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提出这样的观点，当然充满了讽刺，很有道理，在道家的高人中，平静理智地谈论政治也是很寻常的，老子就有不少论政之语，比如“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等等，可以看出这些都是有思想深度的治国建言。
道家喜欢寓言，《列子》这一则也是以寓言的手法戏说政治的，看上去是两拨人在斗嘴，但其中却蕴含了对政治的理解。政治到底是什么，这不是能够一言以蔽之的，但可以肯定政治是人造品。双方争论的问题事实上是孰贵孰贱。邓析以支配权为贵，别人听从你，别人为你服务，那你就是贵的。这样的人，当然就是执政者。这个观念至今很多人还是认同的，古人称州的地方长官为“州牧”大概也是这个用意，百姓就如牛羊一样嘛。伯丰子一方并没有与此观念正面冲突，这也是辩论术中的一个技巧，通过一个实例他们绕到了邓析的背后，反过来把邓析套了进去。我们撇开辩论术不谈，这话中就有两个要点：一是实例中所指齐鲁之国丰富的专门人才和缺稀的“相”到底是什么关系，二是“执政者，乃吾之所使”究竟作何理解。
先说第一个问题。用今天的话说，这涉及管理学的一些原理，专门的人才和自然资源一样，如果调配、使用不合理，不仅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有时甚至会造成不小的麻烦。这个问题在今天并不难理解，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有深度感受，因为远非所有人都对管理工作有亲身的接触。然而由此却不难想见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因此社会要求人们对管理者必须服从，而管理者实际上也总是面临着复杂辛苦的工作。通常人们不了解这种工作的全部内涵，所以片面地艳羡为官者的威仪与财富便成了世情常态。在道家眼里，管理确实和放牧牛羊是同一个道理，但他们所取的并不是人比畜牲高贵这样一个意义，而是说牛羊也是自然之物，它们有其自身的特性，能不能依据这些特性使之更快更好地成长是做一个好牧人的关键。管理百姓，就是把百姓也当作自然之物，总是和他们的天性相龃龉，那就不是好官了——当然，好牧人也不是万事由着牛羊，百依百顺的意思。只有合理把握百姓的天性，使之顺利成长，才是无为而无不为，这才是道。正因为如此，管理是一件说起来不简单，做起来更不简单的事，道家的人常常说得多，但真做的就比较少了。这一方面是由于道家的性格、兴趣所致，另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道家长期处于“在野党”的位置，故而批评指责的话要远远多于建设性的论述，没办法的逃避也远远多于可见的举措。
于是就有了第二个问题：说执政者是“吾之所使”，是受我指使的——这个我是谁？当然，在文中是指伯丰子一班人，问题是这班人以什么身份自居呢？一种可能，以贤者自居，道家说的贤者自然是指“有道者”。齐鲁之国有的是好木匠，有的是好铁匠，有的是好军人，不过是精通一门技艺。你们这样的执政者也不过是精通律法制度，所以忝居其位，也只是个特种工匠罢了。但是很不幸，执政者真正需要的技艺是“道”，你们不明白，终于要向我们这些贤者讨教，这不是受我指使吗？另一种可能，以平民自居。民是自然万物之一，他们也按照大道繁衍生息，像要求有人耕地、有人打铁一样，他们要求有人出来把他们管理起来，以希望能够更好地生活。这样看来，执政者不过都是被民众指使的奴仆罢了。从文义来看，第二种理解或许有些偏离，而且，道家的性格也不是动辄要说“民贵君轻”的。
智慧金言
不管从哪个理解看，道家对人群中的官与民、对政治的本质都有着其独立的理解，他们绝不都是看到政治就避之唯恐不及的。而把政治也纳入“自然”的范畴，将其平等地视为万物之一，正是道家思想恢宏博大的一种体现。
看透生死之境
没有什么原因而常常处于生境的，是道。由生而处于生境，故而能虽到终结时也不失其道，是常态。由生而失去其道，是不幸。有所缘由而往往处于死地的，也是道。由死而处于死地，故而虽不到终结之时就失去其道，也是常态。由死而进入生境，是幸运。所以无所作用的生便是道，用这种道生存直至终结便称之为常态；有所作用的死也是道，用这种道直接得到死亡也是常态。季梁死了，杨朱看着他家大门唱歌。随梧死了，杨朱抚摸着他的尸体悲伤。普通人出生了，普通人死亡了，大家唱歌，大家痛哭。
这一段实在是十分拗口，颇有前言不搭后语的嫌疑，读者千万别把上面的译文当真，那只是为了和其他段落保持格式上的一致而必须做的。
《列子》有不少译本和注解，这一段的前半截究竟是什么意思，各家都不完全一样，因为其中的关键词“由”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而“亡”既然和“死”对应出现，似乎就应该是失去的意思，但文中究竟在说失去了什么却又很不清楚。仅仅这两个字的出入，就可以使我们对段落作出很多不同的理解。晚清学者陶鸿庆干脆把这段话重新写了一遍，他认为这段话比较深奥，当初抄写的人未必读得明白，几经传抄就成了现在的样子。我们现在看到的古书，尤其是唐以前的，不是其中有无抄错的问题，而是一部书中究竟有多少错。原话本非如此，被人抄错了流传下来，看得明白的我们就当它固然如此，看不明白的想办法解释通。这一段的大意还是能看懂的，所以拿来说一下对生死的一种表述，至于里面的具体词句，只能姑且假设没什么错误而作个硬译装装门面：
生和死原本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但人之常情中总以为它如何的重要，于是简单的事就变得复杂了。
口渴的人想喝水，一时找不到水，只得忍着，如果不幸身处沙漠，忍得太久可能要出大事；掉进河里的人不想喝水，奈何不识水性，不得不喝了一肚子水，有幸被人救上岸来还要往外倒。
生死又何尝不是如此？禀承“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原则一味求生的固然大有人在，自觉“活着好累好没劲”的也不乏其人，被什么情绪或事情逼急了自杀拼命的也不足为奇。但这些都是人的意愿而已，有意愿还得有合适的方式去实现，方式就算对头了还要看一看运气。意愿、方式合拍了，运气也没有出来捣乱，那就是常态；意愿、方式合拍了，运气出来捣乱，最终无法如愿，这是非常态。无论是常态还是非常态，都属于自然之道的范围之内。从这一点来说，生死跟喝水没什么区别。嘴上说自己想活得长久一点，却放任自己的身体被酒色财气不停地戕伐，早早丢了性命，这样的人也就不提了。可偏有不少人生活工作、营养卫生、心情环境方方面面都安排得妥妥帖帖，任谁看来别人都活不长他也得长寿，结果碰到飞来横祸，死了。这样的人只能说倒霉，也是情理中所有之事。总之是一般人太在意生死了，所以每每看不懂、想不通。想活的人有倒霉而死，想死的人照样有求死不得。有一篇日本小说名叫《敦厚的诈骗犯》，说一个了无生趣的人想通过死亡获取一笔寿险，但保险的行规是他必须不能是自杀身亡。于是，这个人想了许多自杀之外的死法，却次次失败，甚至想用自己的生命从车轮下救一个孩子，让他哭笑不得的是，这个举动不仅没把命送掉，反而让他成了见义勇为的英雄。最后，他用了一个极端复杂的办法：去理发店反复敲诈一个被他偶然抓住把柄的理发师，最终把这个理发师逼得近乎崩溃，终于在替他刮脸时割断了他的喉咙。就情节而言，主人公次次求死不能的时候读者的心情是轻松的，甚至带有笑意。相反，如果面对他人意外的死亡，人们总会产生怜悯、悲伤之类的负面情绪。一生一死，一彼一此，本来跟喝水一样，有想喝的也有不想喝的，仅此而已，哪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可人的情绪为什么在谈到生死时就不能像喝水问题那样淡然处之了呢？
情绪浓厚得成为迷雾时，理性就多半会迷失方向。道家面对生死问题，第一要做的便是拨开这层迷雾。然而，个人的一时一事的情绪容易驱除，千万人的与生俱来又互相传染的情绪却很难打消。解决非常之事，便须非常手段，必要时大可用古怪悖谬的方式来刺激一下人们愚蠢而麻木的精神。庄子死了老婆却愉快地歌唱，杨朱则一歌一哭相反相成，后来的陶渊明干脆明明白白地说：
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智慧金言
人是有情的动物，亲情、友情、爱情，还有许多记不清的情愫、情结、情缘，把本来挺明白的万物之灵搞得冥顽不灵，把简单清晰的事情搞得一团糟。道家常常很清醒，这种清醒却总被身处情雾之中的人视作冷酷。不仅是生死问题，很多问题都往往是这样：实情是残忍的，幻象是温柔的。太多的人情愿让温柔的幻象一直欺骗着自己，直到最后一刻，实情露出狰狞的面目，片刻的痛苦之后就一了百了。对这样的人们说来，道家早早地打破幻象，让人去感受痛苦，确实是够冷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