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短暂的统一之后，中国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陷入一段暗淡无望的长期动乱年代。”
这个年代标榜权欲、地位与势力，视嗜血的杀戮为一种乐趣，因此多产无道的昏君和卑劣的人性，一己私利引发八王之乱，在家天下的幌子下杀兄谋弟也就不算奇闻，如果司马氏的子孙只是关起门来做自己的权力交换，那么为期16年的中原大乱也就只是一场闹剧，而趁乱崛起的“五胡”马踏中原，就使得闹剧成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
这段岁月真正可以用“暗无天日”来形容，军阀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百姓们人头落地哀鸿遍野。中原成了屠杀场，而东晋偏安一隅，试图在纸醉金迷中重温曾经的雅曲弦乐。在不思进取之下，所谓北伐，也不过是权贵的作秀，而淝水之战的胜利，其本质终究只是一场偶然，好运不可能永远眷顾这个躲避在东南的可怜朝廷。新的势力拓跋氏正在北方兴起，南朝的厄运远未结束。
黄仁宇先生认为：“从长时期大眼光看来，秦汉大帝国（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也可称为‘第一帝国’）在公元220年后已无可改组修正，只能重启炉灶的再造。”在你死我活的政权竞争时代，国家体制的脆弱致命而不可挽救。因此“今日我们检讨长期分裂的悲剧，在展开视野之余，必须创造新的理论，才能将这段历史，和以后隋唐宋的第二帝国衔接。”
统一在权力资源重组下完成
司马炎乃抄袭曹家办法，倡言天命已由曹家转移到司马家，他在公元265年成立晋朝，让曹魏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礼，全部有如以前之从曹魏逼着刘家的汉朝禅让。
——黄仁宇
重组，经济学的解释是：改变企业组织形式、经营范围或经营方式的行为，以出售或终止企业的部分经营业务，关闭企业的部分营业场所为主要内容。就某种意义而言，企业重组，多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保生存而做出的被迫选择。股权被稀释，招牌被摘下，董事被替换，商标被买断。苦心经营，却落得这般下场。世事不由人，老子创业儿败家，或许这才是真正令他们痛心的原因。
由此而延及刘禅，他是否会想起艰难创业而中道崩殂的刘备呢？他可能很愿意去回顾那段烽火连天，壮怀激烈的往事，但是宦官黄皓给他安排的各种游戏太过丰富有趣，以致他的工作和业余时间都深浸其中。刘氏企业的总经理姜维在外面不辞劳累的开拓市场，各部门经理都在任劳任怨地在工作，以期年底有丰厚的业绩分红。黄皓却告诉刘禅，企业如今能走上正轨，以至两大外企不能来兼并，都是他的功劳。如今是天下太平，君可安枕。
这一年是公元262年，刘氏企业已成立42年，就在黄皓以虚功而邀实宠之时，两大外企之一的曹魏集团的办公室里却在进行着一番慷慨激昂的政策讨论，此番讨论将决定曹伟集团今后的前途命运，事后人们方知，这其实是在决定司马氏的前途命运。讨论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在大将军司马昭鞭辟入里的分析中圆满结束。司马昭的分析是——
师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
作为一家经济实体，经过42年的发展，高层已无心进取（或者不知道怎么进取），下层更缺乏积极向上，敬业爱岗的精神。此外，诸如人均成本过高，创新意识不强，渠道拓展不利等关键问题也堆积重重，而旁观者清。这样一家垂垂老矣的企业，不兼并重组它，岂不成了傻瓜？而且重组它的最大好处，是能为兼并像东吴这样的品牌型企业积累经验并创造条件，也许短期投资会很大，但长期效益却怎么估计也不算过分。
关于蜀汉的灭亡，我们可以套用一句古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黄仁宇先生以寥寥数语便将这一过程概括，也可看出刘氏企业除了被他人重组，已无其他的命运。黄先生说，“魏亡之前二年”司马昭命邓艾“在成都北的万山丛岭中进军，出敌不意地袭蜀，蜀灭。”
司马昭是这场兼并重组战役的最大受益人，出钱出力的是曹魏集团，眼见胜利，头脑发热，没想到最大的危机却在内部。当醒悟过来的时候，司马昭早已用股权置换的方式改变了曹氏与自家在董事会上的分量，不过那时他还只是称晋王，黄仁宇先生指出，司马昭死后，“子司马炎乃抄袭曹家办法，倡言天命已由曹家转移到司马家，他在公元265年成立晋朝，让曹魏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礼，全部有如以前之从曹魏逼着刘家的汉朝禅让。”
司马氏的手段让所有致力于做大做强企业的人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兼并重组他人的同时，也要留心自己企业被人拿下，最要紧的是要管住那些有能力，懂经营的职业经理人，赋予无缝隙无阻碍的权力没关系，只要你有驾驭这种权利的手腕，给的出，也能拿得回来。曹魏栽就栽在这点上。
司马昭一口吃下两个牛肉面包，胃口变得越来越好。对于司马氏来说，余下的事情，就像黄先生指出的“收拾残局，只是顾指间事。”蜀地的丰厚资源与朝中的团结，加上司马氏的晋朝初创，让新的领导阶层对取得最后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时运似乎格外垂青于司马氏，当司马昭制定伐蜀战略时，他面对的是昏聩的刘禅，当他的儿子意欲南北一统时，遇到的是贪恋酒色、民心丧尽的孙皓。不过，事有不同，计有别策。相对蜀汉而言，东吴地处东南，有渔盐之利，江东人又好斗勇武，司马炎没有轻视自己的敌人。
272年，司马炎任命王濬为益州刺史，在蜀地建造战船，训练水军。黄仁宇先生论王濬，说他“做事以大刀阔斧着称。”“他在四川造船，费时七载，待得准备停当，王濬已七十岁。”让我们来看看王濬用7年时间造出来的战船是什么样子——
王濬所造战船，每艘长120步，可载2000余人；上构木城，筑起楼橹，四面开门，船上可骑马驰骋。史称“舟楫之盛，自古未有”。以现在来看，王老汉除了是晋朝海军的缔造者与领导者之外，似乎还是一个卓越的心理战高手。273年6月，王濬命士卒将造船产生的大量木屑抛入江中。碎木顺流而下，直抵江东，搅得吴国人心惶惶。怕事惜命者已经收拾好细软，一旦战争爆发，立马奔命。此间，孙皓听到了许多积极抗敌的建议，但他认为江东有“长江天堑”，晋人不敢南下，对这些建议置之不理。
市场竞争激烈，也许明日就被人恶意收购，后天就被人邀约重组，内部，也可能有人为满足一己之私，出售股票套现，降低己方的持股比例，或错将吞并者看成善意的投资者而引狼入室，按古人的说话，就是“攻守之势常易”。孙皓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280年，司马炎发兵200000，王濬水军为其主力，分6路进攻吴国。在失去战略重镇秭归后，孙皓才有了实际行动，黄仁宇先生指出“他们建造了水中障碍，还在江面窄处以铁索横贯。”然而这是酒醉喊头疼，为时已晚。黄先生为我们指出王濬所用的招数：“他制造了一百尺长的火把，以干树枝及容易燃烧的物料捆成，上淋麻油，据说烧起来的高热使铁索熔断。这障碍既除，王濬的楼船即顺流而下，于公元280年在南京受吴降。”
有句话听来似乎颇为蛮横：不是我要打你，是你长着一副挨打的脸。不过套在蜀汉与吴国身上却极为确切。面对唾手可得的肥肉，欣欣向荣的司马企业怎么可能弃“弱肉强食”的市场原则不顾，而落下怜悯的眼泪呢？即便落下，那也是鳄鱼的眼泪。鳄鱼终究是要吃肉的，兼并重组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表现形式，也是重要的生存手段。司马氏以此为进取手段，完成了他的权力垄断。
欲望出轨，八王之乱
晋朝的习惯，各皇子称王，内位朝臣，外掌兵符。
——黄仁宇
欲望使人年轻，更使人疯狂。
这就好比有块大蛋糕，谁都想上去咬一口，但是倘若预先知道这美味的蛋糕内，藏着见血封喉的利刃，还会那样的趋之若鹜吗？或许会斟酌踌躇，然而权力之巅的那块蛋糕，实在太具诱惑。晋朝的王爷们已经无法按捺自己对最高权力的欲望。
王爷们的欲火之所以如火山般喷发得如此强烈与炙热，其原因正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晋朝的习惯，各皇子称王，内位朝臣，外掌兵符”。总有一根无名的手指撩拨着他们敏感驿动的心，不过首先点起权力欲火的并不是司马炎的这些兄弟子侄，而是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黄先生认为“因为她与皇太后争权又要废太子，才引起皇室各王的干预”。
司马炎死后，太傅杨骏总览朝政。杨骏是司马炎第二任皇后杨芷的父亲，器量短小，任人唯亲，早年间就不被知识阶层尊崇，但是司马炎晚年的昏庸成全了老丈人的跋扈，至其为辅政大臣，更是不得人心，“公室怨望，天下愤然矣”。为权力而生的贾南风妒忌杨骏执权，身为女人，更嫉妒杨太后以德立威于后宫。贾南风当然不甘心处在杨氏之下。要扳倒杨氏这块石头，就先要砍掉杨骏这棵大树。
贾南风出生于显宦之家，耳熏目染之下也是有些政治头脑，她知道以一己之力要想除掉杨骏，绝非易事。司马家那些人与他有隙，借他们的力量除掉，是最好的办法。专权的杨骏也知这个女人非“善守妇道”，双方必然爆发激烈的冲突，他也积极谋划着如何对付贾南风。
291年3月，贾南风联合汝南王司马亮与楚王司马玮，发动洛阳禁卫军政变，围攻杨骏，黄仁宇先生叙其结果“以造反被讨，死于马厩，太后被废。”杨骏的两个弟弟卫将军杨珧、太子太保杨济、中护军张劭以及政治盟友兼铁杆随从散骑常侍段广、杨邈、左将军刘预、河南尹李斌、中书分蒋陵、东夷校尉文淑、尚书武茂等也一并被杀，并夷其三族。
扫灭政敌后，为了笼络司马亮，贾南风以皇帝名义封其为太宰、录尚书事，并许以入朝不用叩拜、不用脱鞋、不必解剑的特权，还给他增派了1000名步兵，100名骑兵作保镖。贾南风以为如此高官厚禄，又是一家人，完全可以执朝政于手掌，然而司马亮觉得诛杀杨俊功劳全在自己，而得到的赏赐太低，遂对贾南风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这让她很光火。此时发生的一件事，让这个女人抓到了灭掉司马亮的机会。
楚王司马玮借杀杨一事，在朝中立威，司马亮生怕自己刚坐热的辅政大臣的位子会被这个同宗夺走，于是决定夺去他的兵权，他还想借此削弱其他封王的权力，力主“遣诸王还藩”。司马玮得知此事后，怨恨在心。贾南风欲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私拟了一份皇帝诏书，说司马亮与他的党羽有废帝的阴谋，命司马玮率军讨逆。事在291年的春夏之交。
司马亮有两次机会保全自己的性命。
第一次，有人劝司马亮率兵御之，他却赌气似的说“我又没二心，怎么可能到这种地步。”第二次又有人劝他府邸中“俊乂如林，犹可尽力距战。”这位司马大佬依旧不听，结果“遂为肇所执”。
此后情事，看黄仁宇先生所述，就好像在看一出没有终点的死亡竞赛。
黄先生说道：“楚王又以矫诏被诛，太后被弑。又近十年，公元300年，贾后杀太子，赵王伦起兵反，诛后，并且废司马衷而称帝。至此则有淮南王允讨赵王伦不克身死。继之又引起齐王冏、成都王颖和河间王颙的联合军事行动。他们的复辟成功，赵王被赐死。302年齐王冏又有擅权模样，由河间王颙指使长沙王乂杀之。”
如今的人们读起这段事迹，想必会被各种人名、事件搅得头昏脑涨，理出一段清晰的思绪绝非易事，然而西晋的这些古人却能在各种犬牙交错的权力场里，看到自己的所需，付出自己的所有，拉拢自己的朋友，得到自己的所想。都说是快刀斩乱麻，司马懿的子孙们却能在一推乱麻中以他们的方式找到那个结头。不用说，这些人都是天生的权谋家，天才的噬权者。权力场如同多米诺骨牌，一个人倒下，其他人也不能幸免。
黄先生说道：“长沙王乂为东海王越所杀，东海王越则为讨羯人石勒时战死。”“自贾后参政起，至惠帝306年中毒身故，前后十六年，战事波及今日之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各王动员时，有称二十万者，有称七万者。每次战役死者以万计。”这其间鬼哭狼嚎、易子而食、人亡家破、白骨累壑之多，如黄先生所说“无法综合梗概叙述。”
要说司马氏，也算苦命，曹魏时期，司马懿韬光养晦，辛辛苦苦地积攒了一份家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却也没有公开篡位，司马炎立国，还算太平康泰，结果错选继承人，加上当断不断，娶个儿媳妇又嚣张跋扈，皇帝的瘾还没过够，就天下大乱，骨肉相残。实在是“悲剧复悲剧，悲剧何时了”。这当中，司马衷成了最大的冤大头。在现有的史料中，我们看到，在“八王之乱”中，他是那样的无辜，那样的身不由己。
历史就像个小姑娘，任人打扮，此时任人打扮的是司马衷。他一会儿被人扯做虎皮，一会儿又成了傀儡；一会儿是人人争抢的唐僧肉，一会儿又是弃之不顾的累赘。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失去悍妻的司马衷是幸运的，失去国家的司马衷是的悲凉的。当他还没以他的脑瓜将整件事总结出个子丑寅某时，他的生命就已走到了尽头。他死的时候48岁，煽情一点说，这种结果对他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活得太憋屈、太痛苦，人生没有意义，早日解脱早日升天。
司马衷没挥衣袖就走了，留下祖宗的基业在铁蹄下呻吟，舞台的主人也不再只是司马氏，太多的人想要借此在历史的留名簿里歪歪扭扭地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希望将这种中原人认为是“乱涂乱画”的行为以战马加钢刀的方式合法及权威化。观众与主角即将易手，烈火与鲜血、分崩与惨祸即将上演。
五胡乱华：一段癫狂的黑暗史
中国在公元4世纪及5世纪因此陷入于历史上的最低点”。
——黄仁宇
让我们将目光定格在一个叫刘渊的男人身上。
黄仁宇先生认为“他是汉人和匈奴混血”。所谓“五胡乱华”的连续剧，他是首先参加的演出者。304年，司马氏家族内部正骨肉相残得热火朝天，而这一年，也正是刘渊起兵的日子，黄先生指出“（刘渊）二十天之内即聚众五万人”，看来此人的威望很高，有一般人所不及的号召力，而决定性的原因则在于黄先生说的“刘渊曾任晋朝五部大都督，亦即奉命督导匈奴人众。这背景使他容易号召国防先的匈奴部落，而有些匈奴兵马早已编入边军之内”也就是说，中央政府的政策客观上促成了他的事业。
216年，时为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分南匈奴为5部，以刘渊的父亲刘豹为左部都尉，刘豹死后，刘渊袭职，289年，晋武帝司马炎又封其为北部都尉，晋惠帝即位后，又封其为“五部大都督”。一系列“主动无意识”地培养，使刘渊成为南匈奴领袖的同时，也成了国家的敌人。虽然“敌人”身份很晚才正式确定，但当时已有人看出此人非池中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