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有一队皇家兵马杀气腾腾地直奔九龙山而来。刘夫悠见气势不对头，预感凶多吉少，不敢多想，立即抄小路离开九龙山，往深山密林的五脑山方向跑去。但是御林军的兵马跑得比他快，刘夫悠跑到五脑山北面的半山腰时，就被皇家的兵马围困了起来。
直到这个时候，刘夫悠才知道，父亲所葬之处，正是千里眼和顺风耳托梦告诉刘地理的那个九龙缠顶的穴结所在。假如刘夫悠遵从父亲的遗嘱，守满七七四十九天，这块龙脉就成了气候，刘家屋后的竹林就能变化出百万雄兵，刘夫悠自己就会贵为天子。刘地理让儿子向东南方投的三根狮茅草，则是射向当今皇帝的三支利箭，只因母亲的苦苦相逼，这才于即将成功之际功亏一篑……。
不过话说回来，一旦刘夫悠坐上了皇位，先前的皇亲国戚、皇家贵族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将不可避免。坐享清福的只有几个人，或者是一个家族，而因此遭灾受难的是人却数以万计，甚至是数以十万计，百万计……
出人意料的是，那支皇家人马将刘夫悠围困起来之后，既没有抓他也没有放他，而是飞马向皇上禀报。皇帝因为听了刘地理的妻子的讲述后，觉得这个刘夫悠能够在千里之外用狮茅草伤及万岁爷龙体绝非等闲之辈，就让人把他带至县衙软禁起来，再派人认真查其背景。当老丞相告诉皇帝刘夫悠是个大孝子时。皇帝觉得这一切都是麻姑的功劳，如果不是麻姑知道刘夫悠是个大孝子，并不厌其烦地用“入土为安……父亲死后秘不发丧是子孙最大的不孝……”之类的话“开导”刘地理的妻子，假若不是刘夫悠为遵母命而提前出门，也许这江山就是他的了。
因此，皇帝与老丞相商量后，不仅免除了刘夫悠的死罪，而且封他为民间“太子”，理由是，皇帝肯定不能让刘夫悠做，但刘夫悠曾经拥有“皇命”这个实事又不能不承认。
——后来麻城人便把民间“太子”在五脑山附近被围住的那个山坡叫太子坡，一直沿用至今。
麻姑知道皇帝尽管免去了刘夫悠的死罪，却仍然担心若干年后，九龙山这块风水宝地会再次显灵，便故意引导皇帝说，九龙山之所以会出皇帝是由于刘地理下葬的那眼水井的位置是阳性地穴。所谓“地穴”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每年立秋当日午时，人站在那里没有影子。
“这是为什么呢？”皇帝问。麻姑说，关于这方面的道理，陛下不妨去问麻城邑神张七相公。听说他在研究、完善《麻衣相法》前后，认真研究过风水地理学。其实，麻姑自己也知道那是由于立秋那日午时，那眼水井的中心正好天（太阳）心、人（井心）心、地心三点成一线；麻姑还知道这个阳性地穴是由于刘地理在那里挖了一眼象征阴性的水井之后，才得以显现“出皇帝”之灵气的。按风水学的说法，谓之“阴阳相济，万事如意”。
有趣的是，当地人称“帝主菩萨”的麻城邑神张七相公，在给皇帝讲述了同样的道理之后，还告诉他，在皇帝还不是皇帝之前，福建某地有一阴性地穴，为了达到“阴阳相济，万事如意”能“出皇后”的效果，有人在那里建了一座塔，于是每年立秋之夜月亮当顶时，那座塔也没有影子，因为那座塔的中心正好天（太阴）心、人（塔心）心、地心三点成了一线。当时的皇后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令人推倒了砖塔，并在塔基的位置挖了一口井——用同性相斥的原理“镇”住了阴性地穴。
“如果根据同样的原理，那麻城这个出皇帝的阳性地穴，就是必须以砖塔镇之罗？”皇帝很高兴地采纳了麻姑的建议，首先出钱让刘夫悠将刘地理的遗体吊上来，厚葬于刘氏的祖坟山上，接着迅速将水井填平，很快在那口井的的位置建了一座塔，并在塔下埋了一粒柏树种籽，赐名为“柏子塔”。于是，麻城本该出“真龙天子”的龙脉“化成了三担六斗芝麻官”。
自从修了柏子塔之后，九龙山一带十分繁华，仅商号就有七十二家；柏子塔修起来之后，麻城的孝子更是越出越多，不仅多到由一个孝感乡演化出了一个孝感县、一个孝子冲，而且出了一个写出了被收入《四库全书》的五卷“孝书”的李之素。
修了柏子塔之后麻城百姓并没有因为当地未出“真龙天子”而受什么损失，更没有心存怨气。麻城有一首民谣这样唱道：“塔镇九龙山，长治加久安；一处真龙脉，三担六斗官。”乍一听，这不过是对皇上为什么要修柏子塔的“注释”，实际上，麻城从东晋以后出的“芝麻官”已经远远超过了“三担六斗”，特别是唐、宋、元、明四个朝代，“出”的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文“官”。
说到出文官，不能不提到宋代的麻城县令张毅……，说到文人墨客们与麻姑的关系，又不能不提到李白、汪伦和苏东坡，还有那写出五卷“孝书”的李之素。
在五脑山东麓，有个湾子叫李家坝，是唐王李世民的后裔，他们在五脑山一带聚族而居。由于他们受麻姑关于孝道的影响特别深，所以，到了明代，李家因接连出了李正芳、李靓、李文祥祖孙三代三位进士之后，人们便称这里叫“坝上李”了。到了万历年间，“坝上李”又出了一位杰出人物叫李长庚，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累官户部主事、江西布政使、山东巡抚，改刑部、户部、工部、吏部等四部尚书，其人“不植党援”，臣心如水，刚直不阿、敢于直言，深受臣民百姓爱戴。
到了明末清初，李氏家族虽然家道中落，但耕读立业、孝友传家、诗书继世的风气仍然在家族中盛行。当时，有李中黄、李中素的两弟兄，年幼丧父。哥哥李中黄事母孝顺，教育幼弟非常严格，自己博览群书，著作颇多，当时很有名望。弟弟李中素受兄长的影响，性格孝友，读书用功，后来由朝廷岁贡而出任湖南湘乡教谕，并且被推任为岳麓书院的院长。
李之素就是李中黄、李中素的同族堂兄，并且还是他们的授业师傅。当年，李之素主持五脑山白云书院，有许多学子仰慕他的人品学识，纷纷投在他的门下。李之素经历了明清改朝换代的社会动荡，无意追逐功名，只是潜心隐居山林，一边教徒授业，一边研究学问。他熟知麻城本土历史掌故，对麻城曾经有过孝感乡这个乡名而深感荣耀。也因此而选择了十三经中的《孝经》作为他重点研究的内容。
在李之素看来，“孝”是人伦至理，是炎黄子孙赖以生生不息的万世根基。虽说有些孝行属于“愚孝”，但是，总的来说，“孝”是品德之本，百行之宗，一个不懂孝道的人，怎么能够成为家之梁栋、国之忠臣呢？
明末麻城进士曹应昌与李之素是文学上的朋友。当年，曹应昌作为湖北科考的第一名得中进士后，出任嘉定县令。不久，改朝换代，曹应昌丢官回家。此前，曹父在云南永昌为官，后客死异乡。直到清顺治年间，家里才知道他的死讯。于是，事亲至孝的曹进士马上动身去云南扶归父亲的灵柩。到了当地，他得知有一位黄冈籍的滇南督学何闳中也客死云南，何家后代飘零，无人来扶灵返乡，所以，应昌念在乡亲的份上，决定将何大人的灵柩一起运回湖北。谁知刚到昆明，曹进士也染上重病不幸身亡。
这样，曹应昌的弟弟又含泪上云南去扶父兄的灵柩。待到抬柩时，曹应昌的棺木怎么也抬不动。弟弟于是焚香祈祷说：“兄长大概是怕我不把何大人的遗骨带回家乡吧？其实，我先前确有此念头，因为万里迢迢，三具灵柩，要盘回老家真是有点力不从心。现在兄长既然不依，何大人的灵柩我马上叫人一起扶走。”
说来也怪，那灵柩马上就抬动了。送行的百姓为此感叹：“麻城曹公真是大孝大义之人呀！”回到家乡下葬时，曹进士的友人鲁秋崖先生作荐福清词赞叹说：“少登仕途，一肚皮不合时宜；晚事空王，百草头无非祖意。君亲师友之谊，经百折而弥坚；筐箧田宅之谋，只一麾而不顾”。
朋友曹进士的孝行义举，还有自古至今麻城流传的种种孝行佳话，无不深深扣动着李之素的心弦，使他决意要写出一部新的孝经来。经过多年努力，他以古文孝经刊误为本，写下《孝经正文》一卷，《孝经内传》一卷，《孝经外传》三卷。其中，外传记述的是自上古舜帝以下迄于明末孝子的种种事实例证。著作问世后，江西学政王思训为其作了序言。
这五卷“孝书”最终被收入了《四库全书》。而李之素长年隐居著书立说的地方——五脑山白云书院近旁的一条山冲，也被后人称为“孝子冲”，算是故乡百姓对他的一种怀念。如果说，写出五卷“孝书”的李之素是“文孝”的话，那么，种下万棵松树的张县令便是“武孝”了。
在麻城龟峰山的山顶上有一座庙名为“化主庙”，这座化主庙里供奉的化主菩萨就是宋代的麻城县令张毅。民间有很多关于张毅为什么会成为化主菩萨的逸闻趣事。
麻城东面的七里岗村，有个山岗叫古亭岗，那里曾是张毅广栽松树，义建万松亭的地方。
宋朝时期的麻城县县城不在现在这个位置，而是在阎家河境内的古城畈。从古城到黄州府，第一站便是七里岗。张县令经常来往于黄州到古城之间，他发现那里土地贫瘠，年年都没有多少收成，但是那种只施舍茶水，却不收茶钱的“施茶店”却一个接一个，足见其民风淳朴。
然而，民风淳朴是一回事，旅途艰难则是另一回事。不要说从古城到黄州那两百多里的山路，仅仅那条寸草不生，足有七八里长的七里岗，就烤得人十分难受。每当烈日当空之际，赤黄赤黄的七里土岗，活像燃烧着的七里火廊，不说在田地里干活的农民，就是匆匆而过的行人，也巴不得象鸟儿一样飞过这条炽热的山岗。
张毅一个人行走在这条古道上，他顶着骄阳，想来想去，就是想不出好的办法。没过多久，一朵白云飘来，巨大的影子罩着他，他感到凉爽了许多，“啊，有办法了！”张毅一回到县衙便开始走访山民，向他们请教种松树的经验。，有经验的山民告诉他每斤松树种子可以培育出八千至一万棵松树苗，成活率最高的是当年培育出来的松树苗。因此，必须从三月开始下种，到当年的九至十月开始移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