、王毓芝、杨度、夏寿田等从旁挑拨说，吴佩孚已经拿去了内阁，下一步就要拿去总统了，使曹更加相信吴有篡位的野心。此时保派人物只以吴一人为敌，对于其他一切新仇旧恨都愿化敌为友，以便结成一道反吴的联合战线。边守靖公然把交通、安福两系分子吸收过来以助长保派的声威。曹锟致电张作霖表示弃嫌修好之意。同时，直系军阀和直系势力下的各省军阀，除吴的嫡系外，都怀恨吴对他们颐指气使、目空一切的态度。国会方面，益友社、研究系、政学系以及旧国民党分子都是到北京来进行政治分赃的，吴对他们也很不礼貌，当8月1日国会复会的时候，吴打电报规劝他们“尽先制宪以固政本，调解集权分权以定国是”，议员们都很气愤地说：“嘿，军阀公然对国会训话了！”
这个时期，既有总统、国会与军阀的斗争，又有直系军阀的内部斗争。吴在内阁问题上虽然取得胜利，但是他的地位却日益陷于孤立。
此时，曹锟又力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孙中山到上海后，护法问题已因国会恢复而告结束，国民党议员也纷纷到北京活动，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孙所提出的兵工政策，曹、吴表面接受，实际不肯执行。孙与曹、吴之间不但有代表互相往来，而且经常有文电交换关于时局的意见。北京内阁总理王宠惠在孙、吴之间经常起着桥梁作用。曹、吴力劝孙北上，他们并不是真心尊敬这位民主革命领袖，而是想利用他来粉饰南北的统一局面。孙却不肯北上做别人的政治花招。孙的主要敌人是陈炯明，所以对待任何方面都采取和缓手段。他与直系军阀之间的主要矛盾在于直系抱有武力统一的野心，而吴佩孚一面对孙表示敬仰，一面又看中陈炯明的实力，彼此互相勾结，这个矛盾是无法解决的。
直系与西南“联治派”处于似敌似友的地位。他们反对孙中山有着共同之处，但是吴佩孚视“联治派”为全国统一的障碍，而“联治派”也视吴为联省自治运动的障碍。奉皖两系军阀一方面保持与孙中山的三角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并不反对联省自治，因为他们在反对直系统治全国的问题上，与“联治派”也有共同之处。
吴佩孚一方面积极布置防奉，另一方面并不放弃武力统一政策。他派孙传芳、吴新田两路出兵“援川”，由于杨森迅速失败，新任四川总司令刘成勋愿意继续执行川鄂联防条约，而福建局势又起了变化，他才决定终止“援川”，而以“援闽”军事为主、尽管曹、吴在内阁问题上形成对立，但在武力统一政策上仍然是合作的，他们一致要求北京政府明令发表蔡成勋为江西督军，以便责成他派兵“援闽”，黎终于被迫于9月2日以总统名义“特派蔡成勋督理江西军务善后事宜。”此后，督军的名义换上了“督理军务善后”(简称督理)，废督问题就是这样变戏法似地结束了。
继蔡成勋之后，北京政府于10月7日发表“裁撤安徽督军一缺，调任张文生为定威将军，特派马联甲督理安徽军务善后事宜。”安徽有新旧安武军两个派系，皖南镇守使马联甲属于旧安武军系统，暗中勾结齐燮元，久想取新安武军首领张文生的地位而代之。张文生与奉皖两系都有关系，又与赵倜建立过反直秘密同盟，直系早已视其为眼中之钉。这次徐树铮在福建发动政变，马联甲向齐燮元告密说，张文生准备响应徐树铮，因此齐与曹锟联合起来保荐马继任安徽督军。命令发表后，张文生借口遵照总统鱼电进行裁兵，暂时不能去职，一面煽动新安武军起而反抗，但在齐、马里应外合的形势下，终于被迫下台。
每年10月10日，北京政府照例要发表一批晋级授勋的命令。这一年发表的是：吴佩孚、齐燮元、王怀庆晋授陆军上将，吴景濂、荫昌、李烈钧晋授勋一位，吴佩孚、顾维钧、高凌霨、高恩洪、岑春煊、唐继尧晋授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张怀芝、阎锡山、李厚基、卢永祥、杨增新均给九狮军刀一柄，王士珍、程潜、孔庚给以一等文虎章，孙烈臣、谭延闿、赵恒惕、谭浩明、熊克武晋授勋二位，袁祖铭授以勋四位，于右任授为任威将军，唐继尧、陆荣廷特给匾额一方以昭殊绩。曹锟在历年奖叙中已经取得最高勋位勋章，不能再有所加，因此“特颁明令，嘉尔元功”。对于已死的伍廷芳也给以一万元的治丧费，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立传。这些命令不但对直系文武人员封赏有加，同时对西南人物和奉皖两系军阀也都一视同仁，这是黎用以粉饰全国统一的手法。
10月28日，北京政府任命张载扬为浙江省长，这是用以分化浙江的一个手法。卢永祥已于6月20日宣布在合法政府未成立前，不接受任何方面关于改变浙江现状的命令，但是张载扬是浙江地方军的领袖，卢对这道命令就只能采取默认的态度。浙江军务善后之期本来规定为6个月，为了延长卢的任期，浙江各团体又通电请卢继续办理善后，不再规定日期。
10月31日，北京政府调任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裁撤”河南督军一缺，派张福来督理河南军务善后事宜，这是直系内部分化的另一重大事件。直奉战争时期，冯接到吴佩孚的动员电报后，在八天之内集中几师兵力赶到洛阳，稳定了直系后方的局势，吴也称他有“讨奉第一功”。吴的猜忌心很重，冯的军队在北洋军中纪律较好，颇有名气，因此为吴所忌。吴曾抽调冯部第二十一旅参加对奉战争，事后拟将该旅扩充为师，调防保定，以削弱冯的军事实力，冯急忙调回该旅以免被分割。直系驱逐赵倜时，吴拉拢河南第一师师长宝德全，叫他留在开封维持秩序，并保存为河南军务帮办，不料冯到开封时首先诱杀宝德全，并未宣布罪状，吴就觉得冯是一个手辣心狠的人物，又不服从他的命令，因此更为不满。
冯的作风与其他军阀不同。他接任河南督军后，首先驱逐僧道，捣毁佛像，庙宇寺观均改为游民习艺所，并实行废娼，禁止人民打麻将，提倡生活朴素。7月14日，他在商丘巡视防务时，召集农村父老在朱集车站席地而坐举行谈话会，谈到求神拜佛的风俗，他认为人人家中的父母就是活菩萨，敬活神要比敬死神好得多，可是买香烛肯花钱，老父老母要馍馍吃就舍不得花，这种不良风俗应当革除。他听到潢川知事车云巴结上司的小老婆，恭献红缎绣花鞋的一件事，就把这位县太爷捉起来送交法庭惩办。他经常便衣出巡，遇到不良习惯，随时加以纠正。由于他提倡生活朴素，开封很少有人穿绸衣在街上走。9月14日，梁启超在开封演武厅向军官们讲演“军国民之精神”，忽然有人号啕大哭，大家定睛一看，哭者就是督军，因此全体听讲的军官无不号啕大哭，把讲演会搞成了一个“举哀会”。冯类似这样的行动引起了社会人士的大惊小怪，有人骂他“矫揉造作，不近人情”，但是歌颂他的人却也不少。
吴、冯二人在清朝末年同期当新军管带，同期在东北驻防(吴在第三镇，冯在第二十镇)，在袁世凯帝制时期同期当旅长(吴为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冯为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同在四川作战。1918年又同在湖南作战，但那时吴已升任直军总指挥，而冯的地位未动。一直到直皖战争后，冯才迅速上升为督军。直奉战争时期，他放弃陕西地盘来支援吴，虽然换得河南地盘，但非出自吴的恩赐。吴一贯把河南督军当作他的“小媳妇”，对冯也是一样，冯自然受不了。
吴的直接部下张福来，从吴做管带时跟随起，现在做到第二十四师师长，而同期做师长的阎相文、萧耀南、王承斌都做到督军或行长，因此他的父亲骂他不长进，使他郁郁寡欢。吴打算让他先做河南省长，冯玉祥不便公开反对，就竭力主张不要更动省长张凤台以资抵制。冯又因分配军饷问题与新任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不和，河南有张、靳、胡组织“三角联盟”进行倒冯的风传。根据以上情况，吴就决心把冯调开，而将河南督军一职给予张福来。吴打算调冯为安徽督军或热察绥巡阅使，未得曹锟的同意，最后才决定调为陆军检阅使，叫他率领所部移驻北京北苑。陆军检阅使本是“因人设事”的虚职，以前热河都统姜桂题受奉系的排挤，一时无可安排，北京政府才用这个名义叫他到北京来颐养终年。姜死了，又用这个名义作为冯的下台借口，冯当然十分不满。命令发表后，冯表示愿意出洋留学三年，或者到上海养病，或者专任第十一师师长而不要其他任何名义。他满腹牢骚地说：“今后除对外战争外，不愿参加任何内战。”后来在曹锟的百般安慰下，他才不再坚持。他的兵力已经扩充到一师三混成旅，人数在2万以上，吴却叫他仅带一师到北京，他当然不肯接受。冯调职后，从此倒在保派的一面，与吴成为貌合神离的暗敌。
再说王内阁成立后，保派在财、交两长中并未取得一席，他们策动了倒阁运动，企图改派高凌霨代理内阁总理。内阁内部也经常互相倾轧，闹出不少笑话。陆军总长张绍曾拟就了一套废督裁兵计划，规定全国建立10个军区，军队编为20个师和28个混成旅，黎不以军区制为然，高恩洪也指其为“纸上谈兵”，张绍曾听了很不舒服。财政总长罗文干在支配经费上与高恩洪、孙丹林意见相左，王宠惠请他让步点，并且说，“我是请老朋友来帮忙的，不是请来闹别扭的”。罗负气地说：“我只能侍候一个总理，不能侍候三个总理。”他的意思是指除王以外，高恩洪、孙丹林合起来(代表洛派)是一个总理，而高凌霨代表保派，也是一个总理。
1922年10月11日，参、众两院联合举行第三次常会开幕仪式，黎偕同全体阁员前往致贺。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宣告开会，还没有致开会词，忽然听得议席中有人高声叫喊：“法律问题没有解决，议长何能召集开会！黎元洪高唱统一，可是国会自身首先就不统一，吴景濂醉心权利不能逃罪，黎元洪也应负联带责任。”大家四面一看，看到议员彭养光正在声色俱厉地指着台上叫骂不休。接着，议员凌毅提出质问：“黎元洪乃是平民，凭着什么资格出席国会！”黎看见议场的形势不佳，催促吴景濂快点念完开会词，自己接着匆忙地读着颂词，突然台下掀起了一阵大吵大闹的声音，焦易堂高声嚷道：“第二次解散国会是不是黎元洪干的事，今天还有什么脸来致颂词！”郑江灏指着阁员席次骂道：“这些人是什么人？如果是前来旁听的，就应上楼到旁听席去！其中有一个人我认得是王宠惠，他是一个平民，为什么坐在国务总理的位子上！”王宠惠看见闹得这样凶，便不敢再致颂词，于是大家走到议场前面等候摄影。正当就坐的时候，郑江灏恶狠狠地跑过来，大骂“私生子内阁”，推开王宠惠不许就座。吴景濂连说带劝才把他劝开了。
12日，王内阁提出总辞职。
14日，保定举行庚申、壬戌两役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不少议员前往保定接洽最高问题(总统问题)和内阁问题。吴佩孚没有到保定参加这个大会。
这个时候，保、洛两派展开了国会先选总统后制宪和先制宪后选总统的激烈斗争，曹锟跃跃欲试地不耐心再等待了。
在最高问题甚嚣尘上的时候，黎的唯一办法，就是想利用吴佩孚抵制大选的进行。28日。吴回答府方某要人的电报，表示：“津派借端捣乱，鼓动选举。并未得仲帅(曹)同意，迹近矫命，罪在蒙混。应促议会先行制宪。宪法一日不成，即一日不提选举。纠纷十一年，胥为此件，苟非丧心叫病狂，何得不注意于此。俟相当时期，当通电表明。”吴的秘书长白坚武另有勘电(28日)说：
“巡帅(吴)主张先制宪法，议员来此者。亦曾以此为告，其翊赞元首，实出至诚，夙昔已然，宁待今兹。”这两个电报都是公府传出来的，当然并非伪造，但是“某要人”究竟是什么人，白坚武的电报打给何人，都没有公开指出。同时公府还发表了赵恒惕主张先制宪法的感电(27日)。
倒阁和大选运动同时进行。11月15日，顾维钧在外交大楼举行宴会时，吴景濂当面质问王宠惠：“国会要你下台，你为什么赖着不走？”，王也怒形于色地说：“难道你就是国会？”于是两个人当场口角起来，吴景濂骂王“混账”，并说“议长当然可以代表国会”，王宠惠骂吴不配当议长，“议长怎样可以说出下流话来”。
17日晚间，吴景濂在麻线胡同私宅召集秘密会议，讨论倒阁问题。
18日晚间，吴景濂和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带了华义银行买办李品一一同到东厂胡同，口称有机密大事，请黎屏退左右，以便密谈。他们拿出众议院盖过印、用议长名义写给总统的一封公函，举发财政总长罗文干与华义银行代理人罗森达、格索利于11月14日擅自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换发新债票，使国家财产受到5000万元的损失。奥国借款已由巴黎和会决议作为赔偿中国的一种债票，当然没有签订新约、换发新债票的理由。此项债票，在交易市场久已贬值，德、奥两国投机商人趁低价大量收进，他们又加入了意大利国籍，于是以债权人资格，要求中国偿还借款或另发新债票。他们委托华义银行代理人罗森达、格索利为债权人代表(这两人是他们的同伙)，通过华义银行办理此案。这本是国际间的一个骗局，但是他们又煽动英、意等国以“私人债务必须偿还”为理由，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这时，吴佩孚催索欠饷甚急，王宠惠无法应付，便于11月14日命财长罗文干与华义银行经理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所得补款8万镑，均交交通部转给吴佩孚。此案未经国务会议讨论，又未提交国会。15日，华义银行买办徐世一向曹锐、吴景濂、边守靖(保派，徐世一的亲戚)告密，吴景濂即以此为倒阁的炮弹，向黎指出，华义银行已经秘密付出支票8万英镑，支票上盖有财政部印信和罗文干的亲笔签字，显然是行贿受贿的证据，现有华义银行买办李品一前来作证。黎问李：“你懂得法律吗？”李说：“法律规定，诬告者应受反坐处分。”吴便一迭连声地催促黎按照以前拿办财政总长陈锦涛的先例，立刻命令军警将罗逮捕送法庭处理。黎还犹豫不决，吴就恫吓着说，如果罗闻风逃走，责任就在总统的身上。这样一说，黎才慌慌张张地打电话召唤步军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到府来，给以手谕，命令他们逮捕罗与财政部库藏司司长黄体濂，解送法庭处理。
当军警到南长街罗宅的时候，罗文干看电影没有回家，等到半夜回来时即被逮捕，送往警察厅暂时看管；王宠惠、顾维钧、孙丹林、高恩洪得到消息，马上都到警察厅探问。王激动地指责总统直接下令逮捕阁员，乃是非法行为。同时黎也悟到这一措施不合法，派人到厅嘱其缓送法庭，但罗自己一定要到法庭受审。19日，薛之珩将罗移送地方检察厅看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