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战争何止千万，后人津津乐道者，当数那些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牧野之战、巨鹿之战、昆阳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淝水之战、虎牢之战、郾城之战、鄱阳湖之战、萨尔浒之战……其中最为经典者，非赤壁之战莫属。
若论战争之规模、力量之悬殊、时间之久长、过程之惨烈、格局之改变，赤壁之战并非“全能冠军”，可其影响之深远，简直达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地步。经过千百年的渗透积淀，其过程、故事已凝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符号，比如仍活跃在当下语汇中的一批形象生动、内涵丰富的相关成语、俗语即是——单骑救主；舌战群儒；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连环计；苦肉计；草船借箭；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借东风……
赤壁之战何以能在这些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中脱颖而出“拔得头筹”？除了战争本身的因素外，实与历代文学家、艺术家的“推波助澜”密不可分。
后人熟悉了解的赤壁之战，更多的是《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三国演义》全称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明代文学家罗贯中以文言史书《三国志》为蓝本创作的长篇白话演义。《三国志》是历史，而《三国演义》则是小说，正所谓“三分史实，七分虚构”也。赤壁之战，更是《三国演义》描写得最生动最出色最绚烂的华彩乐章。因此，后人通过《三国演义》所认识的赤壁之战，是一场放大了的战争，其细节之鲜活、场景之惊险、情节之曲折、故事之感人、人物之浪漫、争斗之激烈、智谋之奇诡，远远超出历史本身，艺术的真实显然高于历史的真实。
如果没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三国之争、赤壁之战那“如雷贯耳”的知名度将大打折扣。
与此同时，其他文学、艺术创作的功劳也不可忽略与埋没。“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李白的这首《赤壁歌送别》为提高赤壁之战的声誉无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杜牧的《悠悠赤壁》似乎更为脍炙人口：“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则将诗词的文学赤壁推向一个划时代的高峰……而延及今天的多门类艺术创作，如84集大型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吴宇森导演的电影《赤壁》，利用无与伦比的现代传媒优势，为三国之争、赤壁之战的宣传与普及更是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正因为三国历史长期存在于说书、戏曲、书籍、电视、电影、录像等多种传媒之中，也就使得赤壁之战笼罩着一层朦胧的氤氲，令人一时难以窥见其“庐山真面目”。
那么，真实的赤壁之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综合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古代史书记载，以及吕思勉的《三国史话》、黎东方的《细说三国》、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白寿彝的《中国通史》，以及易中天先生执讲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品三国》等研究成果，还原赤壁之战的本来面目并非难事。
要想厘清赤壁之战的事实真相，去除缭绕其上的历史迷雾，首先得明确赤壁之战的定义与范围。
就广义而言，赤壁之战起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进军荆州，止于第二年底曹仁奉命放弃江陵北撤襄阳。狭义的赤壁之战，仅指曹操在建安十三年十二月率军东进江夏，与周瑜所率东吴军队在乌林、赤壁遭遇，战败后逃回江陵。就赤壁之战的实际情形而言，曹操进军荆州的前奏不可忽略，赵子龙单骑救主、张飞喝断当阳桥的精彩故事便发生在这一阶段；等到火烧赤壁曹操退回荆州，三国鼎立的格局已成事实，赤壁之战即可画上句号，大可不必拖至曹仁退到襄阳为止；因此，赤壁之战既不是某一具体地理位置的战役，也不应将荆州战役的整个全局囊括其中，恰当而合理的界定，当指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进军荆州，十二月率军东进，在赤壁遭到火攻，于当年底返回荆州为止。
东汉末年，面对风雨飘摇的局面，各路军阀无不拥兵自重，各据一方。当曹操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挟持汉献帝将都城从洛阳迁至自己割据、控制的地盘许昌之后，便在政治上获取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经过十多年苦心经营、东征西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终于翦灭北方群雄，统一了华北。其时，黄河流域乃中华民族的重心所在，“得中原者得天下”，素有结束混乱、一统天下之大志的曹操，更是踌躇满志，那鹰隼般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了南方的割据势力——占据荆州的刘表与安守江东的孙权。北方一马平川宜于车骑部队作战，南方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水军则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曹操从塞外追剿袁绍残部刚一回到许昌，就开始挖掘玄武池，以训练水军。
正在这时，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建安十三年初，刘表染了重疾，命投靠依附于他的刘备，从驻守的新野北移樊城。刘备虽然兵微将寡，没有自己的地盘东奔西跑，但他常打着皇叔的正统旗号，做着恢复大汉江山登上皇帝宝座的美梦，颇具号召影响力。为求生存，刘备就曾依附过曹操，常韬光养晦地躲在后园浇水种菜。以曹操之智，于刘备心志，自然一眼就能窥破，故有读者熟知的三国典故“曹操煮酒论英雄”，还有曹操那句让刘备吓得心惊肉跳的试探性话语：“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后刘备背叛曹操被击破，只好投靠远亲刘表。对虽懂时事，却不怎么会打仗的实干家刘表，曹操并不怎么担心，可刘备就不一样了。想想看，在曹操眼里，当今天下佩得上“英雄”这一称号的，只有他和刘备。所谓一天不容二日，一山不容二虎，刘备一天不亡，曹操就一天不得安宁。其实，即使胸无大志的刘表，对刘备这位远亲的胸怀与抱负，也看得一清二楚，不得不防着几分，让他远离当时的荆州治所襄阳，驻扎新野，帮着对付曹操，守卫荆州的北大门。只是刘表病重，担心曹操乘机南侵，大儿子刘琦常遭后母蔡氏陷害，主动领兵在外驻扎夏口，而幼子刘琮又不堪任事，刘表这才不得不抛开疑忌，命刘备率军前来樊城，帮着拱卫都城，同时也不乏“托孤”之意。樊城与襄阳仅一条汉水之隔，曹操闻讯大惊，要是刘表去世，襄阳乃至整个荆州落入刘备之手，事情可就麻烦了。时不我待，曹操当机立断，决定整军南下，亲自征讨荆州。
赤壁之战就此拉开帷幕。
严格说来，这是一场曹操准备并不充分而提前打响的战役，他的战略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占据荆州，消灭刘备。荆州不仅地理位置重要，正如《三国志·鲁肃传》中鲁肃所言：“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并且拥有近十万兵力，显然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一口不能吃成胖子，仗只能一个接一个地打，当时的曹操，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吞并东吴。孙权与刘表是一对死对头，孙权之兄孙策就死于刘表部将黄祖之手，他们在江夏郡一带连年争战；而孙权与曹操则一直维持着一种特殊的“联姻”关系从未“翻脸”，他奉以曹操为丞相的汉献帝为正统，领有太守职位与将军头衔，还准备将儿子送到许都作为人质，只是周瑜劝告，才没有成行。孙权既隶属于曹操，至少名义上如此，在条件还没有成熟的情况下，曹操并不打算与他开战，他心中或许还想着征讨荆州，是在为东吴报仇雪恨呢。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曹操十分重视谋士建议，出征荆州前，他专门征求过荀彧的意见，荀彧认为此仗占领荆州足矣，东吴势力可暂不考虑，留待以后再说。其实，刘表在荆州经营多年，博得了普通民众的好感与大族豪强的支持，如果以襄阳、樊城、江陵、夷陵等几个坚固的城池作依托，进行殊死抵抗，曹操能否拿下荆州，什么时候才能拿下，尚是一个无法预料的未知数。因此，东吴在曹操的视野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刘表调遣刘备驻守樊城，显然是他生前犯下的一个重大错误。刘备离开新野，荆州北大门失去一支抵抗劲敌的有生力量，曹操正好乘虚长驱直入；刘备拱卫都城，于反抗外敌而言，自然是多了一分底气，可一有风吹草动，刘表将养虎贻患，等于将荆州拱手相送；本想拱卫襄阳更好地保护荆州地盘，不曾想反而刺激曹操，加快了他南侵的速度，早已病瘫在床的刘表闻讯，不禁又气又急，忧惧交加，一命呜呼。
曹操没有想到此次南征竟然出奇地顺利，仿佛神助似的，他率军上路不久，刘表就撒手归西；刘表长子刘琦长期遭受排挤，荆州牧的宝座自然传给了幼子刘琮；刘琮软弱无能，在蒯越、韩嵩、傅巽等一班大臣的劝说下，决意投降曹操。
投降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又恐事情多变，刘琮不想，也不敢让刘备早早知道。刘备发觉情形不对，派人询问刘琮抵敌之事。刘琮支支吾吾，等到曹操大军进至南阳郡宛城（今南阳市），投降之事已成定局，刘琮才派属官宋忠向刘备“宣旨”。刘备依附刘表，刘表传位刘琮，如此推导，刘备当属刘琮部下，主公决策，臣子跟着执行就是了。刘备闻旨，不觉大惊失色，当即咆哮道，如此大事你们也不先跟我通报一声，等到大祸临头了才来宣旨，不是太过分了吗？说着，当即拔出佩刀，欲杀掉宋忠解恨，好不容易才压住怒火饶了他一命。其实，刘琮还是厚道的，总算给刘备留了一手，让他有足够的时间“自谋生路”。如果再晚一点“宣旨”，刘备将成曹操的“瓮中之鳖”，历史会完全改写，就不可能发生此后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三国故事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此时的刘备，除了逃跑一途，已别无选择。于是，他带着一干人马，匆匆渡过汉水，经襄阳向南撤退。据《三国志·先主传》所载：“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诸葛亮建议刘备乘机夺取襄阳，与其说刘备“不忍也”，不如说他“不能也”。襄阳自古号称铁打的城墙易守难攻，城内拥有约三万名忠于刘表的陆军主力。而刘备的水陆军加在一起，也只有万人左右，何况还带着数万家属及大量辎重，要想在短时间内攻下襄阳，无疑于痴人说梦。而这时，曹操按正常的行军速度，只需八天即可抵达襄阳，说不定还会受到刘琮与曹军的前后夹击。刘备即使攻下襄阳，面对曹操统率的北方劲旅，要想守住也是难之又难。因此，刘备最为明智的选择，就是加速南逃，稍稍延宕，便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若《三国志·先主传》中这一记载属实，那么诸葛亮的建议显然并非上策，从隆中“出山”才一年的他，还得在不断的实践中锻铸打磨，才能变成神算孔明。对此，吕思勉则在《三国史话》中为诸葛亮辩护道：“‘诸葛一生唯谨慎’，怕不会出这种主意吧？”
如果说曹操面临重大的战略决策时慎之又慎，那么在具体战术上，他常常会出其不意，甚至冒险而行。当他听说刘备离开樊城向江陵南逃之后，马上亲点五千精锐骑兵，以每天三百里的速度，昼夜不舍地追将而去。江陵（今荆州市）为荆州重镇，有刘表最大的水军基地，水军主力二万五千人；此外，那里还存有大量的武器、粮草等后勤储备。曹操既不能让刘备抢先占领江陵，也不能让他再次逃脱自己的掌心。
刘备虽然闻风而逃，可南撤的速度却十分缓慢。沿途许多百姓、士人，还有刘琮那些不愿投降曹操的部下，都跟着他一同前行。十多万随行人员，数千辎重车辆，以每天十多里的速度蜗牛般缓缓南行。
三百里与十几里，两相对比，曹操很快就追上了刘备。两军在当阳长坂相遇，一方是南征北讨、斗志昂扬的骑兵精锐，一方是扶老携幼的民众、参差不齐的行伍，胜负立时可见，用“惨败”二字形容刘备一点也不为过。《三国志·先主传》对此次战役的记载虽只寥寥数语，却真实地再现了刘备当时的狼狈与窘迫：“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
仗打到这个份上，只有数十人追随的刘备被曹操擒获不过一件时间迟早的事情罢了，而曹操占据重镇江陵吞并整个荆州更是没有半点悬念。没想到的是，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东吴的鲁肃一杠子斜插了进来，使得似乎已成定局的天下大势，顿时变得波谲云诡。
《三国演义》中的鲁肃，与历史上真实的鲁肃有着较大的差别。罗贯中笔下的鲁肃，是一个听凭他人摆布，没有多少主见的好好先生；而实际上，鲁肃相貌堂堂、学识广博、豪放不羁，有一股他人难以匹及的大丈夫气概及战略家眼光。《三国志》说他“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他与周瑜交情颇深，两人一同投奔东吴，颇受孙权器重。东吴由最初的依附汉室转而鼎足江东，实与鲁肃的谋略密不可分。
曹军南下，刘表去世，集战略家的雄才与外交家的胸怀于一身的鲁肃洞察秋毫，决定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机遇，于是，他主动向孙权“请缨”——“奉命吊表二子”。吊唁杀父仇人，走的显然是一步“政治棋”。唇亡则齿寒，鲁肃的目的，是以吊唁为名，“慰劳其军中用事者”，与荆州尽释前嫌，结成联盟，“同心一意，共治曹操”。
等到鲁肃从东吴赶到夏口，又从夏口星夜兼程、风尘仆仆地赶到南郡之时，荆州的局势已如江河日下，变得不可收拾，刘琮听从部下的意见早已投降曹操。联络荆州势力共同抗击曹操的计划就此落空，可鲁肃并未打道回府，而是向襄阳方向继续前行，刘琮降曹，还有刘备呢。启程之前，鲁肃就考虑过刘备这支势力，他向孙权分析道：“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当他听说刘备“惶遽奔走，欲南渡江”后，就赶紧迎上前去。在当阳附近，鲁肃终于与刘备相遇，不过此时的刘备，刚刚遭到曹操五千轻骑的追剿袭击，狼狈衰疲已极。面对仅剩数十随从的刘备，鲁肃深知他的韧性与潜力，不仅没有轻视之意，反而给他鼓劲打气，“因宣权旨，论天下事势，致殷勤之意。”精明且不乏狡猾的鲁肃并不急于向刘备道出自己的意见，而是打听刘备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刘备回道：“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哦，原来是想投靠一个偏远小郡的太守，可见此时的刘备，也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刘备的底牌一旦亮出，鲁肃的心里更加有底了，此时此刻，如果拉他投靠势力更加强大，前景更加可观的孙权，刘备会答应得更加爽快的。果不其然，当鲁肃将孙权的“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东的“兵精粮多，足以立事”等情况对刘备一番陈说，并劝他“与权并力”，“共济世业”之后，刘备大喜，“即共定交”。
如果没有鲁肃的出现与游说，刘备的唯一选择，就是投靠苍梧太守。因为孙权与刘表互为仇敌，刘备作为刘表军事势力的一部分，与孙权自然也互相敌视。在孙权方面没有明确表态之前，刘备是不可能考虑投靠东吴的。因此，他只是一个劲地往南撤退，从不敢向东。如若东进，就得冒孙权与曹操两面夹击的可能与危险。
采纳鲁肃建议之后，刘备立时改变了行军方向，由南而东向东吴靠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