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管、笙一、历史信息中的笛
笛，又称笛子。它在中国的笛类乐器中最具代表性和普遍性，并流传于中国最广大的地区。在当代的国家和民间文艺表演团体以及社会群众业余文化生活中，笛的演奏与应用占有明显的位置。中国笛在中国长期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已形成固有的特征，并以中国笛文化的鲜明特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人类对声学领域里的边棱音的认识、利用、开发进而创造并不断完善横吹的笛，这是人类早期最普遍的文化现象。今天，具有中华民族特点的、并已较为充分地规范化了的中国笛，是历代中国人对居住在华夏土地上的原始先民所拥有的边棱音科学现象认识的延伸与发展，也是在传统的中华民族地理、历史、语言以及内外文化交流等诸多条件下对这种边棱音现象创造性的发挥。今天的中国笛，早在几千年前的原始时代，就开始了其滋生、发展与创造的历程。我们在各学科提供的信息中，均能发现其端倪。
本世纪初，日本学者伊能嘉矩在我国台湾的土著民族——高山族曹部族人中，发现横吹的笛类乐器。据持笛者称，他曾见竹管被虫蛀一小孔，因风吹小孔而发声，从而启发了他用嘴吹小孔、并制作横笛的行动。日本另一学者竹中重雄也在此发现了取名为“毕埃克哪欧姆”（“毕埃克”为笛，“欧姆”为发明者之姓）的笛。这种笛吹孔居中，形似现代口笛，横吹，笛管两端均开口，用拇指按放。
这两个民族学的例子向我们暗示，边棱音现象随时随地都可能伴随着人类的生活。原始时期的人们认识边棱音现象是可能的。他们利用管状物和口腔，人为地制造“横吹——边棱音”现象，也在情理之中。而保留着大量原始文化习俗的云南西盟佤族，流行的一种横吹的四孔笛——当篥（Dungli），以及克木人吹奏的一音孔乐器——库络多（Kulaoduo），使我们看到了这些纯朴、简单而原始的，横吹笛与今天的笛一脉相承白的血缘联系，更使我们看到了笛的“活化石”。
舞阳贾湖骨笛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墓葬出土的距今约八千年的一批骨笛，其中一支可明显地理解为横吹。管上两孔，一孔可作为按音孔，另一孔可作为吹孔。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和第三文化层（距今约七千年）出土的“骨笛”，有一支约10厘米长，并有一个横吹的吹孔和六个指孔。这些出土文物充分证明，早在七千多年以前，居住在今天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原始先民们，就有可能认识“横吹——边棱”现象，并已存在横吹笛的早期形态了。
这样一来，古代文献《吕氏春秋·古乐篇》中的“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之懈谷，以生空窍厚薄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曰‘含少’；次制十二筒，……”等等反映远古音乐起源的传说记载，已具有较多成分的合理性与现实性。这些传说记载较充分地折射出远古原始先民们以竹管制作吹奏乐器的事实。在这些乐器中，合理地包含着“横吹——边棱”乐器成分。
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诗经》，其中有“伯氏吹埙，仲氏吹篪”（《诗·小雅·何人斯》）的文句。这已明显地反映出至少在距今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已经有名实相符的篪的存在。《太平御览》引《五经要义》：“篪以竹为之，六孔，有底。”陈畅《乐书》：“篪之为器，竹为之，有底之笛也。”而战国时期曾侯乙墓笛的出土，使我们有可能看到先秦时代篪的形制。
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两支笛，吹孔平面与按音孔平面相交约为90度的夹角，这与曾侯乙墓笛（篪）的吹孔位置极其相似。在时间上，两者相隔几百年；在空间上，湖南长沙与湖北随州相距数百里之遥，而吹孔位置几乎一致，由此可看出先秦到汉初横吹笛或篪的普遍形制。
然而，更多的历史文献认为，笛是汉武帝时代丘仲所创制，或是改造羌笛而成，或是如崔豹《古今注》说：“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二曲。”而日本学者林谦三先生认为，中国笛起源于汉武帝时代，是由西域的羌人传来的。以上观点构成了中国笛起源的“西来说”。笛起源的“西来说”曾成为带支配性的历史观点。
中国笛起源的“西来说”只代表一家之言。“西来说”的论据并不能说明笛的起源，而恰好只能说明西部各民族文化成分包括笛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并促使曾滋生、发展在中国本土几千年的横吹笛，在汉以后逐步趋于科学、合理和完善。杨荫浏先生正视了这种影响：“横吹的笛，在鼓吹（横吹）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从公元前1世纪末汉武帝的时候开始，这可能和张骞山西域传入吹笛的经验和笛上的曲调有着关系；”（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五章）杨荫浏先生客观地指出横吹笛在当时宫廷鼓吹中的现实地位以及笛与西域的关系。他队为西域传来了“吹笛的经验”和“曲调”，并非是传来笛乐器本身。
汉代以后，横吹笛已在宫廷、军队的鼓吹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个事实提醒了人们，中国笛的发展，已经脱离了它的早期原始形态，有可能在吸取了其它民族笛的合理成分后，在音律、形制等方面更加合理和更加完善，并与乐队中其它乐器日益完美地配合与协调。在河南邓县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画像砖上，我们清楚地看到鼓吹乐队协调行奏的历史图像：横吹笛演奏者的持笛方向、角度、左右手弄笛姿势与今天的笛演奏完全一样。
隋唐时期鼓吹乐的“大横吹部”和“小横吹部”均用横吹笛。在供人们欣赏、娱乐的隋唐“燕乐”乐种中；横吹笛（当时称横笛）广泛活跃于乐队业里。在敦煌隋代壁画和唐伎乐人图上，也能看到横吹笛的演奏。在其它一些历史图画里我们还会发现两个方向的吹笛姿势（笛尾向左或笛尾向右）。
唐代已经出现有关著名笛演奏家的记载，如李谟、孙楚秀、尤承恩、云朝霞等。其中李谟曾师从西域龟兹乐手，因笛演奏不同凡响，技艺出类拔萃，唐玄宗赐予他“笛中之王”的御称。
陈旸《乐书》说：“唐之七星管古之长笛也，其状如篪而长，其数盈导而七窍，横吹，旁有一孔系粘竹膜者，藉共鸣而助声，刘系所作也……”也许至少从唐代开始，具有中国膜笛音色特点的笛就已出现了。笛上带膜，是中国笛最独特的标志之一。
唐以前的笛是否贴膜，无文献可考。而马王堆三号汉墓笛在六个指孔的背面有一孔，此孔位置与第六孔位置距尾端管口几乎相等。因此，如果此孔是按音孔的话，并无实效意义。那么，此孔是否是膜孔？如果此孔是膜孔，那中国笛的贴膜传统就可以追溯至汉代。
唐以后，横吹笛更加广泛地应用于宫廷和民间的音乐活动中，如北宋宫廷的鼓吹乐、南宋宫廷的“随军番部大乐”、“天基圣节排当乐次”、民间瓦舍中的民间器乐“鼓板”、元代宫廷宴乐、明代的宫廷郊庙祭祀乐、朝会乐、丹陛大乐、太平清乐以及明代的余姚腔戏曲伴奏、昆山腔戏曲伴奏、清代的“十番鼓”（十番笛）、“十番锣鼓”、陕西鼓乐和各地丰富多彩的歌舞音乐伴奏、戏曲声腔伴奏等。在中国，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在祖祖辈辈呕心沥血的无数次艺术实践中，已将笛逐步规范、完善为今天通用的形制。
二、中国古代的管子
在中国古代的双簧哨嘴类的气鸣乐器中，除了唢呐之外，就是管子。管子，顾名思义，其形态就是带指孔的木管加哨嘴，别无其它。
管子，广泛流行于中国民间并具有悠久的历史。一般认为，管子在汉代即由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古称管子为“觱篥”（Bi li）、“筚篥”，二者均出自龟兹语源的音泽。这种乐器，除中国广大地区应用外，在阿拉伯、埃及、朝鲜、日本、泰国等地区也有类似管子的乐器存在。
早在春秋、秦汉期间的文献中，就有“管”的文字记载。《诗经·周颂》言：“箫管备举”；《尚书，益稷》说：“下管鼗鼓”。另外，在《仪礼》中有“下管新宫”、《礼记》中有“下管象武”的记载。《周礼·大司乐》中写道：“孤竹之管，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孙竹之管，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阴竹之管，于宗庙之中奏之。”这里已明确地提到了各种竹制之管的演奏场合。在《尔雅·释乐》中还说到不同管的别名：“大管谓之荞，其中谓之篁，小者谓之够。”《风俗通》中具体谈到了“管’’的形制：“管，漆竹，长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贯地而牙，故谓之管。”《尚书·大传》中还记载传说舜时就有用白玉制作的管：“……零陵文学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管，古以玉作，不但竹也。”《周礼·春官》：“笙师，……掌教龡竿、笙、埙、埙、萧、篪、遂、管。”郑玄注：“管，如遂而小，并两而吹之。”由以上可知，管这种乐器已在多种文献中不断被提到和被记载，它在先秦及先秦以前的宫廷、民间已广泛存在。但一般认为此种被称为“管”的乐器早已失传。《宋书·乐志》中说：“《月令》：‘均琴、瑟、管、箫。蔡邕章句曰：‘管者，形长尺围寸，有孔无底。’其器今亡。”
云冈石窟中的伎乐群像（中部有一吹管者）以上是古文献上所记载的“管”，但有名无实，我们无法判断这就是今天民间管子的祖先。
《晋书·吕光传》和《隋书·音乐志》载，东晋武帝太元七年（公元382年），吕光征服龟兹后，带回了龟兹的乐女和乐器，龟兹的“管”才传入中原地区。由此看来，管子似乎是外族乐器。早在北魏开凿的云冈石窟第二期雕塑中，就有大量的吹管演奏图像。邓县南北朝时期彩色画像砖墓中的鼓吹乐队图中，也有吹管的图像；这种管子，人们认为就是今天中国管子的前身。
最初，古文献将管子写作“必栗”。南北朝时期何承天《纂文》中说：“必栗者，羌胡乐器名也。”以舌，发音不变，而文字变为“觱篥”。陈旸《乐书》卷130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