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李嘉诚们对政治一直保持距离，在商言商，颇有欧美早期的清教徒之风，但他们的生活和事业已与政治、文化、文明和国家牢牢地系在一起了。这一点尚无多少人注意到。50年代从事加工企业与全球性的政治动荡相关就不用说了。从60年代末开始，李嘉诚在香港的所有收购举动都与内地政治变化有关：内地“文革”造成的香港移籍潮让李嘉诚在1967-69年收购了不少廉价地产；70年代后期内地“文革”停止，实施改革开放，曾经吃过共产党苦头的英资怡和在香港的信心出现动摇，李嘉诚趁机与其直接竞争并一举收购和记黄埔；80年代初，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的争端再度给市场带来动荡，李嘉诚逢低收购港灯和青州英泥；他甚至计划在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后联合其他地产商一举收购置地公司。这期间，李嘉诚借助政治气氛在股市中低进高出而大获其利的操作更是数不胜数，他不仅赚得利润，还因此赚得救市的声誉。
从穷困少年到“塑胶花大王”，从地产大亨到救市的白衣骑士，从超人到新经济的领袖，从管理大师到传媒高科技弄潮儿……李嘉诚的路还在继续，他几乎一直在捕捉先机，发出时代的先声。在一个行业、一个产业、一种潮流里领先，从小到大，从夕阳产业到高科技产业，到后来，跨产业、行业、领域，由经济到文化传媒到政府公共领域，他总能占据主动，引导前行；这位以资本为对象的战略大师一生学习不辍，敢于尝试新的未曾接触的领域。他对产业趋势的判断和市场时机的把握非常准确，从塑胶花到房地产，再到石油、电视以及当前对数码港、中药港计划的热衷，每次都不仅适应产业趋势的变迁，而且推动了社会的潮流。到后来，李嘉诚不仅富可敌国，而且与一个地区的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有了难解的联系。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那种知足、守常、中和、自给也在李嘉诚这里得到超越，用学者们的话说，他是跃进到现代化的永无止境的变动之中。李嘉诚浓缩了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上百年、几代人的历史，一穷二白到发达的进化历史。这种跨度之大在历史上是罕有的。
他是否一步步地失去了平常心？
五
街头推销少年，诚实而腼腆。加工塑胶花企业家，勤奋、机灵、信用。所有这些，还在人们的理解范围内，还是平常心所能把握的。可是到了地产中“人弃我收”，到了要挑战置地，要投资汕头大学，要弄潮新经济，70高龄了还难得半日闲，李嘉诚的生活和内心已超乎了寻常人的理解，已非寻常人所能探视和把握了。尤其在擅以名利富贵来揣度人的传统眼光看来（今日中国多如是者），李嘉诚的行为不可理喻了。他自己也说过，第二个1000万比第一个1000万元要容易，到目前，钱对他而言已经没有了早先的意义。但他依然那么执著，是好玩吗？对于人的生命可能极境的迈进是多数国人难以理解的。但李嘉诚实实在在地在多个领域里作了尝试。这里有着老子的智慧，无所不为；有着传统文化最深的底蕴发挥着作用，生生不已，其命惟新；有着现代性最本质的要求，惟新是尚。
我们的传统素有知命之说，李嘉诚在生活事业上意识到这一点，他知道了人不仅属于自己，不仅属于一个家庭，甚至不仅属于一个家族。大富在天。李嘉诚有自知之明，他就是这样说的，“创业时要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之后，机会的比例也渐渐提高，现在运气已差不多要占三至四成了”。在一个有才气有灵性的人百倍地付出后，命运之神再也没有放弃他。像领受了神谕一样，像清教徒为上帝积累财富一样，李嘉诚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生命可能的丰富。李嘉诚没有丢失千载难逢的机会。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就不放弃，就成为最好的，在各个方面的尝试成为最好的。亿万的财富进出、投资、投机、吞并……没有硝烟的战争，没有疆域的王国李嘉诚乐此不疲。他曾经一人担负全家人生计，现在一人也足够撬动香港、东南亚。无论被美国《财富》周刊评为千禧年企业家，还是被《亚洲周刊》评为亚洲2000年第一号最有权力人物，都说明了人们或远或近感受到了他巨大的存在。
与李嘉诚比起来，他的同时代人物们同样优秀，我们说过那是一个成就了众多巨人的时代和地方，那是做惯了“螺丝钉”的人想像不及的巨大个体。霍英东智慧出众，包玉刚勇冠三军，郑裕彤胆略过人，李兆基本分严谨，郭得胜雷厉风行……各有特点。李嘉诚则挟传统文化的精神而来，与新时代博弈，平和、诚实、坚忍，把中华文化的立功之道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李嘉诚身上，很难发现他属于哪一类人，具有哪一类性格。他是平凡的、普通的，然而也是集大成的，是众人的综合。他温情而不过分，厚爱而不过溺。他动辄捐给社会千千万万，而给一个求助者只以言传并济以少许钱物。也许正是这种分寸感，使他能在社会人生的诸种方面取得成功。即使到目前，他似乎也没有失去这种分寸感，他的眼光仍足够敏锐，他的头脑仍极为灵活，这使得他每有行动总能令世人“大跌眼镜”，他的行为有众人想像不到之处，而这行动的成功结果又总如风景骤起变幻一样蔚为壮观，神奇地充实了平凡人众的视野。
但平常心确实失去了。在这方面，李嘉诚更属于他那一群人，更属于他那一时代。李嘉诚纵然表现出了作为经营者的独特的“这一个”，纵然他以投资为出发点，但他仍有投机的行为后果。在这方面，李嘉诚们并不逊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兴风作浪的索罗斯———只是我们至今缺乏对于索罗斯的认识和判断。在李嘉诚们购并、大战英资时，其行止“犹可说也”。而后来，强敌已去，暴发称雄，已经求败不得，其作风“不可说也”。纵然我们缺少价值参照和价值判断，但这些资本家们，在资本的炒作里“鞭笞天下”，视万物为刍狗，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们的成功不仅伴随着千千万万的小商人“尸枕狼藉”，而且千百万的普通民众不得不忍受越来越奇高的房地产价格、越来越动荡的社会生活。那真是大亨哼哈，招摇社会，鱼肉民众，怨不能言。一个对于发达国家和文明社会而言的前现代笑话（经济危机期间香港的房地产商们就很为西方人嘲笑了一阵），李嘉诚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谈论索罗斯、李嘉诚、盖茨们，用西人的比照系统已难以认识。人道主义的、温情地善待社会大众的说法儿已不足以服人，也不符合商业伦理和资本扩张铁律。也正是在这里，李嘉诚们的存在对吾人智慧提出了有力的挑战。那就是他们不仅有效生产出了当代社会的普通大众，而且他们引导并规定了大众们的生活内容。尚名、尚钱、尚成功、尚简单的拥有感。“螺丝壳里做道场”，今天在资本和技术的帮助下，这道场雄阔壮大，不仅全世界的目光为之吸引，而且千千万万个体生命的情感和行为也为之规定，并按指定的方向推进。正像美国的男人们为盖茨所苦，李嘉诚的声威余烈也使政客们的模样和普通人生活的微小的成功黯然失色。“民日用而不知”，这日用而不知的生命之道竟为成就功名的紧张关系僭越，成为重要也惟一的内容由民众填充。风云激荡的香港也因此举世公认为“文化沙漠”，生活和事业的目的一旦为简单的拥有感僭替，用我们文明中最深厚的道理来解释，就不仅有违人情，而且直干天和。
这一丧失道统的文明发展格局跟大陆、台湾的情形异质同构。大陆宏大的、以时间和千百万人为背景底色的历史运动，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自身的否定、反动、还债。台湾不仅出现了，而且有了不弱的民族文化分离势力。香港，一度为弗里德曼这样的自由主义大师称道的地方，则把资本运作的深层垄断与吾人文化的专断传统作了最好的结合。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香港政府力量不仅日益强大，而且政治思维日益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李嘉诚自然也感觉到了，他把投资转向了海外。但他更经常表现的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反而借力更甚。他忘记了，一个超人的存在，既是伟业也是罪行；他忘记了，市场上的唯我独尊的得意伤害了平常的健康的人心秩序；他忘记了，从一个时代一种文明中超拔而出，也必须有效地引导其健康的因素，否则为其反噬，成为人不能同情的异类。
六
李嘉诚的行事方式就这样遇到了强有力的抵抗。在大陆，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即使如此，他的成功与他在香港地区的辉煌比仍极失色。这里有传统文化惰性的一面，也有李嘉诚的事业有待在更大更纵深的文明内部展开的一面。在中华文化里，在文明共同体内部，李嘉诚仍显得渺小，仍不足道。
不管怎么说，大陆正在转型。如中外有识之士一致看到的，这是艰难的转型。但这种阵痛在香港的历史上已上演过了，只是与香港发生的相比，这一次无论在规模、时间、性质等层面上都堪称重大。正因为如此，大陆的转型也引起了李嘉诚的关注。从另一角度讲，李嘉诚早已无法置身事外。如前说，他在香港的成功多与大陆的政治变动相关。大陆政治风云变幻虽让他捡得“很多便宜”，但他仍与大多数香港人一样，潜意识里有一种惶惑。如他自己所说，在关心国际市场的同时，他每时每刻都关心着内地的变化。惋惜之外常常是莫名的担心。处于一个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主，对于一个不得不介入政治的所在，其担心是可想而知的。很多人认为，曾经大做捐献的李嘉诚已经从大陆获得了不少好处。但在李嘉诚看来，即使自己做了这种捐献，如有1％的生意却受到影响，那么他宁肯没有做捐献而生意出现超过10％的不利。事实也是，虽然他在内地有着很大的影响，但他600多亿的投资中，有超过15％~20％的项目是不理想的，虽然他感觉总体“还算不错”。对于商人而言，一个项目出现亏损或经营不理想，他可以要求经理层重新考虑规划，改变不利处境只是时间问题，但对于大陆这样的转型市场来说，赢利与否，甚至项目本身，考验的只是他本人的智慧。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体，传统文化对李嘉诚仍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更多地是在为人、处世方面，也即更接近于我们平常所谓的道，商业上的思维他则更接近于西方。李嘉诚认为，东方和西方的很多东西是可以结合的，这就是他所谓的传统文化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地方，而西方的文化也不全都是不好的。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认同，使得李嘉诚对于内地市场的态度始终难以有一个明确的结论，虽然他已经做了很多准备，但他发现，几十年来，他对内地政治的了解还不是很到位。1992年后，李嘉诚增加内地投资，将合作方仍然盯在中央或地方政府身上，而不是企业。但东方广场项目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教训，他计划在天安门广场旁建造一个房地产的神话。这位超人没有忽视政府的作用，但经过了几年的反复，他最终发现，在北京，商业是第二位的。这一认识的代价是，不仅使得原来的计划大打折扣，同时在余下的商业利益上也要做出让步。民众们也无法同情他，他像一个孤独的异类。
对于内地的市场环境，亲身领教的李嘉诚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内地要发展，必须舍弃一些传统的，死硬的做法，“明确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这也是他在1998年对香港投资环境感到失望的重要原因。对强大力量政府的担心，促使他在80年代中后期增加海外投资，虽然他没有将公司迁册海外。在这种情况下，自认为成功与特权无关的李嘉诚终于更深地卷入了权力的关系之中，收购香港电讯即是明证。
李嘉诚已在权力之中。风险更大，发展更不确定。而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的渗透已到了与大陆传统文化短兵相接阶段。李嘉诚在大陆发展的差强人意只是序幕中的一场而已。
李嘉诚如何作为？“实际上经济制度问题绝不是经济本身，他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个综合的结果，国家应该对这些问题综合起来考虑……”李嘉诚这么说。
七
李嘉诚已是高龄。
但按吾人文化特色，这正是做事的好时候。名利浮云也，从心所欲，李嘉诚想到的是什么呢？
从外人眼看，李嘉诚在大陆社会和其它地域的作为尚未确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市场和管理领域的“劳碌命”可结束了。止矣。难道他还想把在香港那种套别人的钱成为自己势力的方式用于大陆众多的银行、企业和千百万普通大众吗？他自己不是告诫过，在他自己的家乡潮州，一分钱也不挣吗？不断挑战自我需要新的突破。李嘉诚需要创新。富极的他也许像当年贫极的父亲一样需要重新开始，遗憾的是已有了超拔境界的李云经先生无力开始，那么李嘉诚能否做到这一点？
他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权力、文化变迁里如何作为？这也是当今社会里的崭新课题，这是不同于传统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新的权力关系，新的话语方式。美国的一些豪门望族，或暴发户们曾在政治经济领域里有所动作，但或不成功，或为笑柄。换句话说，经济对权力的关系不应只是介入，由商人演变为政治家；也不应只是取代，如目前广泛存在的跨国企业，李嘉诚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经济本身就是权力，这权力如何体现？又与传统权力如何包容？
李嘉诚如何对待自己庞大的产业。什么是李嘉诚的遗产？西人福特、洛克菲勒曾面对过这道难题。“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是吾传统文化的总结。李嘉诚如何解答？
迄今为止，李嘉诚的成功均为借力。“让别人为他赚钱”，他缺乏原生创造，但他就是成功了，那又如何？这也是华人世界进入国际社会里的一道难题。近200年来，吾人还没有在生产力、重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方面有大的贡献于文明社会。这在古代中国自《吕氏春秋》以来代不乏人，在西方世界也有大量的人士如比尔·盖茨等人在思想产品和实物产品上影响了人类社会。
这已不仅是李嘉诚个人的问题，也是全体华人的问题。这也许正是中国文人沉默的原因。敬告：本书所采用的图片、访谈文字因出自国内外多种书刊，虽尽力联系著作权人，但仍有部分著作权人未能联系上，望原著作权人见书后与出版社联系，即奉稿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