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机德”对宝钗管理的影响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对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判词是：“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停机德”这个典故，出于《后汉书·列女传·乐羊子妻》，战国时代燕国乐羊子远出寻师求学，因为想家，只过了一年就回家了。他妻子正在织布，知道乐羊子回家的缘故后，拿起剪刀就把织布机上的绢剪断了，以此来比喻学业中断将前功尽弃，规劝乐羊子继续求学，谋取功名，不要半途而废。
后来人们把符合封建道德标准的女人，称之为具有“停机德”的人物。曹雪芹所塑造的薛宝钗形象，是封建社会中一位典型的淑女。
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中写宝钗穿着“不见奢华，惟觉淡雅、品格端方，容貌美丽、肌骨莹润，举止娴雅”。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又说她的性格是“罕言寡语故深得下人心”；并赞叹她博览群书，处事周到，善解人意。这就概括出了她谨守封建礼教、温柔敦厚、顺应环境的个性特点，勾勒出一个封建淑女的轮廓。
宝钗“停机德”的形象，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大观园改革提出实行承包责任制时，探春考虑到“若年终算账，归钱时，自然归到账房，仍是上头又添一层管主，还在他们手心里，又剥一层皮”，因此她认为：“如今这园子是我的新创，竟别入他们的手，每年归账，竞归到里头来才好。”对此，薛宝钗的反应是：
宝钗笑道：“依我说，里头也不用归帐。这个多了那个少了，倒多了事。不如问他们谁领这一份的，他就揽一宗事去。不过是园里的人的动用。我替你们算出来了，有限的几宗事：不过是头油、胭粉、香、纸，每一位姑娘几个丫头，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处笤帚、撮簸、掸子并大小禽鸟、鹿、兔吃的粮食。不过这几样，都是他们包了去，不用帐房去领钱。你算算，就省下多少来？”平儿笑道：“这几宗虽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的下四百两银子。”宝钗笑道：“却又来，一年四百，二年八百两。虽然还有敷余的，但他们既辛苦闹一年，也要叫他们剩些，粘补粘补自家。虽是兴利节用为纲，然亦不可太啬。所以如此一行，外头帐房里一年少出四五百银子，也不觉得很艰啬了，他们里头却也得些小补。”众婆子听了这个议论，又去了帐房受辖制，又不与凤姐儿去算帐，一年不过多拿出若干贯钱来，各各欢喜异常。
宝钗的反对意见显然是正确的。因为从本质上说，归账到账房和归账到园子里头，从管理上来说同样存在着重复算账的麻烦，而承包者同样存在着会被园子里的新账房剥皮的可能。因此，薛宝钗在贾探春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财务管理流程，因为唯有从根本上变革以前的管理流程，才能为承包的顺利推行提供切实有效的保证。宝钗这一措施尽可能地减少了管理层次，有利于激发承包者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宝钗所提出的这些物质层面的改革主张，理所当然受到了承包者和众人的普遍欢迎。由于花木竹稻、园内设施等均有专人管理，大观园更加整洁有序，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获取了更大的环境效益。这实在是一举数得的多赢战略！
与探春不同，在贾氏公司改革的办法和措施出台以后，宝钗敏锐地考虑到了改革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问题。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识宝钗小惠全大体》中，对于承包制，宝钗清醒地意识到，能够直接承包并得到好处的只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心里是不平衡的，如果不适当考虑一下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承包就可能因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而遭遇种种意想不到的挫折。
因此。宝钗表示：
“……这些没营生的妈妈们也宽裕了，园子里花木，也可以每年滋长蕃盛，你们也得了可使之物。这庶几不失大体。若一味要省时，那里不搜寻出几个钱来。凡有些余利的，一概入了官中，那时里外怨声裁道，岂不失了你们这样人家的大体？如今这园里几十个老妈妈们，若只给了这个，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我才说的，他们只供给这个几样，也未免太宽裕了。一年竟除这个之外，他每人不论有余无余，只叫他拿出若干贯钱来，大家凑齐，单散与园中这些妈妈们。他们虽不料理这些，却日夜也是在园中照看当差之人，关门闭户，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们出入，抬轿子，撑船，拉冰床，一应粗糙活计，都是他们的差使。一年在园里辛苦到头，这园内既有出息，也是分内该沾带些的。还有一句至小的话，越发说破了：你们只管了自己宽裕，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枝花儿，你们有冤还没处诉。他们也沾带了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他们就替你照顾了。”
在这里，宝钗很好地处理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那些没有被安排承包的人听到每年年终也能分钱，都高兴起来，从而保证了承包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但是我们在称赞宝钗的举措时，也不能因此而苛责探春。“效率”和“公平”历来是改革者拿捏不好的难题。效率优先，难免有失公平；强调公平，难免牺牲了发展。由是观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观念，的确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对于如何处理效率和公平之问的关系，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孔子“惠而不费”的主张。
《论语·尧曰篇》记载了这样一个情景：
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
这段对话的意思是：孔子的学生子张问孔子说：“怎样做到给百姓以恩惠的同时自己又能无所耗费呢？”孔子说：“让百姓们去做对他们有利的事，这不就是对百姓有利而不掏自己的腰包嘛！选择可以让百姓劳作的时间和事情让百姓去做。这又有谁会怨恨呢？自己要追求仁德便得到了仁，还有什么可贪的呢？”
这些是对君子从政的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要求，是以“中和”为原则，融道德与政治为一体，集修己与治人于一身，是儒家“修齐治平”的先导，对中国管理者影响深远。
宝钗在改革中十分注意利益的再调整、再分配，体现效益，兼顾公平，重视从制度上照顾弱势群体，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她卓有成效地协调了承包者与未承包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
智慧金言
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论，以“贵和尚中”为其价值追求，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在现代管理中也有良好的运用。现在，我们国家倡导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及建设和谐社会，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及人文思想的传承。
坚持以儒家的“义利观”来指导改革
义利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价值观，是指如何对待伦理规范和物质利益的观点，是为了维护一定的利益所形成的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观，也是物质利益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它是伦理道德的核心问题。儒家义利观的特征集中表现为：重道义，主张义高于利，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强调人格尊严与气节；重视公利、民利；提倡个人局部利益要服从集体的全局利益。
对于贾探春的经济改革，薛宝钗予以充分的支持。然而，在指导思想上，两人却存在着分歧。探春对她的改革相当自负，并鲜明地打出了她的改革旗号：“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穷尧舜之辞，背孔孟之道。”在贾探春看来，既然经济改革的目的在“利”，那么打出“背孔孟之道”的旗号就是顺理成章的。很显然，贾探春对于改革的思考是直线式的，因而，她的改革思路只是停留在物质层面上。薛宝钗则不同，她在完成物质层面的思考之后，更进一步展开了精神层面的思考。
薛宝钗向贾探春严肃地指出：“你才办了两天的事，就利欲熏心。”“若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世俗去了。”实质上就是要以儒家的“义利观”来指导这场经济改革，以防止改革滑向物欲横流的邪路。实事求是地说，薛宝钗的这一思想是非常深刻的。
其实，宝钗在用人观上，也深受儒家影响。在选择大观园的承包者时，稳重细致的宝钗向探春积极献计献策，提出了用人的标准。宝钗认为：“幸于始者怠于终，善其辞者嗜其利。”意思是，开头因侥幸获利而兴头很高的人，最终是会懈怠的；善于花言巧语的人，特别爱占便宜。探春同意了宝钗的观点。这和她提出的选择承包经营者要“本分老诚、能知园圃之事”的标准相吻合，这就是“德才兼备”的原则。探春在和宝钗、李纨充分酝酿协商以后，确定由祝妈管竹、田妈管田、叶妈管花草等。
相比较而言，在宝钗的改革理念中，已自觉地包含了对于单纯商业利益的理性超越。因此，宝钗的这一改革理念，应该说是曹雪芹为当时正在转型的中国社会重塑一个新的道德规范的尝试。
举一个例子：“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为了尽快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而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然而事与愿违，在以后的30年里，日本非但没有加快现代化的步伐，反而陷入了道德失范的泥潭之中，物欲横流，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泛滥等等。很显然，急于实现现代化的日本误读了“欧洲”，把“入欧”片面地理解成追求商业利益。其实，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也是由新教所重塑的道德伦理所规范的。在总结了历史经验之后，日本近代化之父涩泽荣一适时地提出了“《论语》+算盘”的著名公式，以孔子的“义利合一”观来指导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为日本的现代化发展重塑了道德规范。
目前，中国经济步入了快速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轨道，儒家的“义利观”非但没有落伍，反而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实施科学的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007年年初，曾经有一家国有大型企业给我们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的广告代理公司多打了一笔数百万的巨款，我得知此事以后，立即从外地赶回来研究处理方案，要求该广告代理公司的财务人员当日必须将多余的款项悉数退回，以避免给对方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当时我要求该广告代理公司总经理千里迢迢从外地赶回北京处理此事。在接到巨款一周后，该广告公司迅捷地把那笔巨款退回该国有大型企业。但是这个国有企业的财务部竟然连声“谢谢”都不说，连封感谢的信都不愿写，原因是害怕自己的名誉受损。一个是私营的广告公司，一个是国有大型企业，谁的境界高由此可见一斑。因此，我开始在中国的企业管理界、财务管理界提出了“财务管理者的社会责任”问题。身为财务管理者除了尽好本职工作外，也要培养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一旦造成企业财务损失，应及时挽回。那种为了自己的面子而遮掩失误的行为，是没有深刻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体现，将来很难避免不犯同样的错误。这样的财务部门或管理者应该加强社会责任的学习，学会勇于承担责任，总结教训，避免在工作中再次出现同样的差错。
在商言商，经营的目的当然是要获取尽可能大的利润，积聚尽可能多的财富。但日本前八佰伴总裁和田一夫的财富观有异于常人，他认为财富绝不是物质上、金钱上的东西，而是一种生存的价值。他把财富的含义理解为“为他人服务”，让客人感到最大的满足，这种无形的价值才是财富的本质。
智慧金言
和田一夫的财富观我们深表赞同。我们个人的财富观应该是：“让最多的人得到最大的幸福。”
“形象工程”的风险
作为贾氏公司董事长的贾母，一向抱有“安享晚年”的思想。作为“家长”的贾母，贪图欢娱，讲究奢华，上行下效，贾府的侈靡之风越演越炽，几乎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红楼梦》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秦鲸卿天逝黄泉路》里，只是为了迎接元妃贾元春省亲，贾氏公司就建造一个“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仅仅去江南买戏班子和彩灯等就花了五万两银子。他们自己也知道“再省一回亲，只怕就精穷了”，只是铺张惯了，不得不竭力地维持着空架子，充门面。贾珍曾经说过：“所以他们庄家老实人，外明不知里暗的事。黄柏木作磐槌子——外头体面里头苦。”
企业宣传要按照一定的计划，根据自身的实力确定投放的规模。有家企业曾以6666万元的巨资，夺得某电视台1996年广告标王。后又蝉联1997年“标王”，一时间声名显赫。但广告轰炸战略很快失效，脆弱的经营链条因种种问题引发的危机而断裂，企业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教训惨痛。
从古到今，这种过分讲求排场的现象一直存在着，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尤其是在城市形象建设方面更是如此。而这些城市形象建设美其名曰为“政绩工程”，实际上却是官员用来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
某地是某铁路线重要的交通枢纽，于是，当地官员在铁路沿线盖上一排排的小洋楼，小洋楼门前拴着一头头黄牛，意思是“赶着黄牛奔小康”，使上级来检查以及坐火车的各地游客能看到当地农民的富裕。可是，至今，这些小洋楼还空在那里，卖不出去。这样不切合实际，大搞“形象工程”，不仅不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劳民伤财。可是令人痛心的是，这样的现象并非个例。
一个省会城市的一个区政府，竟占用500亩土地建造政府办公大楼，这个区政府的照片一出现在网上便被网友们评为“世界第一的区政府”……
更有甚者，据媒体报道，本世纪初，中国竟然有183个城市提出建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中心商务区。什么是国际性大都市？专家指出，国际大都市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指标，标准非常之高的城市概念，当今世界公认达到标准的只有伦敦、纽约、东京等少数几个城市。在中国这样一个城市数量600多个、城市化水平只有四成的发展中国家，冒出183个国际大都市，令人匪夷所思！
智慧金言
中国人一向有好面子心理。其实不光一个人、一个企业不能过分地讲求排场，对于一个地方、一个政府、一个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