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李嘉诚在一次长实集团举行的晚宴上，向该公司2000多员工致辞。他说：“过去的一年，是多年来罕有困难的一年。在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下，大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长实集团在逆境中展开了多项投资项目，在稳健中不忘进取。”他还鼓励公司员工对香港的发展出谋策划：“如果大家想出一些对集团、对香港都有利的业务，我会非常重视，并乐意详细研究。”同时他还指出，近年来，高科技旋风席卷全球，不少香港上市公司都赶搭科技的列车。对此李嘉诚坦言，科技世界深如海，香港的科技发展步伐仍远远落后于海外国家。“香港根本无高科技，有的只是新科技”，一语道破现时香港对推动创新科技仍未够重视。
爱是捐赠更是投资，只要能对香港的经济有建设性的，你都不能一分钱一分钱地计算。
澳门大学硕士、香港作家杨兴安曾先后担任李嘉诚、金庸的秘书。对于金庸与李嘉诚，杨兴安每一次谈起都抑制不住自己心中的敬仰和赞许。他说：“今生能有这样的机遇，真很幸运很幸运。查先生（金庸）与李先生也的确是当世屈指可数的杰出华人。金庸，对中华传统文化能收能放；李嘉诚，则是一种很朴素很深挚的爱国主义精神。李嘉诚其可谓是一个身为华人，心系祖国的中华好商人。”
就是我刚下车的时候，我看到站在道路两边欢迎我归来的我的衣衫褴褛的父老乡亲们，我心里很不好受，我心痛得不想说话，也什么都说不出来，说真的，那一刻，我真想哭……
1979年，李嘉诚回到了阔别了40年的故乡。就在他刚到的那天晚上，潮州市政府为了欢迎李嘉诚的到来举行了一个茶话会，在会上，李嘉诚说了一些掏心肺腑的话：“我是1939年潮州沦陷的时候，随家人离开家乡的，至今已经有整整40年了。40年后的今天，我第一次踏上我思念已久的故乡的土壤，虽然一路上我给自己作了心理准备，我知道偏远的家乡与灯红酒绿的香港相比，肯定是有距离的，但是我绝对没有想到距离会是这么大。”
回港后，李嘉诚与家乡飞鸿不断。他在信中恳切地说：“乡中若有任何有助于桑梓福利等，我极愿尽其绵薄。原则上以领导同志意见为依归。倘有此需要，敬希详列计划示告。”“月是故乡明，我爱祖国，思念故乡，能为国家为乡里尽点心力，我是引以为荣的。”“本人捐赠绝不涉及名利，纯为稍尽个人绵力。”
1979年，中国开始搞改革开放，汕头市被列入了经济特区，因此更需要较多的经济管理人才。于是，为了尽快满足潮汕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潮汕地区更加迫切需要一所大学。在这种情况之下，海内外又一次掀起建立汕头大学的高潮。
教育的重要，是国家兴亡、社会繁荣的关键。甚至一个机构，一个家庭，其成员教育程度的高低都对其发展前途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教育事业的发展，直接影响时代的发展。一个国家资源丰富，若人才鼎盛，善于开源节流，则自可克服各种困难，使国家逐渐走向繁荣富强。从历史上看，资源贫乏之国不一定衰弱，可为明证。
李嘉诚在《我对汕大的希望》一文中，敞开了一个身居海外的中国人爱国报国的诚挚情怀：“基于这一信念，我深感人才的重要性，只有选拔人才、培育人才和重用人才，才能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选才、养才之功有赖教育。教育事业跟不上，国家就会造成人才缺乏。因此，国家各方面发展的快慢，和教育事业的成败进退有着直接的关系，教育的成败，是国家强弱的根本原因。汉唐能奖励文教，而成一代盛世，历史是一面镜子，所以，我再三呼呈国家的领导人加强对教育的重视。希望我个人的微薄力量也能为教育事业做出一点贡献。认清状况，要使民族素质提高，人们生活改善，从而走上富裕的道路，必须大力发展科技。但要使科技水平提高，则首先要有良好的专业教育，为国家培养大批的有用人才，担负国家重任。否则，空谈理想，高呼口号，最终没有什么效果。因此，我产生了在汕头创办一所高水准的大学的动机。正在这时候，吴南生先生、庄世平先生和我商议筹办汕大的计划，他们的崇论宏识，和我的初衷不谋而合。中国应该抓住这一良好机遇，迅速办学培养人才。况且，只要能初具规模，以后便可激发更多海外爱国人士的支持，并付诸行动，参与开办的责任，从此便锲而不舍地为筹办汕大竭尽全力。若能因此而加速祖国四化的步伐，也可作为我为祖国做出的一点贡献吧。”
月是故乡明，我爱祖国，思念故乡，能为国家为乡里尽点心力，我是引为荣幸的。李嘉诚先生曾情思肃然地说过：“本人旅居香港数十年，无日不怀念家国，思念故里……”。“作为炎黄子孙，必须奋斗自强。发达不忘家国，来日必以报效桑梓……”。并一再强调：“本人捐赠绝不涉及名利。纯为稍尽个人绵力。”在他赴京参加国庆观礼返回香港之后，他先后接到来自家乡侨联会及有关单位的来信。“离乡卅八截，家书抵万金”！于是，李嘉诚挥笔给家乡致函，宣称“乡中或有若何有助于桑梓福利等等，我甚愿尽其绵薄。原则上以领导同志意见为依归。倘有些需要，敬希详列计划示知……”我目睹祖国之高速进步，在四个现代化政策之推动下，一切欣欣向荣，深感雀跃。支摇国家建设，报效桑梓，此乃本人毕生奋斗之宗旨也。李嘉诚，不仅造福于香港社会，泽披桑梓，对于国家，也尽力支持。仅据有所记载留存的数目统计，李嘉诚在香港对教育、医疗、文化艺术及社会福利等的捐赠已逾数亿港元。对祖国内地各项捐赠则以10亿港元计。正是这样，李嘉诚一贯坚持把“办公益事业乃是我分内之天职”。“一辈子做对中国人民有益的事，乃是我的基本宿愿”，“作为一名炎黄子孙，能为后世留下一点功业，今生无悔，这个辛苦值得。”
关于中国政府紧急呼呈国际社会援助的做法，我以为这表明国家有进步，不再像当年连唐山大地震也不肯接受国际援助了。这次天灾，公开呼呈国际社会和自己的同胞的帮助，这是很正常的做法。
面对华东地区出现的严重旱灾，李嘉诚又一次伸出了援助之手。他说：“在这之前，没有谁曾叫我捐款赈灾。这次捐款，完全是我自动自觉的。”“过去，对公益事业，我一般以私人名义去做，这次，以公司的名义，则别有深一层的意义。作为以中国股东为主的香港公司，应该用最快的时间对中国紧急呼吁做出反应。中国人要比外国人更快、更自觉地做这件事情！我希望借这一快速反应，能起到一点引导作用。”“我们捐出的钱，和国家所需要的数目相差很大，但希望小小的贡献能起到一点好作用。我们只有这一个目的。”李嘉诚高兴地谈到香港市民踊跃捐款赈灾的情况。他说：“作为一个香港的中国人，这是应该做的事。以香港今天的情况，每个中国人尽心尽力，应有很大的力量可以帮助华东灾区。希望各界人士、各个社团，只要经济能力许可的，都踊跃参加，用最快的速度、最有力的方式来支援灾区。”李嘉诚还表示：“希望天气快些好转。希望灾区的情况早日好起来！”
李嘉诚衷心地说：“生命对于人来说只有一次。在我的有生之年，如果能为人类作出一些贡献，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死而无憾！”
我和两个孩子经过考虑，再捐1亿港元，也作为一个种子，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5年内把内地490多万白内障患者全部治好。我挣钱，你为残疾人办事。
1991年8月9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朴方在香港与李嘉诚先生会面时，李嘉诚如是说道。
经过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深入调查和严密论证，邓朴方再次于是11月致函李嘉诚先生，表达了“残疾人事业领域广阔，各项业务也要注意均衡发展”云云。12月初，李嘉诚先生派次子李泽楷等专程赴京，听取“中国残联”就内地残疾人状况的详细介绍与具体分析。
李嘉诚先生致函邓朴方称：“贵会最能深切了解残疾人士之需要，所作之决策也能令残疾人士无论在心理及生理之健康均得到最大之帮助，本人及属下公司均乐意配合……”
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大喜日子，不但是汕大的荣耀，本人也觉得毕生难忘。
在汕大落成庆典上，李嘉诚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词。
“教育是百年大计。教育事业应长期发展。过去一些老生常谈，往往以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为例，认为办大学必需要有一百几十年始见成效，这是不切实际的。在今天的太空时代，科技日新月异，社会突飞猛进，这种旧常规是应该打破的。尤其是在国家建设工作迫切需求人才的时候，每一个大学毕业生都必须投身社会，在适当的岗位上发挥积极的作用。高等教育若不能迅速配合，则会失去重大的意义。”
“教育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从世界和历史上的许多事例，都可以得到证明。学生就像种子，而学校就像土壤。教学的方法和环境，就如同阳光雨露。教学人员便是栽培灌溉的园丁。种子是否能健全地发芽茁长，而至成为可用的栋梁之材，各方面因素的配合，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如果通过教育的途径，能使年青的一代养起爱国的情操，健全的心智，充实的学识和正确的人生观念，从而提高民族的素质，使国家的元气充沛，潜力深厚，则必然可使国家日渐富强。而教育的失败，也意味着国家前途的暗淡。当国家到了无可用之才的时候，则任何建国兴国的事业也谈不上了。所以，能促使教育的成功，便可对国家社会作出实际的贡献。这是我参与筹办汕头大学的主要动机之一，我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业。”
从历史的事实看，积极进取的精神，才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知道美国立国的时间只有两百多年，比世界上极多国家的历史都短促，其整个国家的发展，却是后来居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曾几何时，便超越了许多比它历史更悠久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后，不久又在经济成就上大放异彩。而德国经历了两次大战的失败，都能迅速地复原。可见在人为的努力下，可以加速达到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