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国的一个当务之急，是必须在世界上培育出一个有效的政治群体，这个群体必须客观且理性，懂得国际语言和沟通习惯，有权威，有地位，能够担负起向西方社会老百姓做解释工作的重任。而且，这个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要有信誉，尤其是要为西方社会所信任。
这个政治群体的培养不是一日之功，需要从战略上来统筹，进行长期的投入和培养。具体而言，这样的一支队伍，必须是从过去活跃于西方媒体中的人士来选择、培养和造就，中国也必须在国际上有能够与达赖相抗衡的、有代表性的文化人物。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应该对国内独立社会团体的发展给予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过去一些研究者讨论过中国的“第三种力量”，实际上是想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建立一类由社会自发组织和发展的社会团体，它会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扮演第三种协调机制，缓解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如果反映在政治上，“第三种力量”则有助于增加中国的多极影响力，避免只有政府一个声音。这种宽松的环境，有利于培养能在国际上为中国说话的政治群体。
中西方冲突的实质是一场典型的信息战。中国在国际上的声音单薄，缺乏影响力，与国内在宣传上的传统做法有关。长期以来，“大事化小”、“捂盖子”是基本操作习惯，这是操作了几十年的老招数。这种做法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是，通过限制信息的传播和扩散，而减小事件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
然而，这种思路已经完全不适合当前的信息社会了。对于专业的西方情报界来说，这种做法实在是太“小儿科”了。西方媒体和精英政治阶层对中国的攻击，从其基本特征来看，是一场标准的信息战！
如果国内有人还不相信，那么请仔细看看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件。1999年南联盟战争前后，当时的西方媒体以某种出人意料的方式，使新闻报道形成了齐刷刷一边倒的局面：科索沃恐怖分子、杀人犯和侵略者成了自由斗士，而塞族人成了杀戮者。这种不对称信息传播，为西方国家在科索沃战争中的行为提供了有力的道德武器和政治支持。在铲除萨达姆的过程中，媒体也扮演了这种工具，而现在已经证实，当初军事攻击的借口——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捏造。但就是这种捏造，西方国家的“善良人们”，却人人相信，个个义愤填膺。
现在，如果我们再不明白信息战的可怕，未免太迟钝了。信息战是存在的，而且已被证明非常有效。过去信息战，针对的是伊拉克人、阿富汗人和南斯拉夫人，现在中国人也尝到了信息战的滋味。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你明明有“道理”，但就是没有人承认你的“道理”，是非可以颠倒，舆论可以操纵，魔鬼与天使可以轮换角色，这就是信息战。
俄罗斯政治观察家德米特里？科瑟列夫说，西方社会在拉萨事件和奥运圣火传递中，有意识地使用了“信息恐怖主义”，他们利用了大量不明真相的旁观者。他认为，欧美文明把信息游戏变成了一门伟大的艺术，但对于中国和其他一些文明来说，信息不过是枯燥的繁文缛节的一部分。他认为，中国人本可以多年前就在全世界建立非政府组织网络，这些非政府组织可以去宣讲，中国政府如何减免西藏的税收，如何多年保持12%的经济增长速度，西藏建起了200家农村超市。
显然，中国不擅此道——中国目前喜欢使用的最强大武器是经济，而正在失去世界领导权的大国最钟爱的武器是信息。
懂得宣传，并不等于懂信息，更不等于懂得信息战。实现宣传目的，只要会限制舆论就成了；但要实现信息的全球流动，就还必须有组织，有活动，有人物。事实上，在信息社会下，信息的传播与扩散是一项专业化极高的工作，信息如同洪流，堵塞根本没用，关键在有效的引导，有效的制造，有效的扩散。因此，中国有关部门有必要建立起自己的信息战专家队伍，从信息战的高度去应对西方社会未来的冲击。
关于“中国崛起”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结论，并不是由中国经验产生的，而恰恰是由西方经验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人自己的语境中，“中国崛起”是民族复兴，是大国地位，是洗刷国耻，是“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贺”。
然而，国际关系永远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系统，世界政治中，权力的本质永远是自私的。中国崛起注定带来国际权力结构的重新洗牌，游戏规则因为中国影响力的扩大而改变，世界财富分配的结构也将重建。更重要的是，利益角逐与心理感觉等诸多因素，都将发生有形或者无形的变化。
1993年世界银行报告“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三”的惊人数据、欧佛霍尔特对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的大胆预言和克里斯托夫对中国崛起的判断，其最大的震慑力，就是描绘了一个将在经济实力甚至整个国家能力上与西方“平起平坐”、在同一力量水平上竞争的中国。这使陶醉在“历史终结”的喜悦中的西方世界，突然要面对一个“历史远远没有终结”的中国对西方的挑战。
那么，凭什么我们自己认为中国的崛起将造福世界，别人就一定要对我们温文儒雅？事实上，当荣誉、实利等一系列“要素”都将随着中国崛起而逐步改变时，那些已经享有荣誉、手握实力的国家，对中国戳戳点点，甚至恶言相向，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向国际体系注入越来越多的“中国因素”的过程。国际社会的既得利益者、那些主导了世界政治中的价值与话语权的国家、那些跟在大国背后同样“感觉不错”的国家，面对侵蚀他们地位的“中国因素”，凭什么就要温良有加？
2008年，东西方关系如果以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做为分界点，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特别是中国成功获得奥运会举办权后，并没有走向西方所期待的道路，西方十分的不适应。于是借西藏问题和奥运火炬传递大做文章，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但博弈的最后，仍然以中国历史性和突破性的完胜而告终。这可以称为东西博弈的第一个质变。出现这种结局的原因有三：一是中国迅速增长的实力。二是西藏和奥运会都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对西方不是。于是西方可以做做“人权秀”，对内捞些民意支持和选票，对外则可以从中国获得更多的实惠，实是一本万利。但要为之付出实际的代价，是万万不可的。三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尚没有全面爆发，西方的模式仍然光环犹在，西方对自己仍然充满了自信。因此对于中国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西方尽管不爽，也认为是对西方的一种挑战，但没有刻骨、逼迫在喉的危机感和被威胁感。然而，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全面演变成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西方模式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都受到严峻的考验。这个时候，表现仍然相对亮丽的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度瞬间飚升。于是乎，尽管一方面西方仍然在经济危机中苦苦挣扎，而且还不断呼吁中国伸出援助之手，但另一方面却再次掀起了一场愈演愈烈的东西方对抗，并以法国总统萨科奇高调宣布会见达赖而达到新的高潮。
首先对中国出手的是美国。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发表2008年涉华年度报告，指责中国利用其外汇储备操控货币兑换以及外交关系、突出警告中国在日益渗透美国电脑网络以获取敏感的政府以及私人信息。为此不惜危言耸听地宣布：中国可以利用网络战能力打乱美军的全球部署计划，中国的网络战和太空战能力可以使中国在任何一场局部战争中取得优势。网络战可使美国瘫痪，可以使中国“随时对世界上任何地点发动网络攻击”。
随后英国人以更为直接的方式走向前台：香港末代港都彭定康接受BBC采访时声称，中国的潜在威胁不在于其廉价的出口货品，而是“民主的灭亡”，提出“中国在传扬着人们不需要民主也可以致富的观念，这是中国对西方的最大威胁。”但整个谈话却绝口不提西方的模式何以爆发把全球都拖下水的经济危机以及中国的模式何以成功，更无任何检讨、反思、道歉、自责之意。
最后则是西方价值体系中的另一个重要成员国法国登台亮相。身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法国突然高调宣布将于12月初会见达赖，尽管会见场合的主角是波兰人瓦文萨，和达赖毫无关系。令中国愤怒的不仅仅是他要会见达赖，更有他大肆宣扬所营造出的公开挑衅。而且，萨科奇选在中欧会议即将举行前夕出手，显然是想借助或者就是要把整个欧盟卷入进来，对中国施压。
就在美、英、法三国轮番出手、轮番表演之际，却又出人意料地冒出一个八杆子都打不到的奥地利。伍维汉，中国公民，由于为台湾进行间谍活动，被中国政府判处死刑。这本来完全是中国主权（包括司法主权）内的事情，但就是因为伍维汉的两个女儿已经加入了奥地利籍，便成了奥地利干涉的借口。而且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件事迅速上升到欧盟的层次，引起了欧盟的强烈反应，认为中国此举严重破坏了“彼此间的互信精神，伤害了彼此的尊重”。奥地利外长普拉斯尼克甚至称中国是故意和整个欧盟“作对”，“公开侮辱了欧盟”。然而，面对这一事件，甚至同为西方阵营的日本都认为：中国根据自己的法律处理盗取国家机密的间谍，属于中国内政，欧盟无权干涉。欧盟的做法已经超出了国际一般秩序的准则。如果按照奥地利和欧盟的荒唐逻辑，海外有五千万华人，每个人对应国内一个直系亲属的话，在中国就会有五千万中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管辖！
很显然，从西方的表现来看，与过往东西方对抗很不同甚至是质的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国确确实实无形中、而且是很无辜甚至是很无奈地威胁到了西方的根本利益——尽管自酿危机苦果的西方要负很大的责任。这也是东西方第一次以西方的利益做为博弈点。如果说过去（对抗）是西方故意而为之，这一次就是不得不为之了。这可以称为东西方博弈的第二个质变。这不仅显示了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崛起进入一个质的阶段和西方的衰落，也预示着东西方关系由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动荡期。中国将以怎样的智慧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博弈中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实现中华民族百年来崛起的梦想呢？
反思一下中西关系，中国要求西方放弃双重道德标准，要求主权平等，要求办事公正；而西方要求推行普世价值，要求中国大幅度实现个人自由和政体民主。在这样的互不理解和互相指摘的环境下，中西的冲突只会加大，甚至上升为文明冲突。这样的冲突肯定会引起双方的理念的激烈矛盾。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经济大国是不会愿意任人宰割的，更不允许外国对它的领土主权有任何图谋。一个认为自己的文化优越、自己的文明昌盛、自己的发展模式进步的西方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道德优势和经济发展，更不希望中国取代它成为新世纪经济进步和政治发达的发动机。误解会加深，偏见会恶化，仇视会发酵。
这样的从误解到厌恶到敌对定会对中西关系和国际秩序带来严重影响，甚至引发变革。但是，这样的变革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似乎可以预料，中国很可能会失去战略机遇期，它很难再像1968年开始的那次世界关系的重组一样，把中国逐步引向以提升经济、稳定发展为第一使命的国家。是的，西方需要反思，那些过去趾高气扬的西方绅士必须学会适应像中国这样不同文明国家的崛起。而中国自己也需要认真想一想，怎样做才能避免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愈演愈烈？如果我们不能确信，我们通过与西方的较量就可以带来一个更为公正、更为和谐、更为稳定的新的世界秩序，我们也许就需要反思，需要去探讨中国应该怎么办，需要锲而不舍地寻找中西的共同点、交汇处和可以相互取长补短的方方面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营造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