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以前一直不喜欢甚至有点讨厌朱熹。
这种不喜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他的形象，在我心中，总是那么一副引经据典、教化他人、迂腐古板、枯燥乏味的模样；二是他的虚假伪善、言行不一，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朱熹无时无刻不在强调“革尽人欲，尽复天理”，可据同僚揭发，他不仅引诱两名尼姑为妾，还使得一名寡妇怀孕。朱熹无法抵赖，只好向皇帝谢罪，自我贬抑一番，说自己是“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只知“伪学之传”，不识“明时之用”，这才得以过关；三者，便是经由朱熹等人由儒学改造而成的理学对整个民族的桎锢与戕害。“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束缚了中华民族的创造与个性，无数女子的美丽青春与宝贵生命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摧残下如鲜花般凄然飘落、凋零委地，理学所倡导的伦理道德实则只有幼辈道德、家庭道德与国民道德，而无长辈道理、社会道德与政府道德，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追根溯源，这种认识与心态的形成，我以为在很大程度上与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学时期有关。那时候，正赶上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朱熹作为“孔子第二”的儒家领袖、反动道学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其声讨之猛、攻击之烈，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可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其创伤之巨、影响之深，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比拟……一颗年轻的心灵，接触的全是从历史深处翻拣而出的关于朱熹的破烂玩意、反面渲染及不良影响，对他产生恶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我年轻时所认识的朱熹，只是他那漫长人生中的一个侧面而已。朱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是一个具有抽象意义的符号，更是一个由许许多多的侧面与层次，包括正面与背影所构成的复杂综合体。所谓正负相生、正反相依、真伪相伴，只有具备多重视角、多种维度，才有可能见到一个丰富的、立体的、完整的朱熹。
然而，早年形成的观点、产生的情感、打下的烙印是那样深刻，得需长时间地弥合与校正，才有可能走向客观、真实与全面。
一段时间，我曾有缘对朱熹的学说与思想进行过一番了解与研究，然后，我不得不发出一声“博大精深”的浩然长叹。除读书之多、著书之多、书中所涉问题之多无人企及外，我敢说，朱熹还是中国古代唯一有别于传统思维模式，将抽象与思辨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构建了庞大知识结构与认识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从理性上认识、折服是一回事，而感情的认可与接纳却又是另一码事。只要想到朱熹，我眼前浮现着的，总是一副脸皮紧绷、俨乎其然的腐儒形象。直到2003年7月游览武夷山时，读到朱熹描写武夷山九曲溪的长诗《九曲棹歌》，这才发现他那有别于古板刻薄、不苟言笑的另一侧面。
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著述、讲学长达40多年之久，与武夷山有着难以割舍的深厚情缘。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曾题写道：“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武夷山之于朱熹，正如泰山之于孔子，既是他们的生命之源，也是他们学说的发祥之地；泰山、武夷山是两座自然的巍峨山峰，孔子、朱熹则是中国古文化的两座巍峨山峰。长期浸润在秀丽的山水之中，朱熹也会时不时地从他所构筑的理学天地中挣脱而出，将“非礼勿视”那一套东西抛诸脑后，恢复本真的天性与率性。站在长达20华里的九曲溪畔，面对一碧如染的溪面，耳听潺潺流淌的水声，体味九曲十八弯的回环韵致，朱喜的生命也贯注了一股少有的灵动，而随风飘来的悠悠山歌更是拨动着他的心弦，创作激情与沸腾的血液在胸间一同鼓荡，清新隽永、轻盈跳跃的诗句不禁脱口而出：“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一曲溪边上钓船，幔亭峰影蘸晴川。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吟罢一曲吟二曲，曲曲写来，极尽山转水曲之奇妙，一直吟完九曲，朱熹才不得不意犹未尽地收煞。
呵呵，这位朱老夫子，原来也有性情中人的时刻啦！
其实，朱熹还有两首广为流传的短诗，一为《观书有感》，一名《春日》，却被我有意无意间遮掩在记忆的深处了。关闭的闸门洞开，熟记的诗句不禁奔涌而出——
《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天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语言平易，形象生动，色彩绚丽，清新活泼，情景交融……其中哪有半点酸腐的味道与学究的影子？仿佛突有所悟，原来，这就是映照朱熹另一侧面的一块镜子呢！
武夷山归来，当我再次打量、审视朱熹时，他的全身竟然透着一种或多或少令人喜爱的率性与活泼，面容露出了几抹微笑，目光有了几分慈善，雪白的胡须不再是威严的象征，也有了飘逸与潇洒的味道……
往日的成见逐渐远去，平和的心态、冷静的叙述与客观的评价似乎触手可及，我感觉着可以写写朱熹了，于是，《多维视野中的朱熹》这一标题也就自自然然在地跃现在我的电脑显示屏上。
大凡名人伟人，后人总是在他降临人世之时附会一些神奇怪异的故事传说，朱熹也不例外。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可就在他呱呱坠地前三天，远在千里之外的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朱氏故宅却发生了一件怪事，那就是院内的一口古井，忽然白气如云，紫气如虹，经久不散，阴阳风水先生及谶讳家们就说这是天神“紫阳先生”谪落人寰的先兆。仿佛为了验证，朱熹一生下来，右眼旁就有七颗黑痣，排列成北斗七星形状。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了孔子出生时身上长有黑子，近看像昴星，远看像斗星的奇异。孔子是儒学泰斗，第一“圣人”，那么后出的儒学传人朱熹，就是理学泰斗，第二“圣人”了。
古井冒气是一种时常出现的自然现象，朱熹生前三天祖籍故宅古井是否冒气无法考证，即使考证，也无多大意义。而脸上的黑痣似乎还真有其事，据今存朱熹对镜自画像石刻所画，朱熹右脸确有黑子。古往今来，脸上长痣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半点不足为怪，如果没有黑痣，在一个有着“天人感应”的传统国度里，也会从朱熹的其他生理现象入手，来一番别的比附与虚构的。
朱熹诞生之时，金兵入侵，宋军南渡，叛兵骚扰，农民起义，社会动荡不安，就连独尊的儒学，也日渐式微。处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交织的衰世，父亲朱松做梦也不敢想象儿子的前程会有多么地显赫。在朱熹的早年岁月里，记忆最深的恐怕就是随父亲或避难他乡，或赴任就职，或赋闲寓居，一同漂泊、辗转不已。国运衰落，家事维艰，世代业儒的朱松对儿子朱熹并未抱多大指望，从一个古代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出发，朱松一度还产生过让儿子弃儒从军、舍文就武、抗击金兵的念头。
儿时破落的家境与四处逃遁寄寓的经历，投射并影响了朱熹未来的人生。他从小渴望社会的安宁与和平，与之对应的，就是构建一个超稳定的庞大思想体系；他自始至终主张抗金，算得上一名主战派，然而，如果“民贫财匮，兵惰将骄”，“内有愁怨”，谈何出兵抗金、收复河山？因此，朱熹主张先修内政，治国安邦，再图恢复大计；他有着强烈的士大夫思想意识，也对生活在底层的普通农民怀有深深的同情，强调以农为本……
在《朱熹行状》中，有两则儿时纪事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在父亲朱松的指导下，朱熹八岁开始阅读《孝经》与《孟子》。他对《孝经》一读就通，父母的颠沛流离、舐犊情深给他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他情不自禁地在《孝经》上握管题字：“不若是，非人也！”他对《孟子》也是爱不释手，并产生了想做“圣人”的念头，且立下鸿愿，为达到这一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一辈子奋发精进不已。
立志对一个人的未来发展、功名成就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朱熹的天赋并非格外超拔，如果没有做“圣人”的强烈渴望与内在动力在胸间鼓荡、鞭策，他能否兼收并蓄，不断超越自己，达到今日我们所知的成就，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而对《孝经》的肯定与接纳，则成为朱熹将理学推向社会实践的出发点与重要基础。
朱熹14岁那年，父亲朱松在寓居地建瓯病逝，朱熹的人生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折，学问也由此而迈向一个新的起点。
朱松临死前，将家事托付给崇安（今武夷山市）的刘子羽，将儿子的教育托付给崇安另外三位道学密友胡宪、刘勉之与刘子翚。刘子羽将朱熹母子接到崇安五夫里，提供一座五开间的旧楼给他们居住。朱熹将此楼称为紫阳楼，并以“紫阳”自号。正是在这座紫阳楼内，朱熹开始了受学于胡宪、刘勉之与刘子翚的学习生活。位于崇安城南的武夷山，成为三先生讲学的天然学堂。朱熹与武夷山的缘份由此而拉开了帷幕，他在这里接受了比家庭童蒙教育更正规的四书五经儒家教育，为一生的学问发展走向奠定了全面而扎实的基础。武夷三先生全都崇尚二程理学，于是，朱熹怀着异乎寻常的虔诚崇拜之心，开始研读程颐、程颢的著作。但三先生又不止于二程理学，他们都援佛入儒，胡宪、刘勉之对禅宗的参悟，刘子翚对佛教的止观都有专攻，他们对道教思想也有所吸收，三先生的经学——《易》、《大学》、《中庸》三学最具释老气息。影响所及，朱熹对佛教与道教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后来以《易》、《大学》、《中庸》的主要依据建立生平学问大旨及理学体系的逻辑构架，正是得益于武夷三先生的开导与启发。
朱熹自绍兴十三年（1144年）求学于武夷三先生到庆元六年（1200年）逝世，除担任地方官员七年，在朝廷任焕章待制兼侍讲（为宋宁宗讲解《大学》）40天外，其余近50年时间，无不汲汲于学问，或求学他人，或刻苦研究，或切磋辩论，或收徒授课，或著书立说……
武夷三先生对朱熹的教育，我以为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为他提供了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开放的知识体系，除儒学外，并不排斥其他学说与学派，而是敞开胸怀，大胆吸纳，主动接收，为我所用。朱熹自从结识道谦禅师后，又开始访禅问学，出入佛老，花了十多年时间，直接从佛经道书和禅师那里吸取知识营养。禅学与理学两股相反相成的力量在他胸间激荡、消长、交融，终于把他推上了心学之路——以心观心，以心会理，吾圣合一。
然而，从小就打上了儒家入世精神的朱熹，不可能完全彻底地遁入佛老之学，无法练就一副超然物外、超凡脱俗的仙风禅骨，因此，后来逃离佛禅，归返儒宗，也就在所难免。然而，朱熹对佛老之学的长期浸润与钻研，使得他变得丰富而博大。如果没有对佛学的执着与痴迷，没有出入其间的深刻体会，他所构建的理学体系，将缺少一股原初的鲜活力量，缺少极有份量的佛老组成部分。
朱熹从事学问之路，乍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而内心却经历了一条漫长的炼狱之路。自师从武夷三先生及道谦禅师后，又以“而立之年”恭执弟子之礼，拜理学家李侗为师，开始了经学、理学的构思与孕育，由“以心会理”到“即事穷理”。李侗死后，朱熹除失师之痛外，更是陷入欲求学问之突破与出路而不得的彷徨与苦闷。经过长达六年的探索，在声色俱厉的挞伐佛老之学中，他终于挣脱了蚕茧的束缚，完成了逃禅归儒，由“主悟”到“主静”，再到“主敬”的艰难历程。
朱熹学术体系形成之初，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可资论敌攻击的漏洞与把柄。朱熹闽学的成熟与练达，是不断辩论、不断切磋、不断探讨、不断充实的结晶。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论争，便是对张栻湖湘学的清算，在长达四年的辩论中，他由致力于修养方法、认识方法的探讨，转向本体论及宇宙观的哲学层面，使得朱熹理学体系得以基本确立。尔后，又有与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等人的寒泉之会、鹅湖之会、三衢之会、观音寺之会、白鹿洞之会、浙东角逐，不同学术流派间的相互探讨、交流、论争乃至批判，促成了朱熹主要著述《四书集注》、《近思录》（与吕祖谦共同编辑）的完成，其理学体系也日臻完善。
令朱熹没有想到的是，在论辩与说理的风雨中成长、成熟的朱子学说，会在700多年后遭受一场不容置喙的猛烈抨击。那暴风骤雨、电闪雷鸣的阵势，若是当年的他亲眼得见、亲身经历，恐怕不仅不能激发灵感，完善学说，反而会在人格的侮辱与学问的践踏中失去继续存活的理由、勇气与信心。
简略地叙述了朱熹的人生经历及学说的形成过程，现在该说说他所创立的理学内涵了。
朱子理学博大而精深、理性而思辨，非三言两语所能道明，即使道明，也显得抽象而枯燥，给普通读者带来一定的阅读障碍。然而，朱熹人生精华、伟大成就与显赫地位的落脚点，就在于他那兼收并蓄又卓然独创的朱子学说，因此，对其历史渊源、发展衍化、主要内涵，我不得不进行一番梳理与概述。
当孔子以增删、编订、整理经书为手段，将具有宗教性质的原始儒学改造为积极入世的世俗儒学后，又由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定于一尊。从此，儒学从诸子百家中一跃而成为一枝独秀的显学，占据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心地位。由原初的宗教儒学到孔子的世俗儒学，再到董仲舒的政治儒教，儒学发展停滞，固步自封，日益僵化。当佛教传入中国，盛行于隋唐后，儒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主导地位受到动摇，逐渐走向式微与衰落。理学又称道学，是儒学的继承与发展，是“儒学对佛教思想的挑战，有了一个创造性的回应”。理学家们的努力，就是给传统儒学注入新的内容与活力，挽回伦常扫地的衰颓世风。如果说道教是回应佛教，并以佛教作为参照模拟系统而创立的一种本土宗教，那么理学也是在佛教的刺激下，吸收某些佛教思想而对传统儒学所进行的一种改造。
通过朱熹的求学经历，可知早在他建立庞大而严谨的朱子学体系之前，理学就已形成并广为传播。所谓理学，是在宋代产生发展，以抽象性、思辨性的哲理来论证儒家伦理的学术思潮。理学萌芽于北宋时期，周敦颐融佛道于儒学，成为理学最初的创始人之一。只有当张载完成《正蒙》一书后，传统儒学这才真正称得上有力地回应了“佛教思想的挑战”。《正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罕见的专讲哲理的著述，张载以传统的经验主义方法，对存在进行了系统论的探索。后起的二程，也就程颢、程颐兄弟曾师从周敦颐，程颢撇开佛教中的信仰主义，尽可能地将其纳入儒学轨道，使得传统儒学发生变异，具有了哲学抽象的规范化与原则化成分。弟弟程颐继续兄长的探索，认为心就是性，性就是理，理就是道，形成了较为粗疏的天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