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聪明的李嘉图早就意识到了这种价值理论的内在矛盾，他自己曾经犯过嘀咕：“我不能克服这样的困难：在地窖里贮藏了三四年的酒，最初在劳动方面花费了也许还不到2先令，后来却值100镑的橡树。”后来，人们用水与钻石来概括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所面临的“价值悖论”：水对人极端重要，是生命的支柱，但在通常情况下，价格却很低；而钻石是奢侈品，对于人的生存而言没有任何用处，通常情况下价格却很高，为什么？
李嘉图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到了1870年，边际主义兴起，经济学家才能够解答这一问题。答案很简单：价值只能来自个体消费者的主观评估。你可能花了30年时间研究一种东西，但拿到市场上却没有一个消费者问津，那么，它就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不管你在这上面投入了多少劳动。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是消费者评估的结果，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是由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评估和欲望之水平和强度所决定的。
李嘉图刚刚开始进入经济学界的时候，英国正在紧锣密鼓地制订限制谷物贸易的《谷物法》。李嘉图鼓吹自由贸易，但《谷物法》最终还是通过了。这促使他更深入地思考贸易问题，从理论上驳斥贸易限制的荒唐。
他的国际贸易学说可以被称为“比较成本说”或“比较成本规律”。他模仿同亚当·斯密关于个人劳动分工的理论来分析两个国家间贸易的好处。假定制一单位布，英国需要50个劳动日，葡萄牙需要25个劳动日；制一单位酒，英国需要200个劳动日，葡萄牙只需要25个。可以看出，葡国制酒、制布所需的成本都比英国绝对低，即都处于绝对优势。不过，葡萄牙在酒的生产中表现出的优势更大，葡萄牙的制酒成本相对低，处于比较优势，制布成本相对高，处于比较劣势。而英国制布成本相对低，处于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放弃生产比较劣势的酒，专门生产比较优势的布。如此分工，两国合起来不仅可以生产出更多的酒和布，英国还可以用布换到较多的酒，而葡萄牙用酒可以换到更多的布。两国同时获得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的好处。
这种理论为自由贸易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李嘉图认为，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的利益，只有在政府不干涉对外贸易、实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才能最有效地实现。“在一个具有充分商业自由的体制下，每个国家都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置于对自己最有利的用途”。因此，他是坚定的自由贸易论者。
李嘉图的观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亚当·斯密奠基的基础上正式建立起了古典经济学的大厦。他的劳动价值论在新古典兴起之后已经没有多大价值了，但其比较优势理论对于自由贸易的贡献却是不朽的。
资本利润
资本利润与劳动工资的增减，都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增减，但社会财富的增减对这两者的影响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资本的增加会导致工资的提高，工资的提高又会导致利润的降低。例如在某一行业内，许多富商都投入了很大的资本，行业内的竞争就变得更加激烈，利润自然趋于降低。由此一种行业到社会所有行业，也是同样道理。
通过上文我们已经知道，即使某一特定地方和特定时间的劳动工资，也是难以确定的，所能确定的只不过是普通工资。而就资本利润而言，就连最普通的利润也无法捉摸。
利润不仅会受商品价格变动的影响，而且会受与货主竞争的同行业者和购买者运气的好坏，及商品在运输途中遭遇的种种意外事故的影响。因此，利润每时每刻都是在变动的，即使行业内部人士，也不一定能说出他们每年的利润究竟有多少。由此也不难想象，要确定一个大国内各行业的平均利润，就更难上加难了。
的确，就过去或现在的资本利润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货币的利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因为，在货币利润较大的地方，资本支付越多，报酬就越多；在货币利润较小的地方，资本支付越少，报酬就越少。所以，一国内资本的普通利润，必随着该国市场一般利息率的变动而变动：利息率下降，利润便会随之下降；利息率上升，利润便会随之上升。
自亨利八世以来，英国财富和收入都在不断增加，而且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这期间，劳动者的工资也在不断增加，但大部分工商业的资本利润却在减少。
与乡村相比，在城市经营一种行业往往需要更多的资本。而且，城市富裕的竞争者很多，这也会导致城市资本利润率低于乡村资本利润率。此外，都市劳动者工资也比乡村的高。因为在繁荣的城市，拥有大量生产资本的人往往很难雇用到他们需要的劳动者人数，所以他们便开始相互竞争，不惜降低资本利润以抬高劳动者工资，增强自己的竞争力。而在偏僻的乡村，由于没有充足的资本使所有劳动者都被雇用，所以，竞争就转向了劳动者一方。劳动者为了让自己能被雇主雇用，就开始降低自己的工资，这样一来，雇主们的资本利润就提高了。
不过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在英国北美及西印度的殖民地，劳动工资、货币利息及资本利润，都比英格兰高，劳动的高工资和资本的高利润同时存在。这也并不奇怪，毕竟这种现象只是新殖民地特有的现象，在其他地方极为少见。
新殖民地都有这样一种现象：相对于广阔的土地，资本总是显得捉襟见肘；而相对于有限的资本，人口更是显得不足。所以在这些地方，资本持有者只是将资本投在土质最肥沃和位置最适宜的土地上，即海滨和可航行河流沿岸各地。另外，购买这些土地的价格，往往低于其自然生产物的价值。为购买并改良这些土地而投下的资本，必然产生极大的利润，因而使他们能够支付非常高的利息。投在这种有利用途上的资本迅速积累，使种植园所有者能雇用的工人数量迅速增加，新殖民地的劳动者很快就供不应求。此时，种植园所有者的资本利润也达到最大化。
但这种好景并不长。随着殖民地的进一步扩展，资本利润便开始逐渐减少。土质优良和位置绝佳的土地全被占有，再去耕作土壤和位置较差的土地，所能获得的利润就会减少，而用在土地上的资本，也只能提供较低的利息。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现今英国殖民地大部分法定利息率和市场利息率都大大降低了。
随着财富、人口的增加及工作改良的进展，利息率和资本利润逐渐下降。然而，劳动工资却不与资本利润共同跌落。不管资本利润如何，对劳动的需求，只是随资本的增加而增加。即使利润不断降低，资本也会继续增加，而且比以前更为迅速。但也必须承认，不断增长积累的大资本，利润虽低，却比高利润的小资本增加得更快。这就像俗话所说，货币产生货币，有了一些货币，就更容易获得更多的货币，但最困难的是获得最初的这部分货币。
当然，在财富迅速增长的国家，新领土的获得或新行业的开展也会提高资本利润，增加货币利息。因为这类国家的资本，无法满足这种新获得或新发展能给每个人带来的全部业务，所以，他们只好把资本投在能提供最大利润的那些行业上。以前投在其他行业上的资本，必有一部分撤回来，转入更有利的新行业。这样一来，那些旧行业的竞争程度就减弱了，市场上的货物供给也减少了。货物减少，价格势必或多或少地上升，这又给经营者提供了更大的利润空间。
资本利润的增加还有另一种情况，即社会财富或为了维持产业资金的减少导致劳动工资降低的现象出现。由于劳动工资降低，社会上持有资本的经营者用于商品生产的资本投入就比以前少，商品售卖的价格也比以前高。投入较少，所得较多，他们的利润在两方面得到增加。
例如，孟加拉及东印度其他英国殖民地发展落后，人民贫苦，劳动者工资非常低，资本利润非常大，货币利息也非常高。因此，这些地方的经营者总能快速获得巨大的资产。孟加拉农家往往以百分之四十、五十或六十的利息借入资金，并以未来的收获物作为抵押。能够担负这种高利息的利润，必然侵占地主几乎所有的地租，而这样高的利息，也必然侵占利润的大部分。这种高利息现象在罗马共和国衰亡以前也同样存在，如布鲁塔斯曾在塞浦路斯岛以48%的利息借款，这在西塞罗的书简中有明确的叙述。
如果一个国家所获得的财富已达到它的土壤、气候及地理位置所允许的最高限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劳动工资及资本利润都是非常低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已达到其领土可维持或其资本可雇用的限度，同样，在这种情况下，激烈的职业竞争必然使劳动工资降低到仅够维持现有劳动者人数的水平。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已达到国内各种行业经营所需要费用的饱和程度，那么竞争将达到最激烈的程度，普通利润也下降到最低水平。
但像以上这些富有的国家，似乎是不存在的。中国的发展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很久以前就达到了该国法律所允许有的限度，但如果换以其他法制，以该国的土壤、气候和位置条件，财富还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个忽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有限几个港口的国家，禁止在不同法制下可经营的诸多交易，并且，国内富有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穷者或小资本家不但无安全保证，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以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所以，在这样的国家，任何经营都不能按照各自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穷者，必然使富有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有者垄断行业，就能获得极大的利润。据说中国的普通利息率是12%，但对这样的利息水平，资本的普通利润是足够支付的。
法律完善与否，对利息率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在法律上有所欠缺，就可能使其利息率增加到大大超过它的贫富状况所需要的程度。它的法律如果不强制人们履行契约，那么一切借款人就会成为法制开明的国家中的破产者或信用欠佳者，而出借人由于收回借款的不确定性，就会向破产者索取更高的利息。罗马帝国西部未开化的民族在遭受侵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契约的履行与否全凭当事人的信义，统治者很少过问此事。也许，这正是当时利息率高得出奇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