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衬衫”问题还与士兵的养老金和黑人的权利息息相关。内战结束后联邦士兵成立了共和党军队，1890年部队壮大到40.9万人。这些士兵向国会施加压力，要求为退役的残疾军人提供经济援助，最后这个范围从残疾军人扩大到了所有联邦士兵。共和党政治家趁机煽风点火，以“血衬衫”扩大士兵的不满情绪。但共和党领导人不为所动，他们要求政治家以更为真诚的方式证明他们对老兵的关心，并以实际行动善待联邦士兵。
“血衬衫”也影响了共和党对黑人的态度。如果共和党想通过白人的支持来赢得更多投票，那么他们就需要利用“血衬衫”，并通过强调关税等经济问题来获得保守派的好感；而如果他们想从黑人那里赢得更多支持，从而在南方建立组织，那么他们就得向黑人“强调共和党可以为你们提供和民主党一样的安全”。
货币改革问题是第二个政治问题。内战期间，政府承担了大量的战争债务，在借款和税收均无法偿还的情况下，不得不延缓硬币付款，并在国内发行4.5亿美元的绿背纸币。不过，广大人民一时无法接受这种改变，他们怀疑政府此举是为了避免通过不受欢迎的税法，并认为发行这种绿背纸币会带来通货膨胀的风险。一名政治家声称：“贵重金属在人类社会的任何时代和任何地区都已经成为了价值度量的标准，这项法则不会被地球引力所废除，更不会因国会的法案而废除。”内战一结束，便出现了要求取消绿背纸币，恢复硬币流通的呼声。
不过，支持货币通货膨胀的团体也大有人在。1876年，钢铁制造商彼得·库帕被绿背纸币党提名，参加总统竞选；1878年，绿背纸币劳工党获得了上百万选票，其中有14名入选国会议员。虽然从战后重建开始，国内就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大量债务人和在战争中借债投入生产的农民为此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同时，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内部都很难达成一致。民主党中的一派支持绿背纸币时，另有一派被称作“波旁分子”的保守人士支持健全的货币制度。大部分西部的共和党人支持通货膨胀时，却又有一部分人表示通货紧缩有利于国家的经济。
另外，关税问题也是内战后的一大政治问题。当时，除了几位进行理论分析的经济学家，几乎没有人支持降低关税。商人认为高关税有利于阻挡海外产品的竞争，工人则确信关税保护了工业，创造了就业机会，同时避免了廉价劳动力的进入国内拉低他们的工资水平。甚至连农民也支持关税保护政策，尽管农产品市场根本没有太多的海外竞争力。
事实上，随着美国技术的发展，许多行业不再需要高关税来与海外竞争。关税已经从一个经济问题演变成为了政治问题。共和党表面上认可关税改革，在真正需要提交改革方案进行讨论时，却暗自与其他代表进行交易投票，将自己的行业设为最高关税。每当民主党领导试图提出降低关税时，来自纽约、宾夕法尼亚州等工业州的民主党议员便站在了共和党的一方。因此，没有人真正关注实际的公众需求和国家利益，所有的关税改革议会到最后都变成了政治家相互游说、钩心斗角的场所。
最后一个问题是文官制度的改革问题。联邦政府的管理在战后日益低下，连续几届无能的总统和将精力分散在利益分配、政治争斗等琐碎事务上的国会，使许多人不得不承认整个官僚体系都需要一场巨大的改革。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政府官员已经从1871年的5.3万人上升到了19世纪末的25.6万人。机构的扩张理应承担更多职能，其管理也应具有更多专业性，但实际上臃肿庞杂的人员带来的只有大量腐败和浪费而已。一名评论家描述纽约海关的场景时，称在那里到处都是“行贿的商人，办事员和跑腿人……以及无耻寻求高卖价的贪污的办公人员。”
虽然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文官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但每个政治家都在找各种理由逃避责任，拒绝交出他们手中的权力。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象征性地将文官制度改革写入政治纲领，实际上一旦出现真正提出专业正确的管理体系的改革者，他们却往往不予理会。他们为那些随意安置根本不称职的人员辩解，认为他们是一批为曾为选举效力、对政府忠诚的工作人员。对于眼前改革，这些政治家并没有体现出发动实际行动的意向。
黑人在重建中的作用
与那些虚伪拙劣的白人政治家相比，黑人是共和党激进派重建时候的主要力量，也是南方恢复民主政权的社会基础。内战还未结束的时候，北方成立的联邦派同盟会便是由效忠于联邦的北方黑人和支持他们的白人组成。这个组织在1863年进入到美国南部，随着联邦军队的连战连捷，联邦派同盟会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
内战结束后，激进派重建时期联邦派同盟会已经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组织，它在纽约设有大委员会，并且在各个州的首府设有州委员会，并且在南部各个选取设有基层委员会，小的分支机构更是星罗密布，像弗吉尼亚州就有800个分支机构。
1867年，联邦派同盟会在南方各个地区拥有了五十多万的会员，各分支机构中成立了黑人民兵连队，与南方的民主党和猖獗的三K党进行有效的斗争，并且对不平等政策的颁布进行示威游行。在南方的民主改革期间，联邦派同盟会的基层组织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这是州政府和联邦军队不可比拟的，例如包围联邦宪法和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黑人选举权方面，最重要的是有效遏制了三K党的恐怖活动，避免了消极因素的蔓延。
在扞卫民主权力方面，黑人表现得也非常积极。1868年6月，佐治亚州结束了军管，正是纳入联邦体系当中。9月，佐治亚州的州议会举行，这次会议上有一个破坏黑人民主权力的议案，这个议案便是驱逐黑人议员的决议。面对这种严重破坏民主的行为，黑人议员领袖亨利·特纳对议会通过这项决议感到非常愤慨，对发起这项决议的民主党人和保守势力进行了强烈地谴责；另一方面特纳采取了具体的行动，他集合了八十二个县的136名黑人代表举行了会议，进行示威抗议，要求国会重新审核这项决议，纠正这种错误的活动。特纳组织的扞卫黑人民主权力的斗争得到了国会的支持。国会最后决定如果佐治亚州议会不同意恢复黑人的合法政治权力，那么国会也将不会接纳来自该州的议员进入到国会之中。
不过佐治亚州的议会完全把国会的决定当做耳旁风，他们不但没有撤销决议，反而在第二年否决了联邦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面对佐治亚州议会公开的对抗，国会不得不将该州又驱逐出联邦，重新恢复军管，决定该州在批准联邦第十五条修正案前不得重返联邦。军管开始后，军区司令撤销了二十四名民主党议员的资格，并且议会进行重组。重新组阁的新议会支持激进派的重建法案，同意恢复黑人的合法政治地位，并且批准了第十五条修正案，通过了妇女选举法、监狱改革法等促进民主化进程的法律。佐治亚州终于在1870年的7月重新回到了联邦之中。
在南部各州之中，南卡罗来纳州是唯一的黑人比白人多的州，也是黑人参政比例最多的州，所以黑人对南部民主化起的作用也是最突出的。此时在南卡罗来纳的议会上，一些歧视黑人的白人政客发表了一些荒谬的言论，认为他们愚昧、没文化，不配参加州宪法的制定会议。面对这种无礼的言论，黑人领袖代表贝弗利·纳什发表了演说对此言论进行回击，他说：“有关选举的活动，黑人可能在一开始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不了解其中的过程，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我们迟早能够学会履行我们的职责。”
一些黑人的参政人员被选进了州议会或州政府担任重要的职位，许多黑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渐渐赢得了别人信任和好评。虽然在众议院中黑人占了绝大多数，但是参议院仍然控制在白人手中，并且州长的职务也是有白人来担当。由此也不难看出，虽然南卡罗来纳州是黑人参政比例最高的州，但要实现黑人成为该州最高的领导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也表现出了黑人在重建斗争中的局限性。黑人没有属于自己的政党组织，他们也没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政党，只能跟随西部唯命是从。黑人的维权斗争此时还处在自发阶段，只有一两个领头人发动的小规模抗议活动，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再加上大部分黑人刚刚从奴隶转变为自由民，思想还没有完全转变，面对盘根错节的白人种族主义和南方民主党的威胁，缺少政治经验的黑人很难与之抗衡，所以黑人拥有和白人一样的地位、权力在这一时期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种族歧视在加剧
有利于黑人的情形没有维持多久，1877年民主党在南部占据优势后，保守势力重新抬头，加上入主白宫后的共和党人注意力转移，无心关注黑人，致使他们孤立无援，黑人的权利再一次面临危险。
对于种族主义者和南部保守势力来说，夺取黑人的选举权是迫切的需要。事实上，早在1876年最高法院就以1870年的强制法违反宪法为借口，宣称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不曾保证公民的选举权，只是规定不能因为种族、肤色或先前的奴隶地位歧视黑人。这给各州自行处理选举权留下了很大的空间。种族主义者和保守势力采取诸多方式，更加肆虐地剥夺黑人的选举权。他们将投票地点设立在远离黑人居住区的地方，或者用假选票代替真选票，甚至采取暴力恫吓等手段使得黑人无法正常投票。
到了八、九十年代，不甘于这种情况的黑人参加了人民党运动，不断进行反抗。这个时期，出现了黑人劳动骑士团、全国有色农民联盟等组织。但由于双方力量悬殊，最后胜利的仍然是州政府的统治者。也有一些人采取消极反抗方式，迁徙到其他的州去生活，但实际上，无论在哪里，黑人的生活和境遇都没有获得改善。
面对黑人的反抗，白人采取了疯狂地报复行动。密西西比州的制宪会议在1890年通过了一条州宪法修正案，规定选民登记必须缴纳2美元的人头税，还要通过文化测验。这剥夺了123000名黑人的选举权，而对于白人而言，只有11000个人失去了选举的机会。这样，白人就联邦宪法修正案的漏洞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之后南部其他州也纷纷效仿。
1895年，南卡罗来纳州的相关法律变得更为严苛，要想获得选举权必须在此基础上加上两年居住期以及300美元。更为别出心裁是1898年出现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祖父条款”，上面规定1867年前享有选举权的成年男子及其后代有免除教育、财产及纳税的特权，并且继续享受选举的权力，其他人则无选举权。实际上，在1867年之前，黑人在该州根本就没有选举权。所以，这就等于将黑人的选举权剥夺。这是对宪法第十四、十五条修正案的否定。紧跟着南部其他各州纷纷以这样的形式立法，限制黑人选举权。
种族隔离是另外一项对黑人权利剥夺的做法。1870年，田纳西州制定法律禁止种族间通婚，这是最早关于种族隔离的法令。1875年制定的“吉姆·克劳”法规定，在火车和公共交通实行隔离。6年后，该州规定在铁路运输中，公司必须给黑人另设车厢，不准他们进入白人车厢。1885年，种族隔离延伸到公立学校，接着便是饭店、酒吧和影剧院等公共场所。到了1891年，佐治亚州率先制定电车隔离法限制黑人的市内交通。
1896年，最高法院在“普来赛控弗格森”案件中，确立了“分离但平等”原则，该原则是对公共交通中的种族隔离在法律上的认可。种族隔离严重阻碍美国社会的进步，带着枷锁的黑人不断反抗斗争，也使得南方政治处于反动状态。
在南部重建的斗争中，黑人没有力量和条件建立自己的政党，再加上多数自由民刚从奴隶转变过来，文化素养差、政治训练少，思想上并未得完全解放，进行持久的政治斗争极不现实。自身的局限性，白人种族主义势力和南部民主党力量，这些因素的结合都注定了黑人重建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