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儒家的学说，作为一个老板，自己首先要“正”，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所谓“正”就是一切行为都要合符“礼”的规定，用今天的话来说，必须要遵守党纪国法，按规章制度办事，不能假公济私，以权谋私。孔子还说：“克己复礼为仁’，只要自己克制自己的私欲，按照“礼”的规定行事，就算是合乎仁了。这样你就有感召力和号召力，你的意图就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这就是孔子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相反，如果老板、老板“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是因为自己失去了威信，失去了号召力。由此看来，老板的行为是否合符“礼”的规范，具有重要的意义。
老板、老板对职工除了要有仁爱之心、尊敬之心，还要教育职工树立社会公德，遵纪守法，遵守工厂和车间的制度。通过道德教育，通过企业理想、企业精神、职业道德的教育，提高职工的道德自律和行为自控；通过厂规、纪律实行他控，自控和他控这两个东西，在企业管理中是缺上不可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存在有人的道德自律、行为自控能力的差别。这是因为人的文化教养的不同、人生观的不同、价值取向的不同、追求目标的不同，因而必然存在差别。为了达到一个企业内部的和谐、协同和行动的一致，除了通过道德的自律、自控之外，就必须要用纪律进行他控或强控。古代的“礼”，具有自律和他控的功能。在今天，进行他控的就是纪律，由纪律规定职工在生产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当然这样的他控也是应该以道德的自律为其基础的。
总之，儒家“礼”的这个范畴以及由这个范畴所规定的行为准则，其中具有许多合理的成分，这些合理的成分不论对于一个公民，还是一个职工；不论对于整个社会，还是对于一个企业的老板来说，都有许多值得吸取和借鉴的东西。
“动之以情”和“悟之以理”
企业经营和人生经营是相通的。不企业还是人生，只求独善其身，便无法真正地求发展。不存仁心者，便无法认真地经营事业。
若是由孔子来看，所谓的经营，实际上便是一种掌握人心的过程。由于老板皆是有感情的人类，只要“动之以情”，常常能收到极好的管理效果。
“悟之以理”是经营管理中的教化活动。
即使在同一个经营情况下，由于人的不同，而能悟出各种不同的道理。一个贤明的老板，先修身，再以道理教化员工，以理来使役员工。在儒教文化圈里，日本是首先成为先进国家的。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后，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他们一个共同特点是有效地利用了儒教文化社会秩序中的合理成分，把经济发展的理论，用本国传统文化（即儒教文化）消化吸收，合理使用外国援助和本国的人力物力，从而获得经济发展的成功。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功，还有一个不约而同的主导思想，是道德，强调了人的因素，不仅仅是人的数量，更重要的是人的质量，也就是现实的文化水平问题。经营老板的文化素质固然重要，而企业员工的文化素质也是不容忽视的。
孔子在《礼记·仲尼燕居篇》中说：“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乎人。”这里所说的“礼”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源。法、理、情的经营法则，便是孔子礼的表现。施行时必须合于道理，适乎人情，如果三者中欠缺任何一样，便不能成礼。
严格执行制度，上下有序
孔子崇尚周礼，把周朝礼仪视作神圣加以维护。后世不少人对此大加攻击，认为孔子维护旧制度，属保守顽固。殊不知，在周天子失去羁约，诸侯竞逐的混乱局面下，维护最高原则对于安定天下显得有多重要。今天，人人都懂没有安定的社会，就谈不上发展。回顾孔子对周礼的维护，使人感到孔子渴求安定平和的愿望十分符合大众心理。现代老板无论从事何种行业，莫不希望运转有序。确立严密的管理制度，是达到有序运行的保证。严格的规章制度就如同孔子所坚持的周礼，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应有明确规定，使员工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把松散的群体结构成精密的机器，统一行动，统一意志，达到有序运转，产生最佳效益。著名的“泰勒工作法”把工厂流水作业过程分解成若于机械式动作，员工按“最简单原则”进行操作，减少一切多余动作，成为现代工业生产的楷模。这样做，似乎限制了个人的自由权利，但却为人们接受，因为高效益必然要牺牲个人的自由，这是显而易见的。
国有国法，行有行条，家有家规。自然界受进化法则支配，人类社会有规章制度约束，事物由无序到有序，均不能脱离规章制度的羁束。老板一旦确立了规章，便应严格执行，不可废弛。日本东芝电视工厂规定员工入厕不得超过3分钟，看似不近情理，但却保证了生产流水线畅通运转。孔子坚持祭祀乐的等级规矩，看似迂陈，却是引导人们有章可循，确保了社会稳定，可谓用心良苦。儒学能成为中国国学，历代统治者奉若神明，与孔子的严格等级，执法不苟，作风严谨的精神大有关系。如今，儒学在东南亚受到欢迎，被人们应用于政治、经济、外交诸领域，足见其实用价值。老板能从中悟到某些诀窍，为我所用，必大受裨益。
拿出一套合理化的人事管理体制
没有合理化的人事管理体制，企业就会失去秩序化的管理，甚至乱作一片。当企业发展到相当规模，要延续和创造辉煌，必须解决管理体制，特别是人事管理体制问题。
企业管理体制上的问题不同于事务性问题，事务性问题不会影响大局，同时也容易解决；而体制上的问题，则往往带有全局的性质，而且如不及时解决，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前途和命运。在这个问题上，李嘉诚深谋远虑，费了很多心血。
李嘉诚摈弃了家族式管理，而钟情于东方民族的老板族氛围。西方经济学家探索日本经济起飞奥秘时发现，日本企业的家族氛围浓郁，其商业文化带有厚重的儒家文化特色。这可能正是日本经济创造了奇迹的重要原因。
李嘉诚觉得中日同属东方文化体系，日本企业的经验也值得借鉴。李嘉诚少年时接受的教育，是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他的公司内部，自然带有儒教色彩。
李嘉诚善于吸收新事物，又绝不人云亦云，他对任何事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他说：“我看过很多古圣先贤的书，儒家一部分思想可以用，但不是全部。”
他又说：“我认为要像西方那样，有制度比较进取，用两种方式来做，而不是全盘西化或是全盘儒家。儒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短处，儒家在进取方面是很不够的。”
在对儒家思想的运用上，他吸收了宽厚为怀的“仁爱”思想，并与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整合。例如，日本的一些企业，在新员工报到的第一天，通常要做“埋骨公司”之类的宣誓。李嘉诚从不苛求员工做出终身效力的保证，他是通过一些对员工有益的事，让员工觉得公司值得效力终身。所以，在长实的发展过程中，并非没有跳槽的，但公司行政人员十分稳定，流失率极低，可以说微乎其微。
李嘉诚说：“要吸引及维持好的员工，要给他们好的待遇及前途，及有受重视的感觉。当然，还要有良好的监督和制衡制度，这是一定要有的，不管怎么样，都要有个制度，不能山高皇帝远。否则，一个好人也会变坏。”
李嘉诚对员工既宽厚，又严厉。长实的员工道：“如果哪个员工做了错事，李先生必批评不可，不是小小的责备，而是大大的责骂。他急起来，恼起来时，半夜三更挂电话到员工家，骂个狗血淋头的也有。”
李嘉诚的骂，不是喜怒无常的“乱骂”，总是“骂到实处”。当然，也有骂错之时。一旦骂错了人，他也会知错就改。往往在他冷静后，便会向被批评者赔礼道歉，说明道理。
一般而言，在长实公司，越为李嘉诚看好的职员，所挨的批评越多、越严厉。他们经受过李嘉诚一段时期的“锤打”之后，通常又能升职和加薪。
汇集中西方文化精粹的李嘉诚既有重情义、讲仁德的一面，又有拼强手、抢先机的另一面，这种中西融合的经营方式和理念，在很多老板中并不多见。
在李氏王国的管理上，李嘉诚曾多次声称，他素来不主张古老的家族性统治，而更看重西方公众公司的那一套，即公司首脑由董事股东选举产生，而非父传子承，这样方可保持活力。他说，如果他的儿子不行，不会考虑让他们接班。只要事业能发展，他不会在乎是家庭内还是家族外的人执掌大权。
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子承父业乃天经地义。李嘉诚的观念分明已经超越了时空和民族，充分显示出他冷静而又理智的一面。确实，商场来不得半点感情用事，将家族事业发扬光大，这才是最重要的。相比之下，谁来老板并不重要。
李嘉诚常说：“惟亲是用，必损事业。”
惟亲是用，是家族式管理的习惯做法，这无疑表示，对“外人”不信任。这样一来，必定会严重挫伤外人的积极性，不利于事业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内地开放后，不少潮州老家的侄辈亲友，想来李嘉诚的公司做事，都遭到他委婉拒绝。
在长实系有他的亲戚，更有他的老乡，但他们都没因这层关系而获得任何照顾，都是靠自己打拼。
对此，李嘉诚说：“我老是在说一句话，亲人并不一定就是亲信。一个人你要跟他相处，日子久了，你觉得他的思路跟你一样是正面的，那你就应该可以信任他；你交给他的每一项重要工作，他都会做，这个人就可以做你的亲信。”
香港作家何文翔曾这样评论李嘉诚说：“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既严格要求，又宽厚待人。”“李嘉诚成功的关键，是他融汇了中西文化的精华，采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
在人才使用和管理上，李嘉诚确有高人一筹的眼光和胸襟。
家族式管理会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拒之门外。这样的管理，也许凭创业者的杰出才华可以显赫一世，但很难维持第二代的辉煌，更难像一些具有先进管理制度的家族企业百年兴盛。
当然，西方管理方式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不像华人经商那样富有人情味；研究和计划十分周密，但决策周期相对较长，不像华商握一握手，便达成决议。
李嘉诚中西合壁，各采其长，因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比如一个项目，李嘉诚会周密调查，仔细研究——这是西方的方式。一旦确定，打一个电话或握一握手，就完成并实施了决策——这是李嘉诚的风格。
经过多年思考的探索，在李嘉诚的现行管理体制中，既有老、中、青相结合的优点，又兼备中西方的色彩，可以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合作模式。长实是一家股权结构复杂、业务范围广泛的庞大集团公司，李嘉诚可以说是这一商业帝国的绝对君主，但在集团内部，却丝毫看不到家长制的影迹，它完全按照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运行。
不管长实系的未来发展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也不管李氏父子未来将有何作为，李氏王朝的兴起与发展已经告诉了人们许许多多。
当然，不只是李嘉诚，任何大老板都有自己独特的管理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一方面靠学习别人的长处，一方面靠自己在实践中摸索，根据企业自身特点进行整合，因此既不能轻视管理，也不能图省事，照搬别人的经验，非得花费心血自己研究不可。
审时度势先虚后实
“虚虚实实”一计出自《三国演义》第49回：“孔明笑道：岂不闻兵法虚虚实实之论？操虽能用兵，只此可以瞒过他也。”这里所说的虚虚实实，就是用各种方法迷惑对方的方法，这也就是孙子所说“兵者，诡道也”的全部含意。
办事如此，管理亦是如此，尤其在面临命运的转折关头时，我们更应虚虚实实，让对方陷入迷茫之中，为自己赢得胜利奠定基础。
老板关怀员工，第一句话就触及他最需要的地方，施以适当的关切，员工便会自动以工作来回报。这表面上是虚，实际上是实。自动化管理的第一步，即是用看得起他来提醒他自动遵守制度去有所作为。老板与员工之间，或者同仁彼此之间，都要真诚地关怀，以适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他人的关心，促动对方自动自发。
关心别人，别人自然也关心我们，这种热忱，是具有传染性的。相反地，不关心别人，别人也就不来关心我们，因为消极的作为同样也具有传染性。其实这就是“感应”，是彼此交互作用的。
三思而后行
《论语·公冶长》中说：“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是鲁国的大夫，遇事必三思而后行。孔子知道后说，思考两次就行了。孔子的意思是，季文子善于思考，非常严谨，对于像他这样深谋远虑、智慧超群者，不必思考过多，他也不能一下就拍板决策。对于一般人，孔子当然是赞成三思而行的，其实古人言“三”，是言其“多”。换句话说，在儒家先哲看来，凡事都应深思熟虑，切忌盲动，事后还应认真总结得失，以为下一次的工作考虑好原则或方案。所以孔子的大弟子曾子就强调“吾日三省吾身”，就是这个道理。
在现代企业中，行事必须科学决策在先，事先的策划安排、宣传筹备都是必要的，每一步骤均应科学安排，注意每一进程的合理性，优化程序分配，这些都会对产品的结果产生关键的影响。因此，如圣人所言，在做到每步安排妥当以后，更要回头做整体分析，做到管理的科学化和合理化，只有运筹帷幄，才能“决胜千里之外”。大千世界，心同理同，今古如一，历史上无数次胜败实例都印证了这个道理。
前通用电气公司的两位赫赫有名的工程师韦尔·费根鲍姆和唐·费根鲍姆俩兄弟，一直努力使大公司的管理科学化，因此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创立了通用系统公司，专门对任意公司的业务过程的每一步做分解分析，因此他们被称为理性的“秘密领袖”。在他们承揽的业务中拥有一系列令人羡慕的顾客：花旗银行、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坦尼科公司、皮雷利公司、3M公司和强生控股公司。
费根鲍姆兄弟取得成功的绝招就是要从经营中去除“失败成本”——不能正确行事的成本，同时消除某种低效率，克服以往工作流程中的缺点或不必要的繁复。在他们的指导下，坦尼科公司改进了经营，每年获得2．5亿美元的额外收人；花旗银行通过改进该行的信用卡业务，大大增加了顾客自留额；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自1988年以来，增加了铁路的客运时间、改善了维修和旅客服务，每年除去了7亿多美元的“失败成本”；DEERE公司现在设计、生产和销售的拖拉机和其他工业设备都采用费根鲍姆创造的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