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疑问产生了：钱挣来不就是用的吗？生产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吗？现在社会不是还在采取诸多措施刺激消费吗？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还值得辨析。消者和浪费是两回事。量力而行的消费值得提倡，但“过度消费”或“提前消费”却不值得提倡。作为企业而言，对生产资料的使用和管理要精打细算，降低成本，不可浪费社会资源财富。人类的贫困往往来自于物质的匮乏和对已有物质的浪费，而后者尤其严重。再者，一心为己私欲膨胀的老板也难以老板企业走向发展和繁荣的康庄大道。
中国目前还远远谈不上富裕，但一些浪费现象却可以称得上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了。据统计，京、津、沪三城市中娱乐场所总数已近万家。高档次的消费是不问价的，进去一次，多则上万元，少则三五千，最寒酸恐怕也是一两千元吧。能够经常进去并具有支付能力，难道只有那些大老板和老板，实则不然。他们钱从哪里来？那多半又是公款了。世界名酒人头马，在中国销售量增长最快，如1993年比1992年增长30％，近万元一瓶的路易十三在1993年就卖出了6000瓶。
铺张浪费必须坚决制止，勤俭节约必须大力提倡。我们来看看曾被誉为世界首富的美国老板萨姆·沃尔顿的俭朴生活吧，他一直自然而平淡的生活，从不乱花一分钱。有人问萨姆，你那么富裕了，你的公司也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拥有几百亿资产，为什么还那么精打细算？萨姆的答案是，因为我们珍视每一美元的价值。我们的存在是为顾客提供价值，这意味着除了提供优质服务外，还必须为他们省钱。如果沃马特公司浪费掉1美元，那都是出自顾客的钱包；而每当为顾客节约了1美元时，就意味着沃马特公司在竞争中领先了一步。从某种角度看，真正激励他前进的动力是要完全占据巅峰的欲望，而绝不是金钱。
看了这些，中国老板或许应该反省些什么？我们财力不如别人雄厚，实力不如别人强大，而某些董事长、总经理们却大把大把的花钱，坐最高档的轿车，住最豪华的星级饭店，买最漂亮的花园别墅，与勤俭节约的成功企业巨头们相比，我们的老板是不是应该学习点什么呢？
“原清则流清，原注则流浊”。做到身正为范，令行禁止，虽难毕其功于一役，言传身教率先垂范实有以制之。
嚼得菜根，做得大事
金庸先生在杭州讲学时曾概括人间有七苦：生、老、病、死是苦，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也是苦。
老、病、死自然是苦的，生为什么也是一苦呢？金庸先生说，一个人只要认真地生活，就会遇到许多麻烦与苦恼。另外三苦，金大侠说得意味深长。一为求不得，你一心想追求的东西（包括金钱、荣誉、地位），尽管费心费力，却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即。二为怨憎会，俗称冤家会，有的人生性凶悍奸恶，言辞刻薄，工于心计，对这种人避之惟恐不及，偏偏他是你的同事，或不幸成为你的伴侣，怎么办？你必须忍耐。三为爱别离，一个人一生要遇到一个真心倾心相爱的人很不容易，遇到了却要分手，岂不叫人肝肠寸断痛彻肺腑？
人间七苦，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生活是一杯苦咖啡，香醇中掺杂苦涩。人活着就要接受许多挑战，要面对许多难题，所以生活的本质是苦。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苦是一种警讯，它告诉自己有了难题，有了危险和困境。如果自己不愿意正视它，设法解决眼前的难题，那些难题就会累积重叠，结构成更严重的困境，集合成更巨大的痛苦，导致生活的溃败。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设法消除困境，解决问题，才能够泯灭痛苦。
俗话说：“吃得菜根香，啥事皆可为。”
汪信民说：“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
我国南方一所大学的校训是：“嚼得菜根，做得大事。”
菜根，代表了生活的清苦和艰辛。一个人如果想事业有成，则他必须经受得住日常工作、形形色色的诱惑以及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在这些考验中，他应该能行得正、走得稳。而且，他也应该经受得住实际生活的痛苦和考验。
史蒂芬逊是大家熟悉的火车发明家。1781年，史蒂芬逊出生于英国，双亲都是矿工，家境清苦，他十多岁便在矿场上班，十八岁时，才有机会上学。毕业后，又到矿场当技工。由于从小目睹矿工工作的艰辛与危险，史蒂芬逊决定为矿工解决工作的难题。首先他发明了巧妙的矿坑安全灯，解决了采矿的照明问题，减少意外的灾难发生。其后，他看到矿井底下运煤困难，又致力于火车的研究，希望减轻矿井工人运煤的辛劳。在当时想研究火车，需要大的经费投入，史蒂芬逊虽然每天过着清苦的生活，但追求成功的意志鼓舞着他克服种种困难，终获成功。
没有吃不了的苦，却有享不了的福。人们忍受苦难的能力，是非常大的。不论有多么大的困苦，都可以千方百计去克服。就一个企业的经营来说，也是一样的。企业要成功，要步上康庄大道，就要克服困难，懂得吃苦耐劳。要消除痛苦就需要刻苦耐劳的韧性。
尽管人们极力追求成功，追求幸福，同时人们极力躲避痛苦，但是成功少不了痛苦，它是无论如何也躲避不了的事。人们能够做到的，只是如何缩短痛苦，减少、避免那些由于自身的原因所造成的痛苦。而在遇到痛苦之后，则力求化解痛苦，争取成功。
从情感上讲，痛苦是人人所厌恶的。肉体上的痛苦，或者使人疼痛难忍，或者给人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有一些肉体上的痛苦，还会给人带来心灵上的创伤。灵魂中的痛苦，较之肉体上的痛苦，对于人来说，是更加难以忍受的。它或者是自我的谴责，无尽的悔恨，痛不欲生；或者是感到成功的艰难，怀疑成功的意义和价值；或者是处于一种难堪的境地，进退不得，左右不得；或者是受到外来的压力，使人感到没有任何前途；或者是心中不平，使人倍感不公。诸如此类的痛苦，是任何人都极力想要避免的。
从理性上看，痛苦并不尽是成功的仇敌，不要把它视为绝对的恶。应该看到，那些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痛苦，是有双重风格的，它既是获取成功时难以完全避免的，也是人在争取幸福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动力。
一个人要活得健康、幸福，就要吃苦耐劳。对功成名就的人，一般人只知道羡慕其成功，却很少去理会他成功以前，究竟尽了多大的努力以及吃了多少难以言状的苦头。有些人甚至出于嫉妒心理，而认为他只是时来运转，交了好运罢了。古埃及数学家欧几里得，接受当时国王普托勒迈欧斯一世的邀请，为国民讲解几何学。国王见几何学内容庞大、深奥，顿觉厌烦，于是问道，学习几何学，有没有更快的方法呢？欧几里得是这样回答的：“在几何里，是没有捷径的。”
人生也是如此，要想获得成功，绝没有捷径可言。历史上被誉为天才的人没有一个是走捷径而来的。爱迪生说过；“所谓天才，乃是指百分之一的灵感与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而言”；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天才就是努力之意。”
不论做什么事、经营什么事业或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要懂得努力吃苦。惟有能面对问题、解决问题，遇到错误立刻改正，才是成功之“道”。
一生不能丢“艰苦”二字
提到“艰苦”二字，有些人以为老掉牙，实则不然。真正的财富巨人，都明自自己是如何从艰苦中度过来的。许多人在穷乏的时候，不得不过艰苦朴素的生活，一旦发达，就会挥金如土，纸醉金迷。李嘉诚与此完全相反，一直保持着当年创业时期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1995年8月，香港《文汇报》刊出有关李嘉诚的访谈录。
李嘉诚说：
“就我个人来讲，衣食住行都非常简朴、简单，跟三四十年前根本就是一样，没有什么分别。”
李嘉诚住的房子，仍是1962年结婚前购置的深水湾独立洋房。这在当时，以李嘉诚的身份，确实“高档”了些。但现在，李嘉诚作为本港首席财阀，住这样房子就显得有点寒碜。从80年代中起，住在山顶区的部分英国人陆续撤离，腾出的花园洋房，大都为华人富豪买去。都说，香港顶尖级富豪，该住进顶尖级的豪宅区，李嘉诚却对老房子情有独钟。
深水湾的李宅外观不气派，内部亦不算豪华，看不到海景。不过现在价格不菲，估值在1亿港元以上。
李嘉诚在家中的生活外界不详，他从不在家中接待记者。只在周日，他一家人常会坐游艇出海游玩。李嘉诚有两艘游艇，已用了多年，现在已算不得豪华。
李嘉诚的衣着倒是有目共睹的，他常穿黑色西服，不算名牌，也比较陈旧。1992年5月ZO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一篇《李嘉诚生活俭朴》的文章介绍道：
“李嘉诚说，衣服和鞋子是什么牌子，我都不怎么讲究。一套西装穿10年8年是很平常的事。我的皮鞋10双有5双是旧的。皮鞋坏了，扔掉太可惜，补好了照样可以穿。我手上戴的手表，也是普通的，已经用了好多年。”
手表成为李嘉诚悭俭的象征，凡是涉及李嘉诚个人生活的文章，没有不谈手表的。据介绍，李嘉诚早年戴的是极一般的日本精工表，后来电子表流行，他改为西铁城电子表。
且不论是哪一级富豪，就是白领阶层，戴一两百万元的瑞士名表，比比皆是。李嘉诚的戴表水平，只属于低收入的打工一族水平。
李嘉诚决不认为手上的表有损其高贵身份，他反而引为自豪，他常常把手表展示给外国记者看。《李嘉诚——香港房地产巨人》一文谈到：
“一位外国记者曾评论说，李嘉诚看上去不像一位难对付的老板，而像一位和蔼可亲的中学校长。他经常身穿一套黑色西服、白色衬衣、素色领带。有一次，他指着手上戴的西铁城电子表，对来访的客人说：‘你戴的表要贵重得多，我这个是便宜货，不到50美元。它是我工作上用的表，并非因为我买不起一只更值钱的表。’
“他从不炫耀自己的财富，在私邸中一住就是20多年。他使用的豪华汽车、游艇都是私人的，甚至工作午餐也不列入公司账目。长江集团在站稳脚跟之前，为了表示对公司的信心并节约开支，多年来，他自己掏腰包，支付各位董事的薪金。”
没有人知道他在私邸里的消费，他出身苦寒，均认为不会奢侈到哪里去。李嘉诚在公司，与职员一样吃工作餐。他去巡察工地，地盘工（健筑工）吃的大众泡沫盒饭，他照样吃得津津有味。公司来了客人，他不带去高级酒楼，就在公司食堂吃，比平时多几样冷盘炒菜，份量不多，但能吃饱，又不至于浪费。
在最近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李嘉诚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一个人吃饭，工人一般只煮一碟青菜、几条小猫鱼。最近去北京的这双鞋，其中一条饰带烂了，我就索性剪掉它，变成一只有饰带一只没饰带，但是照样穿。我穿的鞋多数穿到换底。”
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极少跳舞，舞技自然很一般。在香港西人眼里，他是个“没有生活情趣的典型东方人”。若论业余交往，他们最喜欢与风度翩翩、具有欧亚混血特征的何鸿交往，他是称雄赌场的赌王，同时又是舞场的舞王——70多岁，仍舞姿优美矫健。
李嘉诚惟一为西人推崇的嗜好，是打高尔夫球。深水湾有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李嘉诚每天都要去玩几棍。两处相隔不远，李嘉诚驾车去，只须5分钟车程。
李嘉诚还是皇家香港高尔夫球会会员，约每周去一次。去那更重要的不是锻炼，是消遣放松，更是会会老友。李嘉诚的不少信息，还有不少生意，都是在球会获得与促成的。
皇家球会实际上是贵族俱乐部，会员非富即贵。会籍分可转让与不可转让两种。可转让会籍，1992年才300万港元一张，到1995年初，已涨到1200万港元；不可转让会籍，一般要等20年才能轮到（实际上是等待证人自然消亡）。俱乐部里的额外消费，亦非常昂贵——不过，从信息与业务这一角度讲，李嘉诚花这个钱值得。正如他自己常说的一样，“我这个人对生活没什么高要求”。
李嘉诚拥有好几部轿车，名车大众车皆有。在10多年前，他的座驾多是白领阶层那一档的轿车。使用的是柴油，“超过九成九用300，有时用200”。现在用的多是日产总统型，据他说是为了安全，才改用这种大马力的车。李嘉诚打趣道：“贼人开2000CC的日本车打劫已经可以爬我头上了。”
他有一部劳斯莱斯，市值数百万港元。据统计，香港拥有劳斯莱斯1500余部，是全世界人均占有劳斯莱斯最密集的地区。依李嘉诚世界华人首富的身份，他坐劳斯莱斯，完全合其身份，且无人议论。
他这部劳斯莱斯已近30年。李嘉诚曾对《经济日报》记者讲，我自己决不会坐，只有陪客时才劳驾它代步。
在香港商界，潮籍人以俚俭、勤奋、精明而著称。也有人说潮州人“孤寒”（吝啬、小器）。1995年12月1日，国际潮团联谊会在港开幕，仪式完毕后，李嘉诚立即被记者包围住，有记者提到“潮州人孤寒与否”的问题。
李嘉诚说：“潮州人只是刻苦，而非孤寒。”他强调：“我绝对不孤寒，尤其对公司、社会贡献方面和‘作为中国人应做的事’上，绝不会吝音金钱。”
是的，我们已经看到，李嘉诚曾经做过多少善行义举，李嘉诚不但不孤寒，而且是世上少有的大慈善家，一个悭己不悭人的大慈善家，然而这位大慈善家自己过的，却是一种极为俭朴的生活。这一点真令人感慨万千，钦佩之至！
管理必须自我节制
做为一个老板要求他人容易，节制自己困难。所以判断一个老板的才德，除了观察他的管理能力外，还要观察他对自己的约束能力。
清代中叶，曾国藩自己有两个兄弟在军中任职，为了以自己的行动影响他人，曾国藩出征作战都督促兄弟们勇往直前，论功行赏却要求兄弟们甘居其后。看来他是深深懂得自我节制才能成功的道理。而自古以来，不能节制自己的统率都难于善始善终。这是因为统率地位高于大家，权力重于别人，所以一旦受到不同寻常的赏识和宠遇时，就应更加感到居此高位要越发恭谨。这一点早在战国时著名臣子范蠡就做到了。
范蠡在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以处安”，就激流勇退，放弃了上将军之大名和“分国而有之”的大利，退隐于齐，改名换姓，耕于海畔，手足胼胝，父子共力，后居然“致产十万”，受齐人之尊。范蠡虽居相安荣，但他太懂得物极必反的道理了，为了自我节制对权欲的渴望，他自认为“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闲行以去，止于陶”，从事耕畜，经营商贾，又致货累矩万，直至老殆于陶。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范蠡三徒”。范蠡之所以辞官退隐，就是考虑到不要让尊名大利给自己带来性命之优。事实上他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与他共扶勾践的文种就因不听范蠡的规劝接受了越国的尊荣大名，结果死在勾践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