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刊登该稿的《国内动态清样》第214期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给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公安部部长，作出如下批示：
彭冲、江华、（赵）苍壁同志：
此事请予以妥善处理（包括对她的家庭亲人），但处理这类事情，应考虑不要声张，以免引起不良后果，而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
1981年1月25日
当天，彭冲即批示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
（江）渭清、（白）栋材同志：
耀邦同志的批示，请阅。《清样》反映的情况，请予查明，妥善处理。
2月17日，江西省委常委会议决定，由省高级人民法院牵头，由省、赣州地区公、检、法三家抽调干部组成复查小组，立即对李九莲案件进行复查。
3月1日，复查小组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复查结论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前两次对李九莲的处理是错误的，后一次判刑过重，属于错杀；一种意见认为，三次对李九莲的处理都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昭雪。
3月9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结果，同意复查小组的后一种意见。
3月18日下午，19日上午，召开了第21次省委常委会。会议根据耀邦同志的批示，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意见，对李九莲案件进行了反复地讨论研究，作出了平反昭雪的决定。
常委会认为，从李九莲全部案卷来看，她在政治上、思想上、言论上是有错误的。她的错误，主要是集中在1977年元月在劳改农场犯人小组年终评审会上宣读的《我的政治态度》里，有的话错误是很严重的，特别是发生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这就更加重了她的错误，说明她的基本政治倾向是完全坚持和维护“文化大革命”那一套错误的东西。但从内容和形式来看，以法律观点来衡量，李的言行，不属于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构不成反革命罪，也不能定为反革命煽动罪。
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会议原则同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赣州地区李九莲反革命案件的复查报告》，认为过去对李九莲的拘留、判刑、枪杀都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昭雪。省委常委会还决定，在处理李九莲案件的同时，赣州地委要对“调委会”一案进行认真地复查，凡因此案受牵连、被判刑和受其他处理的，应一律予以平反纠正。至于这些人中有其他问题的，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给予应得的处理。
19日下午，省委召开会议，将以上决定，向赣州地、市委和省、赣州地区司法部门的负责同志传达。要求赣州地委，一定要稳妥地处理好此案，以利于稳定赣州的局势。并要求赣州地、市委有关部门，要做好李九莲的家属工作，给予必要的抚恤，同时要做好“调委会”成员及其家属的工作。
4月13日上午，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肖开彬、邓永相两同志，来到陈家巷七号，向李九莲的母亲送交了李九莲的改判书。当问及家属有何要求时，她提出：
一、给李九莲彻底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
二、对李九莲问题作出明确的政治结论，并让家属看阅其案情材料。
三、为李九莲造坟。现在的平反布告，应与当年的枪决告示在同样的范围内张贴。
四、释放为李九莲辩护而被治罪在押的干部、群众。
五、解决李九莲之妹李玉莲的受株连问题。
六、对年老的母亲给予抚恤，调回唯一的儿子李东林回赣工作。
4月14日上午，省委常委会议决定为钟海源平反昭雪。
5月9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81）刑二监字第13号下达刑事判决书，认为原审和二审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被告人钟海源两次犯反革命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和死刑，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不当。宣告钟海源无罪。
6月23日，全南县人民法院以（81）全法刑监字第1号下达刑事判决书，内称：
“本院认为，被告人朱毅目无国法，对抗中央指示，擅离职守，窜到赣州，拉帮结派，进行帮派活动，干扰党、政、公安、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扰乱社会秩序，其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但尚未构成反革命犯罪。原判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不当，据此，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1975年12月12日（75）全法刑字第26号刑事判决。
二、被告人朱毅未构成现行反革命罪，予以释放。”
在此前后，原“调委会”被判人员，均得到“未构成现行反革命罪”的改判，并陆续予以释放。
朱毅出狱后，在家里稍稍休整了一段时间，并准备好有关材料后，于1981年8月底，去了北京。
一住进清华大学的一位熟人处，他就给戴煌先生写信。未释放前，他就知道了这个名字，真是条条道路通罗马，那期《国内动态清样》刊登的内容，由北京到贵州，又经广东传进了珠湖农场，自然是在事隔几个月后。过了两天，他想戴煌应该收到信了，就去了宣武门附近的新华社，带上了材料，还带了一个暖瓶，他听李九莲讲过当年来北京上访的情况，估计新华社的大门也不是那么好进的。若不让进，自己就拿个暖瓶坐在门口，等也要等戴煌出来。果然，在门口碰到了周折，还好，虽不让进，但戴煌和新华社国内部负责编群众来信的何昆同志，一听传达室电话，立即就一起出来了。三人去了戴家，吃过午饭，朱毅向他们讲了江西方面的情况。
听完后，戴煌先是在桌上画了一张图，这是一张怎样经南长街去中南海的路线图。又说：
“朱毅，这张图你拿着。我马上去联系，下午你去中央办公厅汇报！”
朱毅由宣武门乘车到天安门广场，走进劳动人民文化官。在苍郁、伟岸的古柏林里，找了一张椅子坐下来。清风徐来，鸟啭蝉鸣，先是一种很久没有过的恬适包围了他。继而，一股巨大的温暖，犹如强劲的海潮一样，漫上了他的身心……
这几年，虽然人在鄱阳湖滨的劳改农场，可仅凭着每天必读的报纸：“天安门事件”平反。彭德怀元帅、刘少奇主席恢复名誉。“右派”改正。四类分子全部摘帽。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圳、珠海等沿海经济特区的成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朱毅愈来愈强烈地感到：祖国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将“变革”两字写上自己旗帜的生气勃勃的时期里，不但将变革经济基础，变革上层建筑，而且还将变革人的生存状态，去实现卡尔·马克思所倡导的“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而洪水浊浪刚刚过去，为了在一片充斥小农经济观念和僵化教条的卵石的荒秃河滩上，扎下一排枝繁叶茂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树，党中央作出了何等艰苦卓绝的努力……
此刻，七年的监狱生活，二千五百多个白天黑夜的殷殷呼唤，苦苦寻觅，恍如做了一场梦似的，一醒来，党中央就在身边；茫茫人海里，党中央听见了自己的声音！他一下明白了，那温暖是幸福的骤雨，是欣慰的热风，好似一个饿汉乍碰上一顿美餐，得细嚼慢咽一样，他想干点什么，来一点、一点地品味、享受这温暖，他给在赣州翘首北望的曾传华等人写了一封信，以至于忘记了在绿树环绕的金碧琉璃瓦上匆匆西斜的时间……
戴煌与中央办公厅联系好后，下午却不见人来，以至中央办公厅打电话到清华大学查询。亏得朱毅在戴煌处留了地址，他回到清华大学住处后，戴煌托人带给他一个纸条：“中央办公厅要你快去！”
9月5日，朱毅根据戴煌先生画的路线图，到了中央办公厅。在314号房间，一位头发已悄然爬上银丝的女干部当即接待了他。
“戴煌同志向我们反映了你要上访的大概缘由，小朱同志，你是不是先谈谈情况？”
因为李九莲的基本情况，那期《国内动态清样》上都有了，朱毅便着重向她汇报了钟海源和“调委会”的情况。当谈到钟海源在刑场上被取肾时，女干部将桌子猛地一拍，摘下眼镜，人站了起来，目光一下严峻得似乌云下的闪电：
“还有这样的事，为什么不早汇报？”
朱毅也激动了，几乎是喊道：
“凭什么叫我早汇报，当时我在什么地方？”
刚说完，似乎心里还堵得慌。又补充了一句：
“我何尝不想向中央早汇报！”
她走过来，抚拍了一下朱毅的肩膀：
“小朱同志，请你原谅，我有点冲动。不过。我不是说你，而是说新华社；他们不知调查过这事没有，若调查了，本来应该要汇报的……”
临走前，老同志建议道：
“你明天就从清华大学搬过来，住到我们中央直属机关的一个招待所去。”
朱毅一惊：
“我没有钱，来北京的路费，都是大伙儿凑的……”
“钱就不要考虑了，你住过来就是，材料你也都带来。再有，你要找哪些部门上访，不要自己去找，通过我们去找，我们想一次给你都找来，听你全面汇报，你看好不好？”
对朱毅，这又是一次意料之外。
“当然好，当然好……”
当晚，朱毅去找了戴煌。当问及他为什么没有反映钟海源被取肾一节时，他沉吟良久后，说了一句：
“这事我听说了，但没有去专门调查……”
朱毅觉得难说清楚他此时在想什么。可以肯定的，只是眼前的这位长者，决不是一位没有勇气的记者--
戴煌，红小鬼出身，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奠边府大捷……他长期在战火纷飞的前线担任军事记者。1957年，在新华社的一次党内座谈会上，他作了一个反对神化与特权的发言，被打成右派，并送去北大荒劳改，老婆离婚，刚生下来不满十个月的孩子，也改名换姓送人。62年后形势稍有松动，他被调回新华社，又因对所谓的“三面红旗”持不同看法，被认定“坚持反党立场”而劳动教养二年，其实，这回与再婚的妻子一别，他在监狱里被关了十四年半！一个顸吏谄臣式的记者，一生只会官运亨通，不会吃这么大的苦；一个良知只在划好的半径内思索的记者，不会复出不久，就接手李九莲这一惊天大冤案……
也许是行程匆忙，此案涉及人数之多，时间之长，范围之广，的确够他跑了，还顾不上钟海源的案子；也许是李九莲被挖去乳房，阴部，已经够血淋淋了，若再提及钟海源的惨烈，会不会反映了，却让一些人吓得晕了过去？在面子上，我们总还是一个温柔敦厚的民族，常常面子比里子更为重要。也许，是在自己也有过的高墙生活里，戴煌早就风闻过此类事情，在中国，难说此类事情是对还是不对，不过是因为发生在钟海源如此纯洁的一位女性身上，才显示了它的残酷……
9月11日下午二点，中央办公厅十一楼的一间会议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新华社等单位的同志都到了。主持会议的，便是5日热情接待朱毅的朱立同志，此时，她是中央办公厅协调中央各有关部门处理全国重大冤假错案工作的负责人之一。
朱立向到会者介绍了朱毅之后，朱毅有点忐忑不安了：不是自己一个人坐在这里，横跨了时空，没有了阴阳之界，李九莲坐在这里，钟海源坐在这里，“调委会”和赣州地区被卷进李九莲案件的成百上千干部、群众，都坐在这里。他们都在静听他的讲话，都在审视在这极其难得的机会里，他将如何向来自诸多高层部门的人们，呈现在遥远的赣南土地上发生的那一段风诡云谲、兔起鹘落的历史。
他问朱立同志：
“从哪开始说起？”
“就先从李九莲的那封信开始说起吧。”
朱毅念了李九莲写给曾昭银的第一封信，介绍了李九莲从“文革”前到被枪决的简历，念了若干段1974年地区法院、地区工代会、地区公安局批林批孔办公室编辑的《李九莲现行反革命罪行材料》。随后，他回顾了“调委会”和赣州地区干部、群众，在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为李九莲冤狱仗义直言所作出的不屈努力，及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这时，他汇报了钟海源的无畏与惨烈……
从念完那封信起，人们就被一个小女子的命运，及其所波及的众多人物的命运给抓住了。人们关于他们命运因果之链上的每一环的思忖，也犹如飞机的螺旋桨一样，一下发动起来。这堆庞大、纷飞的思绪，是那样沉重，除了压得会议室里的气氛始终显得沉滞，还压在了与会者们的神情上：皱纹拧紧的额头、眼角。鼻梁与嘴唇间顿显刚劲的两条曲线。睫毛扑簌簌地轻颤。咳嗽声也不自然了，沉闷而又短促。手上若不抓住什么，便好像一条没有上链子的猎犬会咬人似的，抓起香烟，抓起钢笔，压住茶杯盖，抑或干脆攥成一个拳头。泪光点点，流汁噙动。中宣部的一位女同志，终于压抑不住，哭出了声来……
朱毅一直汇报到下午五点半钟。
走出南长街，走上了宽广的长安街。已是夕阳西下，晚霞如泼了。
大道上车奔如水，亮着的一排排尾灯，闪闪烁烁，迷迷离离，开始有了五彩长河的诗意。
人行道上，人流如潮。除了往家里赶，往旅社里赶的人，多是衣着入时的青年男女，一对对挽腰搭背，往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里走去，一路款款细语，盈盈眼波……
公园门口，两顶有如硕大蘑菇般的白色篷伞下，正卖北冰洋牌汽水，和刚登陆社会主义中国不久、长期视为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标志的“可口可乐”。
一个恶梦般的年代，早已被压在了那一堆堆空了的拉罐和瓶子下……
此刻，似乎唯有站在那里凝神默想的朱毅记得，他来自于哪里，中国来自于哪里。
次日，在刘复之同志主持下，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了会议，研究李九莲案件。
几天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了全国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座谈会。胡耀邦总书记到会讲了话。讲话里，他提到：
“江西有个同志来上访，谈到他们那里有个案子，死刑的有两个，被抓的有六十多个，受株连的干部、群众有六百多个，包括他们的家属有二千多人。出了这么大的事，现在还没解决好，应该解决好……”讲到这儿，耀邦同志焦虑之心，溢于言表。
朱毅离开北京前，朱立同志告诉他，此次中央处理李九莲案件的速度是破例的，就是处理张志新的案件也没有这样快，当朱毅问她：
“与张志新比，你觉得李九莲怎样？”
她的回答是：
“李九莲当年是一个中学生，更加难能可贵，而且起点更远，终点更极……”
二个月过后，即1981年11月16日，中央政法委员会，给总书记并中央书记处呈送了《关于江西李九莲案件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里提出--
“通过复查这一案件，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这个案件长期得不到复查纠正，应当从方针、政策上找原因，要教育有关的部门和干部坚定不移地执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继续解放思想，肃清‘左’的流毒，要认真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办事拖拉的不正之凤。”
“要解决李九莲、钟海源家属提出的合理要求。”
“李九莲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有如此的认识和思想觉悟，是难能可贵的……主流、本质是好的，应进行再复查，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离李九莲、钟海源的逝去，迄今已是十一载春风秋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