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中国的床弩也传播到了印度支那。今天在柬埔寨著名的吴哥窟中，我们还能够见到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占婆人使用床弩作战的石雕图像。占婆人的一个创造是把多弓床弩架设于大象的背上。
灭亡了宋朝的蒙古军则大力搜罗宋军中的床子弩手来为他们服务。当蒙古军西征的时候，他们就大量使用了汉族匠师制造而且也由汉人操纵的床弩。波斯史家志费尼在其名著《世界征服者史》中记叙1256年旭烈兀汗攻克位于厄尔布尔士（Elburz）山的坚固的穆斯林城堡麦门底司（Maimūn-Diz）时，曾有这样的描写：“当无策可施时，契丹（按指汉地）匠人制造的一种牛弩（kam n-i-g v），其射程为2500步，被对准那些蠢货。流星似的射弹烧伤了魔鬼般的异教徒的许多士兵……”阿拉伯人称床弩为牛弩，应是源于汉人固有的“八牛弩”，一类名称。据认为，阿拉伯的2500步约合一公里。这时，床弩显然已被用于发射燃烧性的火器，它有可能是一些燃烧性的球弹，也有可能是箭端绑缚纵火物或火药球的火箭。宋代兵书《行军须知》中就记载：“用床子弩放火箭及火袍烧填濠柴草。”火孢是宋人对燃烧性球弹的习称。
十一、石包（）和炮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象棋中有一个“石包”子，而在现代汉语中，这个字已为“炮”字所取替。石包和炮这两个字的演变，实际上是中国古代重型抛射武器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石包（）字的本义
石包又写作，本指抛石机。汉代字书中没有砲或字。就今所知，石包字初见于魏明帝曹《善哉行·我徂》：“发石包若雷，吐气成雨。”黄节注：“诗所云发（石包），即飞石也。”字初见于西晋潘安仁《闲居赋》：“石雷骇，激矢飞。”唐李善注：“石，今之抛石也。”按石包、大致都是魏晋时期新出现的形声字，为同音同义的异体字。因包、读音相近，所以或用包为声符，或用为声符。新字初出时，往往会有这种杂乱现象，而以后石包、两个字都沿用了下来。又石包或作，应是俗写。
砲（）的本义是抛石机，后也引申指抛石机所抛掷的石弹。陈规《靖康朝野佥言后序》：“金人广列垒石石包座，寻碑石、磨盘、石羊虎为砲。”后一砲字即指石弹。
“火袍（磁）”一词的出现
“火砲）”的较早词例见于唐人武元衡（公元758～公元815年）《出塞作》：“白羽矢飞先火磁，黄金甲耀夺朝暾。”其本义应是抛掷纵火物的抛石机。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成书的《武经总要》中刊有“火袍”之图，就是一架抛石机。诚如冯家先生所言：“孢者抛也，本来是抛石头的意思；加上‘火’字就是指抛火而言。”然以前人们都以为，“火砲（）”之称始见于味初，而当时战争中使用的纵火物已经较多应用了火药，故冯家异先生又进一步断言：“‘火石包’这个名称不见于火药为军事家采用以前，而见于以后。因此，火砲无疑的是要用火药的。”现在看来，这个论断是有问题的。因为在武元衡活动的时代，火药还没有走出炼丹家的丹房，按冯先生的说法，是尚处于炼丹家密守的阶段，故《出塞作》诗中的火磁，其所抛掷的纵火物只能是传统的“草木苇荻，束而灌脂”之类。也就是说，火石包（）之称出现于火药应用于军事之前，火袍（硕）所抛之纵火物本不含火药。
宋元时期的“火石包（）”
宋辽金元人的著作中屡记战争中使用“火石包（）”，意义颇繁，需细加辨别。
其一，指抛掷纵火物或火器的抛石机。《武经总要》中绘有图像。宋元时期，火石包所抛之纵火物日益普遍地应用了火药。据《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所记，宋初以抛石机抛放的燃烧性火器有火石包、火鹞等，书中还详细载录了它们的制法及火药配方。后来由燃烧性火器发展出了爆炸性火器，也以抛石机抛掷。抛掷物发展成为火药制品，这是宋元“火石包（）”的新内涵。
其二，指抛石机抛掷的火器。如同胞（硕）既指抛石机，又引申指抛石机所抛掷的石弹；火石包（）也既指抛火之抛石机，又引申指抛石机所抛掷的燃烧性或爆炸性球弹。
赵与襄《辛巳泣蕲录》记南宋嘉定十四年，金人攻蕲州，宋军“同日出弩火药箭七千只，弓火药箭一万只，蒺藜火石包三千只”。所谓“蒺藜火砲，应即用抛石机抛掷的“蒺藜火毯”。《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蒺藜火毽，以三枝六首铁刃以火药团之，中贯麻绳，长一丈二尺，外以纸并杂药傅之，又施铁蒺藜八枚，各有逆须。放时烧铁锥烙透令焰出。”
《辛巳泣蕲录》又记：“初八日，独西知府帐前与前左右铁火石包甚多，甚至打至卧床屋上，几于殒命。” “十一日，番贼攻击西北楼，横流石包十有三座，每一石包继一铁火砲，其声大如霹雳。”所谓铁火石包，系一种铁壳爆炸弹，“形如石包状而口小，用生铁铸成”（同前书），也以抛石机抛掷。
其三，由前义进一步引申，虽不以抛石机抛掷的燃烧性或爆炸性球弹，也称为“火石包（）”。
《行军须知》卷下《守城第十一》：“用床子弩放火箭及火石包烧填濠柴草。”“床子弩”又称“床弩”，是一种装于架上发射的大型弩。“火石包”应是燃烧性火器，用床子弩发射出去，以焚烧攻城敌军填塞濠沟的柴草。
这些火器，原以抛石机抛掷，故称“火石包（）”；后虽改以其他方式使用（如弩放或手投），但“火石包（）”之称仍沿袭了下来。
其四，燃烧性或爆炸性球弹既称“火石包（）”，也或省称“石包（）”。
传世和出土的宋代铜象棋子，其中“砲”子一般正面刻“砲”或“磁”字，背面刻抛石机图像，但1982年江西省守义县长埠村出土的铜“砲”子，正面刻“砲”字，背面图案却是一个顶部有火焰燃烧的圆球，所表现的显然是燃烧性或爆炸性球弹。
江西安义长埠村出土又周密《癸辛杂识·砲祸》记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维扬石包库”爆炸，“诸石包并发，大声如山崩海啸……守兵百人皆糜碎无余，楹栋悉寸裂，或为石包风扇至十余里外”。所谓“石包”，皆“火石包”之省。
其五，尽管其时“火石包（砲）”多指火器，然仍有抛石机所抛、不含火药之燃烧体称为“火石包（）”之例。如宋代战争中常用的“金汁火石包”（或称金汁石包、金石包），金汁即铁水。它实际上是一种泥质的铁水包，因此物也是由抛石机（）抛放以烧灼敌人，故又称“金汁火石包”。
宋辽金元文献中屡见之“火石包（）”一词，不外乎上述诸种意义。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材料能够表明，“火石包（）”或“石包（）”在这个时期已成为重型管形射击火器的名称。
以“石包（）”称重型管形射击火器
冯家异先生曾说：“把‘石包’字作为射击用的管形火器讲，乃是明代中叶的事。”现在我们知道，明代之初，大口径的重型管形射击火器已偶有称“石包（）”之例。1988年山东蓬莱县营子里村出土两门明初的铜碗口铳，均有铭文，一铭：“莱州卫莱字七号大石包筒重壹佰贰拾斤洪武八年二月日宝源局造”；另一铭：“莱州卫莱字二十九号大砲筒重一百二十一斤洪武八年二月日宝源局造”。
明代中期以后，以“石包（）”称重型管形射击火器渐趋普遍。邱溶《大学衍义补》 （1488年成书）卷一二二说：“近世以火药实铜铁器中，亦谓之磁，又谓之铳……今（之制，用铜或铁为具，如筒状，中实以药，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线，用火发之。”
重型管形射击火器为什么会被称为“砲）”？原因并不复杂。当重型管形射击火器出现后，原先以抛石机抛掷的大型石弹和燃烧性或爆炸性的球形火器便改以重型的管形射击火器发射。早期的重型管形射击火器大多是碗口铳，这种铳的口部外侈呈碗形，其作用就是为了放置一枚大型的圆弹。明人何汝宾《兵录》卷十二：“碗口铳，用凳为架……放时以铳口内衔大石弹，照准贼船底膀，平水面打去，以碎其船，最为便利。”《明会典》卷 一九三《军器军装二》记“毒火飞砲”：“用熟铁造，似盏口将军，内装火药十两有余，盏口内盛生铁飞石包一个，内装砒硫毒药五两，药线总缚一处，点火，大石包先响，将飞石包打出二百步外，爆碎伤人。”皆是其例。由于早期重型管形射击火器的发射物直接继承自抛石机，而且其作用同样是将这些物体抛送出去以毁伤敌目标，所以人们就借用原来抛石机的名称“石包（）”来称呼它。
以“石包（）”称爆炸性和燃烧性球形火器
沿袭宋元“火石包（）”旧义，明代仍普遍以“石包（）”来指称爆炸性和燃烧性球形火器。前引《明会典》所记“毒火飞跑”：“大砲先响，将飞跑打出二百步外，爆碎伤人。”大砲即重型管形射击火器，飞跑则是大石包发射的爆炸弹。又当时的各种地雷、水雷，均名之为“石包”，如《火龙神器阵法》记有“自犯石包”、“无敌地雷砲”、“水底龙王石包”等。《武备志》卷一二二所记“烧天猛火无拦石包”，则是燃烧性球弹。
以“炮”字代“石包”（）”字
“炮”和“石包（）”本是不相干的两个字。“石包（）”字之义已如前说。“炮”字原义是烧烤。《说文》：“炮，毛炙肉也。”清人徐灏注笺： “炮本连毛裹烧之名，故用包为声，引申之为凡炮炙之称。”
《辞源》修订版说：“以机发石为，也作‘石包’。自后有以火药发射铁弹丸的重型火器。字亦从火作‘炮’。”此说甚流行，然不确切。就笔者所知，以“炮”代“石包”始见于宋初许洞的《虎钤经》（1004年成书）：“将有火之用，先知其日，次顺其风。攻城寇寨，风助顺利为飞火。飞火者，谓火炮、火箭之类也。”其时发射弹丸的管形火炮远未问世，所谓“火炮”，应即“火石包”，或指抛掷纵火物的抛石机，或指抛石机所抛投之纵火物，因与火有关，故以从火之“炮”代之。之后到明清时期，方才用“炮”代“石包”以指称重型管形射击火器。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庶政·严缉私贩》：“弓刀炮火，白昼公行。”此“炮”即管形火炮。但直至本世纪50年代前期，以“炮”通“石包（）”的用法仍较罕见，人们仍习惯于以“石包（）”来指称火器。如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首版冯家异先生的火器史名著《火药的发明和西传》，便统用“砲”字：。
1955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将炮、石包、列为一组异体字，选用“炮”字为正体，而将“石包”、“”予以淘汰，自1956年2月1日起停止使用，由此正式用“炮”字代替了“石包（）”字以指称火器。
“炮”字从火，指称火器自然可以，但以“炮”字取替“砲（）”字也有考虑欠周之处。因“石包（）”字的重要义项之一是抛石机，用“炮”字来表示这个意义，难免牵强，而且极易误解。如《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有《中国古炮考索》一文，许多人一定以为是研究古代火炮的文章，实际上作者考证的是抛石机。现在看来，应当在现代汉语中保留“石包”字，用以表示抛石机。
十二、杠杆抛石机和扭力抛石机
中国发明、使用抛石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汉书·甘延寿传》唐颜师古注引《范蠡兵法》说：“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这显然是指抛石机。范蠡是春秋晚期越国的名臣，曾经辅佐越王勾践灭亡了吴国。所谓《范蠡兵法》，并非范蠡本人的著作，而是战国或秦汉时期的人伪托的。
近年，加拿大的叶山（Robin D．S．Yats）博士研究了《墨子》城守诸篇，认为书中记述的“藉车”就是抛石机，并作了推测复原。其说得到李约瑟博士的赞同。另外， 《孙膑兵法·陈忌问垒》中提到“投机”，或以为是抛石机。
东汉以后，战争中使用抛石机的材料渐多。 《三国志》记载，东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曹军初战失利，退守营壁。袁绍为高楼，起土山，居高临下，用弓弩射曹营。曹操于是做“发石车”，将袁军高楼尽数摧毁。袁军惊呼之为“霹雳车”。这是文献中最早提到的移动式抛石机，即后世所谓“车砲”。“霹雳”一词，生动地状写出了抛石机发射和命中时的声势及其巨大的威力。后来西晋潘安仁的《闲居赋》，也用“石雷骇”来描写抛石机发射的情景。 《隋书·李密传》记，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田茂广制造“云族三百具”，以机发石，用于攻打洛阳城，号称“将军”。这是中国古代第一次用“将军”的称号来命名重型抛射武器。这种做法在明清时期火炮发展起来后，广为流行，当时常将火炮命名为“神威大将军”、“威远将军”、“武城永固大将军”等，而且这类封号往往为皇帝所敕赐。
宋代战争频繁，抛石机的应用达到高峰，极为广泛。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围攻宋都汴梁；金天兴三年（1234年），蒙古军围攻金都汴梁，攻守双方都大量部署了抛石机，城内城外遥相对抗，砲石在城上凌空飞射，甚为壮观。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陈规守德安府，也大量使用抛石机。陈规在其所著《守城录》中，还根据切身的经验，总结了运用抛石机守城的方法和应注意的问题。如他特别强调将抛石机部署于城内隐蔽处，每架抛石机配备一人在城头观察嘹望，以指挥发砲，者随时调整发射的角度和距离。近代火炮为提高命中精度，仍采用相似的方法，只不过观察炮弹落点者配备了越来越先进的仪器。据史书记载，宋、辽、西夏、金、蒙古诸方军中都有专门的抛石机部队，称为“砲手军”或“砲军”。有意思的是西夏人称砲手军为“泼喜陡”，前苏联学者克恰诺夫译为“勃利特”，似视之为拉丁文hal-lista（投石器）的音译。
及至明代，由于以火药发射弹丸韵火炮发展起来，抛石机的使用遂逐渐减少，大约在明代后期，便退出了战争舞台。
《武经总要》中的抛石机图中国古代抛石机的典型结构，我们能从北宋的大型军事百科全书《武经总要》的插图中看到：它以大木为架，结合部用金属件加固。机架上方设置可以转动的横轴，轴上固定抛射杆，称为“梢”。用一根木杆作梢的称为单梢，用多相木杆缚在一起作梢的称为多梢，梢数越多，抛射的石弹越重、越远。梢的前端有索绳连系一个皮窝，用以容纳石弹：末端系砲索，索“长数丈”。小型抛石机有索数条，大型抛石机多达百条。每条袍索由1～2人拉拽。施放时，由一人瞄准定放，拽索人同时猛拽砲索，砲梢末端下坠，前端扬起，容纳石弹的皮窝被甩向空中，当达到一定高度时，皮窝中的石弹就在离心力的作用下飞射出去。《武经总要》载录了十几种形式的抛石机，多数是将机架安置于地上或插埋于地下，固定施放。其中威力最大的是七梢砲，需250人拽放，发射的石弹“重近百斤”。有些抛石机的机架装有四个轮子，便于机动，称为“车孢”。也有的抛石机，其机架为一根独柱，能够左右旋转，向各个方向抛掷石弹，称为“旋风砲”。
中国的抛石机显然是由古老的汲水工具桔槔发展而来，是对杠杆原理的巧妙运用，因而可以称之为杠杆抛石机。杠杆抛石机的基本结构与桔槔是相同的，只是将桔槔前端的吊桶改为容纳石弹的皮窝，而将桔槔后端的坠石改为拽索，因而由桔槔的配重平衡变为以人的拉拽为动力。桔槔在春秋晚期已经普及。据《庄子》说，孔子的弟子子贡南游楚国时，见到一个老丈抱着陶瓮艰难地从井中汲水灌园，就奇怪地问他为什么不用桔槔汲水，“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用力甚寡而见功多”。老者忿然作色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庄子笔下的这位老丈是一位道家自然主义者，也许就是庄子自己的化身。他对桔槔的拒绝体现了高尚的理想，但未能影响世俗的态度。因此不久后注重实用的军事技师们就由桔槔发展出了抛石机。机械之为用，不可避免地越来越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