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呀，等呀。中午过去了。下午过去了。夜幕降临了。晓庆深深地叹了口气，只好跟着大家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就这样，周身湿漉漉地来回折腾了四天，才算完成了这个镜头！可刘晓庆感冒病倒了……这一天，正是1984年元旦。
当电影演员，是一种艰辛耕耘。刘晓庆就是一个这样耕耘的人，所以得到了她特有的丰收……
春暖花开的一天，刚拍外景回京的刘晓庆，在她的新居迎来了徐四民等几位香港客人。
客人们谈到刘晓庆主演的《火烧圆明园》与《垂帘听政》，轰动了香港与海外。
一提到这两部片子，不禁使她想起了拍戏中的一件事。
“你拍这两部片子拿了多少钱呀？”同剧组里的一位香港老演员问她。
“没有钱。”
“像你这样的大主角会不拿钱？”对方惊奇地瞪大着双眼。
“就是没有钱嘛！”
“唉，那干脆改行干钱多的工作算啦。”对方好意地劝说道。
“政行？”晓庆愣住了。而后她莞尔一笑，“世界上还没有足够的钱可以让我改行！”
说真的，她的影片在海外的票房纪录再高，也与她的收入无关。而她毕竟是人，需要生活，需要钱。说来好笑。有一次，她很想玩，兴头一来，跑到商店买麻将牌。挑来挑去，花36元买了一副最便宜的塑料麻将。可走出店门后，她犹豫起来了。左思右想，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花工资的3/5买这个玩的东西。她硬着头皮返回商店，把麻将牌退了。
听着晓庆的讲述，香港朋友们哈哈大笑起来。
刘晓庆扮演的《原野》女主角花金子，得到了原著作者曹禺极大的赞赏：“你演得很好，很动人。比我写的还要好。”曹老还特地为她题了八个字：“诚重劳轻，求深愿达。”
关于这部片子，主人与客人展开了一场有趣的讨论。
“这是中国新闻社拍的，主要是对外发行……”
“为什么大陆的观众不能看？”客人们费解地表示疑惑，“如果说它有毒，那么，在海外上映，不就等于到外边去放毒？”
“他们倒没有说有毒。”刘晓庆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但就是不让公开放映……”
客人们听着，一阵沉默之后，又昆莫名其妙的哄笑。
话锋转到了《我的路》。
“我写《我的路》，没有想要树碑立传，更没有想要哗众取宠。”女主人幽默地眨一眨调皮的黑眼睛，“我觉得自己是朴实无华的。不是有贫下中农嘛。应该说，我就是贫下中农。”说着，她加重了语气，“我从小就很自信，对每一件事，只要自己拿定主意，就非办到不可！”
刘晓庆说，她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写什么自传。只是当时，社会上对她的流言蜚语实在太多，而她又是个非常要强的女人，一天到晚得为此生气，而且老想要去向人家解释。她说累了。正好《文汇》月刊专门派了一个编辑来督阵，逼着她写写自己。于是，她干脆把她的一颗心袒露出来了……
有人说她好得不得了，也有人说她坏得要命。刘晓庆给自己的评价是，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她说，她有不少缺点，可绝对不是别人说的那些！她写《我的路》，就是希望把自己真实地写出来，让人家看。
她是个名演员，也是个普通女人，也有七情六欲。她厌恶说假话，她认为一个人说真话是最可贵的。
刘晓庆就是刘晓庆！她，快人快嘴，爽直坦荡。对于有些报刊发表文章批评她的作品的做法，她颇有看法。
“他们搞一言堂，只准自己说话，不让别人说话！”晓庆甚至感到愤慨，“每天，我收到九十多封信，反对的只有一两封，可他们偏偏不登支持我的文章，只登反对的文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客人们知道，当时，批评《我的路》有三个方面：没写党的领导；宣扬天才论；过早写自传。
前两条所谓“罪状”，其实只要细细读一读《我的路》，便可释然。
《我的路》犯了一个禁忌，就是在电影演员中写了第一个自传。因为连名气很大的老演员白杨、张瑞芳等，都还没有写自传，而刘晓庆居然写了！
“这第三条‘罪状’，更令人啼笑皆非。”刘晓庆耸耸肩头，摊开双手，“这就叫做枪打出头鸟……”
“要是以前，你恐怕要当右派了。”香港朋友徐四民逗趣道。
“如果以这样的‘罪状’而当右派，我倒是乐意当的。”晓庆也不无风趣地说，“不停息地拼命工作的人，不断有新思想的人，恐怕就是缺点毛病最多的人……”
中央电视台主办的1984午的《千里共婵娟》中秋赏月晚会，在宋庆龄故居举行。
树影下，花丛中，着一身蓝底白花蜡染连衣裙的刘晓庆，是这个晚会的主持人。
前些日子的一个下午，刚从外省匆匆赶回北京的刘晓庆，被筹备晚会的工作同志接到宋庆龄故居，参加研讨晚会脚本的工作。
窗外，夜色朦胧，细雨茫茫。
室内，晓庆一边读着脚本，一边用着简便的晚餐。
“这个脚本，有些一般化。主持人只是简单地报幕，死板、俗套。”刘晓庆坦率地建议，“最好要有些变化，由主持人串戏，把这台晚会搞得活泼新颖些。”
“你的想法不错。”龟视台文艺部负责同志和导演觉得有理，“你有什么具体设想吗？”
“有是有。”颇有文学素养的晓庆热情而谦虚地说，“不过，得与写脚本的编辑同志商酌。”
夜深了，晓庆一行驱车赶到西郊的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与谈拍摄较理想的片子。
明天，希望，在等待着我们的明星……
交谈中，刘晓庆讲起了她生活中的一些趣事。虽然是个大明星，可她其实也是个普通的女人，普通的人。她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
在许多场合中，晓庆从不讲究什么“身价”、“身份”或装模作样假模假样地，而是高兴坦率真实地去生活。
有一回，在江南某小城市拍戏，剧组里不少年轻女演员为了保持美丽苗条的体形身段或其他原因习惯，大多是不吃肥肉或甚至不吃肉的。可晓庆却恰恰相反。
“肥肉不吃，都给我。”晓庆大大咧咧地宣布，“我爱吃肥肉，也不怕发胖。”
她的这个宣言，逗起一阵哄堂大笑。
在剧组中，她与大家相处极为随和，并不特别刻意去追求“处理好人际关系”，而是以坦白诚挚的胸怀待人，从不做作。所以剧组里同志们尤其是女同志与她相处甚好，有事总爱与她谈心。她也热心帮助别人……
她的热心肠性格，在后来与台湾合作拍摄《风华绝代》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这部片子，本来是特邀她一个人进台湾岛去扮演主角的。因为台湾当局没有允许入台，而未能成行。后来剧组便从台湾拉进大陆，是为了继续请刘晓庆出演。刘晓庆利用她特有的身份，趁机向剧组推荐了一大批大陆年轻演员参加这部电视连续剧的拍摄工作，使这部影视片成为大陆与台湾影视界最大规模的一次合作成果。
拍摄中，她不时关心着大陆这批演员，不仅在表演艺术上给予他们指教，而且在生活等方面热情地帮助他们。
有一次，一位女演员的男朋友因为误解，到剧组里“闹事”，引出一场“纠纷”，发生了冲突，打伤了人，被派出所拘留了。
晓庆得知此事，立即赶到派出所，了解情况，出面调解，费尽心力，把剧组里有关联的同志全保了出来……
好几年以前的刘晓庆，的确还是极为“贫困”的，收入少，腰包里常没有多少钱，因此在一些场合中弄出一些甚为尴尬的事。
她第一次去香港时就十分寒酸。那是去参加《原野》的首映式的。穿的衣服是借的。身上分文没有……大酒店的行李服务生为她送东西或喜爱她的观众送花到她的房间，等着要小费时，她只有装着看不见或不晓得，埋头做她的事，假装忙得很，或者仰着脖子哼哼小调，去“研究”窗帘……
在香港，有时和朋友上街，坐出租车，一到站，她便拼命地往车窗外眺望，“浏览市容”，好让身边的朋友去应付车钱。朋友带她去逛商店，她在“商品走廊”里“装模作样”地东挑西看的，其实她一样东西也买不起。
有一回，她出外景回到北京，听到了个喜讯。
“因为你这些年来十分辛苦，所拍的三部片子不错，表现突出，为厂里立了功。”同伴告诉她说，“汪洋老厂长和朱德能副厂长推荐你当厂里的先进生产者。”
“有什么奖励呀？”晓庆高兴地问道。
“听说有80元奖金。”
“那好，我请客。反正是飞来之财，大家一起乐乐。”
“请多少钱？”
“80元呗。”
“这——70元吧，留10元你自己花。”
她和她的同事朋友尽情地享受了她的这一次“功绩”，打了一回“牙祭”。之后，她又出外景去了。
当她再一次回北影厂，去“领取”她的“80元奖金”时，却碰了一鼻子灰。
“先进生产者的名单中没有你。”办公室的同志说。
“为什么？”她奇怪地问。
“我们也不太清楚。”
之后，她才知道因为有些人认为她在某些方面“表现不好”，“自由散漫”，“正在闹离婚”……表决时，与会者都不举手，只有汪洋和朱德能两票…
因此，她被取消了资格……
她只好“省吃俭用”，去填补那70元的“亏空”。
这件事后来成了一个笑谈。
世上最敬爱的是妈妈
在北京东郊酒仙桥刘晓庆的家中，我和她的妈妈作了一次长谈。这是1987年夏秋的一天。
我第一次在北影招待所里结识晓庆时，便也认识了她的妈妈。之后又有多次的接触，彼此很熟识了。所以，她为我毫无保留地讲了许多母女情深的故事。
夜。1987年5月中旬的一个宁静的夏夜。
铃——铃……铃。北京至营口的长途电话接通了。
“是晓庆吗？”晓庆的妈妈拿起话筒，急切地问。
“是。”遥远的地方传来了刘晓庆轻快明亮的声音，“是我，妈妈。”
1986年秋冬，从湖南结束《美蓉镇》影片的拍摄同京后，刘晓庆便，马不停蹄地投入由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的六部八集影片《红楼梦》的拍摄。她扮演剧中女主角王熙风。与此同时，她开始了影片《中国炮队》（后改为《大清炮队》）的拍摄。因此，她便辗转奔波于江南的苏州和东北的海滨城市营口之间。一些必要的事务找她联系，就全仰仗她妈妈在北京这条“热线”了。
“有几件急事，等着你表态。”在长途电话里，晓庆的妈妈急切地说，“中国妇女出版社把这几年来你写的及别人写的所有文章收集齐了，拟出一个大集子，内文照片与书的封面设计等等，都要你过目一下……”
“我17日直飞苏州，拍《红楼梦》。下旬的前几天返回北京。请他们等着一起商讨。”晓庆说。
“你马上又要去法国，有时间吗？”
这个月的下旬，法国专为刘晓庆举办的个人电影展，特邀她前去参加开幕式，与观众见面。
“插空看吧。”
“中央电视台要重播影片《小花》的插曲，拟请由你演唱？”
“可以。但要另外商定时间。”
“律师陈旭来电话说，有一些急事等你决定……”
母女情深。妈妈常为女儿的事操心。女儿更是时时刻刻关注妈妈的生活和身体。
三年前，妈妈爸爸退休了。尽管住房很不宽敞，但是看重骨肉之情极有孝心的刘晓庆，还是把双亲从成都老家接来北京常住。同时，还把姥姥也接来了。因为晓庆从小是跟着姥姥长大的，对姥姥的感情特别深。姥姥虽已九十多岁，可身体依旧硬朗得很，看报刊杂志并不显得十分吃力。晓庆常常特地带回一些她喜爱看的书刊。晓庆的妹妹前往法国留学，妹夫到深圳工作。因此，他们的孩子也寄养在她家里。她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宿舍区的一套一大一小的单元楼房根本住不下这么些亲人。一个基层单位得知如此有名望的影星的住房居然如此困难，甚为关注，便慷慨地把一套三间的住房借给了她。但一家五六口住起来，也还是拥挤的。
那两年中，刘晓庆的拍片任务繁重。出国与到外省市拍外景及演出，占去了她的大部分时间，在家的日子就很少了。而她的信件及找她联系事情的人甚多。她不在家时，当过中学教师的妈妈，便成了她的“家庭秘书”。妈妈身体虽然不太好，但精神不错，办事利落，帮女儿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倒还能够应付自如。
自从离开四川，步入影坛后，虽然四处奔波，忙于拍片，但只要抽得出时间，晓庆总要尽力为母亲做点什么，或赶回老家看望双亲。
在大兴安岭拍《北国红豆》影片期间，夏秋，蚊虫成群成群围在身边，叮得没法休息；严冬，屋里屋外，冷得如同冰窖一般。可刘晓庆一有空，便拿起毛衣针，一针一针地编织起来。
“干吗这么拼命？也不停歇停歇？”同事关心地问，“缺毛衣穿？”
“不。”
“给男朋友的？”
“不。”
“那是为谁打的呀？”
“为妈妈打的。”晓庆轻轻地微笑，带着甜蜜。
“真是孝女！这样的大明星还自己动手打毛衣。少见！”同事说，“干吗不买一件？省多少心力呀！”
“买一件？那算什么呀！”晓庆神秘地摇一摇头，“自己打的才有意思哩！一针一线都要注进我对妈妈的感激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