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艺术典型身上，其现象真实和高度的本质真实，并不是可以分离开来的两个东西，而是直接合二而一的，那本质完全隐没在、溶化在现象之中，那必然完全体现在、外现在偶然之中。或者说，在艺术典型中，似乎现象就是本质，偶然就是必然。例如，在贾宝玉身上，那些突出的个性特点就是他的深刻的叛逆本质的直接表现，你不要企图在他的个性特点之外，另外去找他的共性本质。在这里，个性——真实的偶然的现象形态是艺术典型的形式，共性——高度真实的必然的本质规律是艺术典型的内容，而其内容和形式是高度完美的统一。如果上述的内容和形式不是充分和谐、统一，而是处于某种程度的分离或游离状态，那么其真实性就不可能是充分的，也就不可能是典型的。譬如，单是本质真实，如前所说，就只能是抽象概念，根本不是艺术，也就谈不上艺术典型，常常是因为它只具有现象真实，而不能达到本质真实。有的美学理论提倡艺术家只追求现象真实就足够了，不必深入其本质真实——这是自然主义的艺术和自然主义的美学。高尔基曾批评法国作家龚古尔兄弟创造艺术形象时的自然主义倾向。他说：“自然主义的描写现实的手法，即使是最出色的——在龚古尔兄弟那里——也只能把事物和景色描绘得准确而且细致，但对活人的描写却异常无力和‘没有生气’。除了几乎是自传式的《泽姆加诺兄弟》以外，龚古尔兄弟在所有其他作品里是细致又死板地描述各种人的‘病历’或者没有社会典型意义的偶然事实。”这就是说，龚古尔兄弟创造的艺术形象，虽然反映生活现象“准确而且细致”——具有一定的真实性，然而，却“没有生气”，因为他们所准确描绘出来的，只是些“没有社会典型意义的偶然事实”，不能达到本质的真实。用我们中国古典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只做到了一定程度的“形似”，而不能同时达到“神似”。只达到“形似”是低级的、浮浅的、表面现象的真实；如果理论上只主张“形似”，那也是低级的、浮浅的、幼稚的美学见解，如苏东坡在《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技二首》诗中所批评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另一位法国作家左拉，不但他所创造的一部分艺术形象带有明显的只求现象真实的自然主义倾向（当然，他也创造出了许多成功的艺术形象），而且他在理论上对自然主义加以提倡。卢卡契在《叙述与描写》一文中，把左拉在《娜娜》中的写赛马与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写赛马，以及左拉在《娜娜》中的写剧院与巴尔扎克在《幻灭》中写的剧院作了很有意思的对比，说明左拉对许多生活现象作了“精细地、形象地、感性地、生动地描写”，并且追求“客观的、资料式的完整性”——那只是写出了现象的真实，但是，这种描写却未能“超脱粗野的赤裸的偶然性”，未能“把偶然性扬弃在必然之中”——即缺乏本质的真实。总之，左拉，以及前面所说的龚古尔兄弟的那些艺术形象，就缺乏典型性。有些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之缺乏典型性，是由于他们在思想、生活、艺术才能和技巧等方面欠火候，不能深入把握生活的本质；但是，左拉却是有意识地提倡对生活作自然主义的现象描写。他主张艺术家只作为一个观察家和一个实验家：“……小说家是一位观察家，同样是一位实验家。观察家的他把已经观察到的原样摆出来，提出出发点，展示一个具体的环境，让人物在那里活动，事件在那里发展。接着，实验家出现了，并介绍一套实验，那就是说，要在某一故事中安排若干人物的活动，从而显示出若干事实的继续之所以如此，乃是符合了决定论在检验现象时所要求的那些条件的。”这就是说，小说家只须把现象“原样摆出来”，并就此作“实验”，写出一分“实验报告”来——左拉认为小说就是实验报告。这里不需要艺术想象和虚构，不需要典型概括，只是“如实地接受自然”，“只须取材于生活中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故事，忠实地记载他们的行为”这样写出来的艺术形象，当然只能达到具体、个别、偶然、现象的真实，而不能达到普遍、必然、本质的真实，因而缺乏典型性。这是一种片面的和有害的理论。要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典型，就必须能够在高度的现象真实之中表现出高度的本质真实，就像一切有成就的伟大艺术家们所做的那样。法国大雕刻家罗丹说：艺术家不能像“一个低能的人只是抄写自然”，而必须“通过他的与心相应的眼睛深深的理解自然的内部”，“能在事物外表之下体会内在真实”——即深入本质，达到本质的真实。
其次，艺术典型还要求细节真实与总体真实的高度完美的统一。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曾经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实际上，这也可以看作是对艺术典型的细节真实与总体真实相统一的要求。一方面，恩格斯并不忽视细节的真实，不言而喻地要求细节必须真实；另一方面，他认为除此以外，还必须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真实，这就是艺术总体的真实。而且，这两个方面是相统一的。典型的艺术形象，总是由一个个细节所组成的，逼真的细节对创造艺术典型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像《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临死之前所伸出的那两个手指头；《伪君子》中达尔丢夫遮挡自己眼睛不去看女人的那块手帕；电影《巴山夜雨》中老大娘给儿子上坟的那筐红枣等等，都是刻划典型人物所不可缺少的真实性的细节，反之，如果缺少真实的细节，或者有细节而不真实，就必定会损害形象的典型性，甚至不能成为艺术典型。例如，《平原作战》中以鞭子对枪并能战而胜之的细节，《盘石湾》中孤身陷敌包围而能使敌人投降的细节，就是虚假的，对艺术形象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但是，艺术典型是一个完美的有机整体，那细节的真实必须是有机整体的细节，是整体的血肉相连的有机因素，才能对塑造艺术典型起积极的有效的作用。不然，如果像左拉小说中的某些细节，尽管也是真实的，却同艺术整体“只有很松懈的联系，而且很容易从中抽出来”。那就至少对塑造艺术典型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艺术典型不但要求细节真实，同时更要求总体真实，并将二者统一起来。艺术家在创造艺术形象的时候，应像罗丹所说的那样，防止那种只注意现象的“枝枝节节，不厌其详，结果毫无好处，呆板而没有性格”的情况发生。
再次，现实的真实与理想的真实的高度统一，也是艺术典型的一个必要条件。现实和理想是艺术的两种固有的因素。虽然现实主义艺术与浪漫主义艺术对现实和理想这两种因素各有侧重，但是，优秀的现实主义艺术作品总不能没有理想，优秀的浪漫主义艺术也总不能脱离现实，两者都是不同程度的统一。现实主义的艺术典型侧重再现高度的现实的真实，但“总不能没有理想的光”（鲁迅语）。作者目的即使是破坏旧世界，也应该是“内心有理想的光”的“革新的破坏者”。因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所谓“典型化”，即包含着理想化的意思。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在谈到艺术创作时，就说：“在塑造优美形象的时候，由于不易找到一个各方面都完美无瑕的人，你们就从许多人身上选取，把每个人最美的部分集中起来，从而创造出一个整个显得优美的形体。”古罗马的西赛罗也指出，古希腊的著名画家宙克西斯为了画海伦像，就把现实中的美女聚集在一起，把她们各自的种种美加以集中，创造出海伦像。这里着重强调的就是典型化中所包含的理想化的因素。而且，在西方美学中，典型和理想这两个词常常相换使用，黑格尔和别林斯基所说的“理想”，实际上常常指的就是艺术典型。因此，现实主义的艺术典型必须包含着理想的真实，是并不难以理解的。而浪漫主义的艺术典型则更加侧重表现理想的真实，但同时又不脱离现实的真实。就是说，浪漫主义的艺术典型，当表现理想时，应该是有现实生活客观规律——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依据，如果完全脱离这种现实的依据，那理想便失去其真实性。因此，成功的浪漫主义艺术典型，就不能没有现实的真实，只是其理想化的成分更加突出，常常与夸张的手法联系在一起。例如，法国积极浪漫主义代表作家雨果，就大力提倡艺术创作需要集中、凝聚、概括即典型化，不过雨果所说的典型化，更加强调理想化，与艺术夸张紧密结合。他在《〈克伦威尔〉序》中说：“戏剧应该是一面集聚物象的镜子，非但不减弱原来的颜色和光彩，而且把它们集中起来、凝集起来，把微光变成光彩，把光彩变成光明。”在这里，从“微光”到“光彩”再到“光明”，就大大夸张了，高度理想化了。在《〈心声集〉序》中，雨果更进一步主张诗人应把所要表现的生活“提升到历史事件的高度。为此，他应该对他同时代的人投射一道历史家投射给过去的那样平静的眼光，应该从此时此地把一切事物放在将来的背景上，一方面缩小它们某些部分，另一方面夸大它们某些部分。”所谓“从此时此地把一切事物放在将来的背景上”，即是高度理想化；而这种理想化，又与作家依自己的主观对事物进行的“缩小”或“夸大”结合在一起；但是，雨果又强调，无论怎样的“缩小”或“夸大”，都必须不违背一个基本原则，即像莎士比亚那样“虽然夸大事物的比例，但却保持着事物的关系”。所谓“保持着事物的关系”者，就是要理想化必须不违背事物的本质规律，既着重表现理想的真实，又不脱离现实的真实。这就是成功的浪漫主义艺术典型的根本特点。总之，凡是成功的艺术典型，不管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都必须是现实的真实与理想的真实的统一。
艺术典型的哲理性
艺术典型作为艺术家依据现实生活而进行的巨大艺术创造的成果，是主观对客观进行认识的产物。上面，我们实际上是就艺术认识的客观方面考察了艺术典型的根本特点和必要条件；那么，就艺术认识的主观方面而言，它又具有一些什么特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