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认为，“义和团是华北人民秘密结社中之一种，会员练习武术，主持神秘的集会仪式。”这个秘密社团，最初起于山东，不见于官方的眼目，直到“巨野教案“后，才被世人所关注。他们痛恨洋教，带上“洋”字的物体也一并排斥，除了洋钱。他们将世纪末中国所有的灾难，归结于“全是教堂遮住天”。
义和团最让时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们高超的法术，黄先生说“当中有些自称练气功可以阻挡子弹。”除了认为练气功可以挡子弹，义和团还相信，念咒语也能挡子弹，比如“弟子在红尘，闭住枪炮门，枪炮一齐响，沙子两边分”就能让自己成为金钟罩，铁布衫。因此，义和团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洋人杀不尽。
凭着这些眼花缭乱的本事，义和团从山东发展到河北、到天津、直至北京。据说洋人很珍惜生命，眼看自家的传教士接二连三地被锄头、镰刀、斧子、大片刀砸死、砍死，他们若再与己无关似地坐在温暖的办公室，就显得太没有“人道主义”精神了。
从河北到北京，义和团井喷式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山东巡抚毓贤，黄仁宇先生称其为“仇外者”。黄先生说，这位省部级高官“称义和团为‘义民’，收容他们入团练。”这是1899上半年的事情，然而到了下半年，尤其是年底，毓贤被革职查办，袁世凯为代理巡抚后，采取的却是敌视的态度，至1900年，甚至对义和团进行了残酷镇压。
这种姿态上的转变，反映出慈禧内心的焦灼与矛盾。一方面，惊恐于义和团“反洋教”的列强，要求清政府取缔这个“恐怖组织”，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如1900年5月12日，直隶涞水县高洛村发生教案，清廷派兵弹压，结果其统领为义和团所杀，满朝震动；另一方面，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外人愈逼清廷剿匪，太后愈决心抵抗外来压力。”
作为女人，在要面子这档子事上，慈禧不比任何一个人少，作为政府首脑，义和团扯出的“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对她来说，也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如果这些人能像他们说的刀枪不入，杀洋人如同杀鸡，那么招抚他们为己所用又有何不可？而且义和团“杀一龙二虎三百羊”的口号也让她相信，这个民间组织对她是绝对没有恶意的。况且，6月6日去涿州考察义和团情况的官员回禀说“拳民可恃”，政府高官，皇亲国戚也认为应善加用之，共御外辱，慈禧觉得自己应该“从善如流”。
在这种情况使下，出现了黄仁宇先生说“期间所发诏书有时称义和团为‘游勇会’及‘乱民’、‘拳匪’，可是有时又称其为‘拳民’、‘朝廷赤子’，甚至‘义民’。”的现象。
义和团再怎么神仙护佑，神功护体，对慈禧的这套做法恐怕也很难看透。自己到底是什么呢？空闲时，他们或许会在想下顿饭吃什么后，顺带思索一下这个问题。这些怀抱朴素的爱国忠君思想的农民，有很多头疼心烦的事——养家糊口，赡养老人，所以，团民队伍虽“大而壮”，但很大一部分是妇孺老幼。这些千百年来跟土地打交道的农人，十几天以后，将有几千人倒在“洋人”的枪口下。
慈禧可能根本未曾想到：她没想到涌向首都北京的团民会有数万之众，她更没想到那些红头毛、绿眼睛的洋人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也不给自己，这让她非常窝火。她决定在洋人面前展示一下天朝上国的威严，内心的愤怒让慈禧的判断力发生了偏差，虽然她的判断力始终处于偏差状态，但事后，人们会发现，这次的偏差带给这个帝国的伤害是多么的“无与伦比”。
黄仁宇先生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场景：“1900年6月21日她公布了宣战令。作战对象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条例的某些国家，而是‘远人’和‘彼等’，事实上就是与中国接触的所有国家。”
20世纪的开年，慈禧的情绪显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激动。义和团所做的一切是这种激动主要的来源。黄仁宇先生告诉我们“此时义和团在北京攻击使馆火焚教堂，已生事十日。”、“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杉山遇害。”、“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扔想交涉，在往总理衙门途中遇害。”慈禧相信，在宣战之前就已成为朝廷利器的“义民”，在宣战之后，定然会帮助朝廷“斩妖除魔”，不是说他们刀枪不入吗？不是说他们神功护体吗？那就让那些洋人尝尝“义民”的厉害吧——
火烧位于北京商业区大栅栏的“德记”洋药行，波及烧毁5000多间房屋，大栅栏一片焦土；同时贴出悬赏告示，杀洋人100两银子；杀洋女人，70两银子；杀洋小孩，40两银子。
照此发展下去，历史会顺着哪条路前行？世上本无先知，所以没有人能给出正确的答案，这种让人不免揣测、模糊的状态实际上也来自慈禧始终没有化作“唯一性”的心态。她虽然看好义和团，但并没有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义和团身上。尤其是6月25日发生一幕，让她警觉——义和团可能会超出自己的掌控，进而发生民变，篡朝夺位。这是历代统治者最为忌讳的事件，慈禧也不例外。
这一天，端郡王载漪和庄亲王载勋带着60多名义和团团民冲进紫禁城，声称要杀掉和洋人一条心的光绪皇帝。慈禧揭穿了这两位铁帽子王趁机作乱的阴谋，杀掉了为首的团民。事后，慈禧速命军队停止进攻使馆，还派亲信荣禄在使馆外树立了“奉旨保护”的牌子。显然，这个女人是在为自己留后路，于是身为读史者的我们，看到如下的景象就不奇怪了：几千“爱国”清军加几万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围攻只有100多个守军的使馆达，却硬是攻不下来；围攻西什库教堂也是如此，教堂里只有100多个中国教徒和40来个外国士兵，而义和团却有千人，结果洋人毫无损伤，这边却死伤无数。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慈禧懈光绪西逃而去之后，义和团的“霉运”又加深了一层。
9月3日，“俄兵大队自崇文门而北，系在近畿剿义和团，奏凯而旋，获团旗甚多，挟之马上。美兵亦有出队者”；7日，“南苑内时有枪声，经洋兵十余人驰往攻击，竟枪毙义和拳数百”；11日，“联军1700余人，携大炮6门，又攻良乡县城。义和团阵亡250余人”；19日，“联军往西山观音村剿杀义和团，全村为炮火所毁，团民百余人被杀”。
权力的持有者去了又来，来了又去，他们在苟合中寻找自己的午餐肉，义和团却再也见不到第二天的阳光。这样的结局似乎早已注定，因为正如黄仁宇先生说言，“上端”是一个专制魔王，“既愚昧无知，又缺乏自信”，事态的发展，以及之后留下的名声，由此也就可以预料了。
民国：俎上肉与自由歌
他的立场表现出当日中国知识分子所遇难关：虽有无数理论上的选择，却缺乏一个实际上的方针以解决面前的问题。
——黄仁宇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年，离光绪帝宾天已去4年，离熊秉坤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也已过去了3个多月。当清帝国的孤儿寡母坐上如针毡一般的龙椅时，他们不会想到，祖宗开创的基业会败在自己手中，他们更想不到，帝国崩溃的速度竟如此之快，而自己号令天下的时间却如此之短。
如果帝国的孤儿寡母“有幸”听到流传在陕西的一首民谣，或许他们内心的波澜会趋于平复——原来一切皆有定数。这首民谣是这样唱的：“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相对的，革命的胜利对孙中山来说也是一种意外。黄先生说：“在1911年10月10日前，孙曾发动推翻满清运动十次，每次失败都免不了人命牺牲。”孙中山当时身在美国，并不知道起义爆发并且获得成功。事后孙中山也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
不过无论怎么说，旧时代已经过去，新时代来到了人们的面前。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的年轻人减去了为外国人嘲笑为“猪尾巴”的辫子，激进分子开始在各类报纸上全盘否定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加之普通民众对高高在上的官老爷的本能不满，随着自由空气的弥漫，各种各样宣示“三民主义”的游行在新生的民国遍地开花。
此时的中国如黄先生所言，如同一个万花筒。这是一个难得的景象，因为国人素来含蓄、谨慎而内敛，从不，或者不习惯在外人面前宣泄自己的情绪，但这一回不同，这当中虽然社会的中坚分子占了绝大多数，但对一般民众而言，终究也算是值得高兴的事，毕竟，官员出门不用下跪了，女人不用裹脚了。
当然，没有永远的阴天，也没有永远的晴天，快乐与悲伤总是相对而存在，国家之事很多时候也会死如此。黄先生说：“民国成立后的二十年是一段令人愁丧的开始。”这当中不得不提袁世凯的复辟帝制。黄先生指出其实为“1898年出卖光绪帝的人物”，不管袁大头本身事后在各类媒体上做怎样的辩解，都难以消去“奸佞小人”的标签，都说什么样的人生追求造就什么样的成长轨迹，袁世凯以他的方式为这句话做了准确的注脚。
1915年12月，袁大头在北京当上皇帝，至1916年6月6日死，如黄先生所言：“他的皇帝只做了81天，因为各方的反对，他临死之前已将帝制撤销。”1年以后，张勋又在同一座城市复辟，他长期在袁大头手下效力，也有忠诚之名，见原上司自己做皇帝不成，便扶末帝溥仪上位，但“这次为时更短，君主制度只存在了21天。”
旧思想已不能适应新时代，这个喧嚷的时代需要全新的东西来装点自己的头颅与手脚。于是在动荡中求变化，在变化中求进步便成了民国初期的主题词。虽然我们有时也可以说，这种急欲求变求变的心理是出于一种被迫——国家新生，军阀混战，乱相层叠，北京政府又肆意出卖国家权力而换取自身的保护和稳定，黄先生指出其中的荒谬：“中国不仅无法分得任何胜利后果，反要将本身领土之完整作为特权转让去满足另一战胜国，这是前所未有的例子，也更令人发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