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生病或情绪低落时（这种对每个人都不陌生的沮丧哲学），会彻底将平日追逐的那些伟大目标看得一文不值，但当我们身体和心情都比较健康时，我们肯定会以比较愉快的观点看待那些目标。
论效用赋予一切艺术品的美
如今，“效用是美感的一个主要来源”这一问题，已经为所有思考美的本质由什么构成的人所关注。
例如一间房子，它的方便适用与它的整齐对称一样，能够使观者感到愉悦。然而，当观者注意到，这一房屋窗户的形状不同，或看到大门没有被正确地开在房屋的中间，必然会感到难受。任何体系或是机器，一旦达到了某种合适产生预定的目的，那这种合适性就会赋予整个体系或机器一种合宜或美的性质，并且使我们在想到它的时候，自然生出一种愉悦的感受。
有位思想深邃且善于深入浅出的表述的哲人也指出，效用是令人愉快的原因。根据他的观点，任何一个物体的效用，都是通过向它的主人提供最适宜便捷的方式，从而让主人觉得愉快。也只有这样，效用才能成为满足与快乐的源泉之一。
如果旁观者是透过某种同情作用去体会主人的情感，那他也必然会报以同样愉快的观点看待该物体。例如，当我们在拜访某位大人物宏伟华丽的府第时，心里禁不住会兴起，如果我们自己是主人，拥有如此巧妙独创的容身处所，我们将享受的那种满足。同样道理也可以说明，为什么看起来不方便使用会使任何物体变得令人不愉快的原因。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却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种合适性，尽管这样的情形极为常见。比如，为了一些工艺品而做的精心设计，所产生的效果竟然比预期更加受到人们的珍视。换言之，就是为了获得某种捷径或欢乐而在手段上所做的精确装备与安排，竟然会比其本身更加受到重视。
当某个人走进他的房间，发现椅子全都横七竖八倒在房子里，他肯定会很生气。显然，没有人会喜欢这样的局面，他宁可不辞劳苦，亲手将这些椅子放回原位。在清理了居室后，室内的地面空旷了，他走动也更方便了。而为了获得此方便，他宁愿给自己添麻烦。
如果一进门就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坐下，也许会使他更加轻松容易。虽然当他大费周折清理完房间后，很可能也只是随意找一把椅子坐下。所以，他想要的，与其说是为了走动上的方便，不如说是为了增进此方便的一种刻意安排、布置。不管怎样，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此方便，从而也使他为这安排、布置而欢欣，并赋予了它全部的合宜性与美。
手表的功能是为了让我们知晓时间，免于因不知道某一特定时刻而带来其他不必要的麻烦。如果一只手表每天慢上两分多钟，就会被一个对其十分好奇在意的人丢弃。他甚至会卖掉它，或许只能换到两枚基尼币，然后再花五十枚基尼币，重新买一只每两周都不会走错一分钟的手表。
这种类似于“鸡蛋里挑骨头”的人，不见得能比其他人在赴约时更分秒不差地守时，或是由于其他原因而更加焦虑不安地想要知道精确时间。他所真正感兴趣的，并非时间的精确度，而是在于这个时间机器它本身的合适完美性。
有多少人曾把金钱挥霍在没有什么作用的玩物上，最终倾家荡产？这些玩物爱好者的口袋里塞满了各类小玩意儿。无论在重量还是在价值上，恐怕都不下于犹太人的百宝箱。其中有些东西或许还小有用处，但并非必不可少，就算它们全部加起来的效用，恐怕也不值得为其忍受疲累。其实，这些玩物爱好者真正感兴趣的，不仅仅是玩物能带来的效用，而且也包括了器具本身设计的合适巧妙。
有这样一个故事，讲的是关于一个穷人家的儿子，由于某天突然得到了老天爷的眷顾，他开始重视自己的身世了。当他环顾四周时，对富人的生活处境大为赞叹。
他第一次发现父亲的茅舍太小，根本不适合他容身，并且幻想如果是在一座府第里，肯定会更加轻松自在；接着他对自己不得不徒步行走感到不悦，当他看到那些高贵富裕的人坐在马车上时，便想象如果能坐在其中一辆中，他旅行时的不便肯定会大大减少。他觉得自己天性懒惰，且认为如果拥有了一大群仆役侍从，将会省去许多麻烦。他甚至觉得，一旦得到了想要的一切，就什么都不用干了，只要陶醉在幸福安康的境界里享受即可。这种幸福的遐想完全将他迷住了，在他大脑的幻想中，开始浮现出那些地位更高的人物的生活场景。
为了获得富贵所能带来的安逸生活，在他致力勤勉的第一年，甚至第一个月，他甘心忍受的身体疲累与心灵折磨，将比他毕生因为缺乏富贵而可能蒙受的还要多。他刻苦学习，以便将来在某个专职中出人头地；他以最不屈不挠的勤勉，日以继夜地努力，最终获得了取胜的各种才干。接下来，他拼命使自己的才干为众人所知，并且四处乞求每一个能够运用发挥到自己才干的机会。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巴结奉承所有人，他服务他所憎恨的人，逢迎谄媚他所鄙视的人。他毕生追求着某种高雅的理想，为此，也牺牲了唾手可得的真正宁静。
最后，在快到达生命尽头时，他的身体早已被辛劳与疾病消耗殆尽。这时他回想起了所杜撰的敌人的不义，朋友的背信与忘恩负义，以及给他带来的数以千次的伤害与失望，他感到痛心和气恼。也只有在这时，他才终于觉悟到，富贵不过是没什么效用的小玩意儿，并不比玩具爱好者的收藏箱更适合用来取得身体的安逸或心灵的平静。
诚然，富贵也如同那些收藏箱，对于随身携带它们的人来说，所造成的麻烦，胜过可能带来的一切方便。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差异，只是前者所提供的各种方便比后者更容易被人们所察觉到。就如同那些大人物的府第、花园、马车配备与仆役侍从，全是一眼便可看到的便利。不需要麻烦它们的主人对我们解说其中的效用。我们很容易自动领会，且羡慕不已。
能够满足人类与生俱来的虚荣心，这大概是钱财地位的唯一用处了。但是对一个独自在荒岛上生活的人而言，就实在很难说豪宅或者小玩意对他的享乐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换一个场景，让他住在人类社会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在这种场合，就像其他一切场合那样，我们比较在意的，通常是旁观者而非当事人的感受。也就是说，我们经常会重视当事人的处境在旁观者眼里显得如何，而不是他的处境在他自己眼里显得如何。如果我们追问旁观者，为什么他如此赞美推崇有钱人与大人物的处境时，他会认为他们享有高人一等的安逸或欢乐，还不如拥有无数造作高雅的精巧物品，增进安逸或欢乐；他甚至不认为他们真的比别人幸福快乐。但是，他也认为他们拥有较多可以取得幸福快乐的手段。对于一个处在病弱无力、年老疲惫状态的人来说，从前曾吸引他去辛苦追逐的那些名利，不再有什么可取之处，如今只剩下了富贵的空洞虚荣。如果还有什么乐趣可言，那也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他暗自诅咒野心，徒然惋惜年轻时的安逸与懒散，感叹这些已永远消逝的逸乐，后悔他愚蠢地将其抛弃。富贵，看起来就是这样一幅凄惨的景象，沮丧或是疾病迫使他静下心来仔细观察自己的处境，并且思考自己究竟欠缺了什么，虽然此时已经有些为时已晚。
在这个时候，权势与财富就会露出本质，显示出它们不过只是一台硕大无比、异常费力的机器，所能提供的却只有少许的便利。但构成这些机器的发条与零件却极其精致纤细，必须受到最小心翼翼的呵护照料才能维持最佳状态。它们是庞大无比的构造物，需要花费一生的辛劳才能建造起来，却随时有可能土崩瓦解，压垮住在里面的人，并且让他回到从前那样的状态。有时候甚至比从前要承受更大的压力，他将被焦虑、恐惧、悲伤以及疾病、危险、死亡等各种不幸所包围。
对于沮丧哲学，任何人都不会感到陌生。因为你曾经无数次和它相遇，当你生病或情绪低落时，它将引导你彻底将平日所追逐的那些伟大目标看得一文不值。相反，当我们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时，肯定会以比较愉快的观点看待那些目标。在痛苦与悲伤时，那些想象力似乎被限制、囚禁在自身里。等到安逸与成功到来时，它就会自动膨胀、扩大到我们周围的每一件事物上。这时候，大人物的府第，以及其中那尽善尽美的合适布置，就会让我们喜欢得着迷。我们对每一样东西发出的赞叹，都恰到好处地增进着他们的这种舒适感，预防他们可能会感到的缺陷，满足他们的希望，排遣与舒缓他们种种最琐碎的欲望。
如果我们把合适增进这满足的美妙安排，切割开来分别看待，那么，满足总会显得极其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很少会以如此抽象超然的眼光去看待。在我们的想象中，它们带来的满足与世界和谐、稳定而有规律的运行几乎是一回事。当我们以这种复杂的观点思考富贵所带来的那些乐趣时，便会觉得它们是某种宏伟、美丽与高贵的东西，十分值得我们为了占有它而付出一生的辛劳与焦虑。
人类的天性同样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误导我们。而正是这种误导，激起了人类的勤勉，并使之永久不懈；正是这种误导，最初鼓舞人类耕种土地，构筑房屋，建立城市与国家，并且发明与改进了各门学问与技艺，以荣耀和润饰人类的生命；正是这种误导，使原始的自然森林变成肥沃宜人的田野，使杳无人迹的海洋，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新资源。
“眼大肚小”这句谚语，在他身上得到最为充分的证实。他肚子的容量，和他巨大无比的欲望完全不成比例；他所接受的食物数量，不会多于最卑贱的农民的肚子所接受的。他不得不把剩余的食物，用适当的方式分配给别人：为他做饭的厨子，为他盖房子的泥瓦匠，为他提供各种工具和玩意的手艺人，等等。所有这些人，就这样从他的豪奢与任性中，得到他们绝不可能从他的仁慈或公正中的那一份生活必需品。
土地的产出物，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尽力维持着它所能维持的居民人数。有钱人只不过是从那一堆产出物中挑出最珍贵且最宜人的部分。他们所消费的数量，不会比穷人多。尽管他们生性自私贪婪；尽管他们只在意他们自身的便利；尽管他们雇用数千人的劳动，他们所图谋的唯一目的，只在于满足本身那些无聊与贪求无厌的欲望。但最终还是要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经营改良所获得的所有成果。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而做出的那种生活必需品分配，和这世间的土地平均分配给所有居民时会有的那种生活必需品分配，几乎没什么两样。就这样，社会利益得到了无意间的增进。
就真正的人生幸福所构成的要素而言，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会比身份地位远高于他们的那些人差。在身体自在和心情平静方面，所有不同阶层的人民都差不多。路边晒太阳的乞丐或许享受的正是国王们为之奋战的那份安宁。
热爱秩序，重视条理美、艺术美和创造美这些人类的天性，足以使人们喜欢那些有助于增进公共福利的制度或设施。当一个爱国者努力改善任何一部分公共政策时，他的所作所为，未必是出自纯粹同情那些将因此而获益者的幸福。如同一个热心公益的人之所以推动修缮道路的工作，通常不是因为他同情运货商和车夫。
公共政策的完善，以及贸易与制造业的扩张，本身就是高尚的、安邦定国的大计，这些计划总让我们感到欣慰。它们是我们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推动国家协调迅速地运转。我们以看到或想到如此完美雄伟的一个体制日臻完善而欣慰不已；有时我们也会焦虑不安，直到排除了任何可能干扰或妨害此体制规律运转的障碍。
所有政府组织体制的价值，全在于是否有助于增进它们所统治的人民的福利，这是它们唯一的用处与目的。不过，或许出于某种对制度的认同，或是对艺术发明的热衷，我们重视手段的程度，有时更甚于目的。而完善或改进某个美丽与井然有序的组织制度，也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有一些人，他们有很强烈的爱国心，但在其他方面，却对人类的情感并不敏感。相反，也有一些极为仁慈的人，却没有任何爱国之心。
每个人，在他熟识的朋友当中，都可以找到这两种自相矛盾的例子。有谁会比那位全球驰名的俄国立法者更没有人性却还更有爱国心？相反，大不列颠的詹姆斯一世，虽然生性和善，但对他国家的光荣或利益，似乎完全没有任何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