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有如下数点：
一、现代传媒的兴起。口岸城市出现以后，借这一管道而输入并对未来中国贡献最大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形式，当推现代传媒业。由这一新生事物，西方的基本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非常直接地被中国人所认识，并迅速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基础之一。起初不单报刊创办者为洋人、语体也多为英文，但到十九世纪末，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已达30余种，至辛亥革命前，更猛增至500余种。与现代报刊发展齐头并进的，还有现代出版业；1904年，出版重心已经转移到民营出版业，作为非官方的市场化的出版机构，它们面向社会、大众和平民，支持着新思想新知识的传播与表达。现代传媒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是决定性的。晚清诸多革命性文学主张，如梁启超、严复、黄遵宪、夏曾佑、徐念慈等人之“小说界革命论”、“诗界革命论”、“文界革命论”，陈独秀、陈去病、柳亚子等人之“戏剧改良观”，裘廷梁、陈荣衮、林白水等人之“兴白话代文言”主张，都是载于报端而播于社会的。
而“五四新文学”的崛起，不必说更是传媒立下的大功；一份《新青年》，聚集和造就了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巨人群体。实际上，现代传媒兴起以后，中国文学便形成了以传媒为轴心的运行机制，脱离了旧时代的士大夫间唱和的运行机制。这一变易，不仅仅是传播学上的，也彻底地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性质和功能，例如文学的公共性（面向社会，以影响社会为目的同时对社会依存度大大提高），职业化的写作意识、身份和角色（相反，古典写作的特征是业余的，强调私趣和适合个人心灵的），文学语言、样式、形式上的民主特征（不再可以用某个单一风格垄断文学审美的合法性，拒绝或排斥其他风格）。
二、以现代教育尤其是大学为依托。中国现代作家几乎都接受过大学教育，且十之六七供职于诸大学--现代文学的早期尤其如此。自五四起，大学已成现代文学的坚强堡垒。此一背景，充分说明了现代城市与现代文学之间所特有的渊源关系。反观古典时代，则由乡塾充当文学摇篮，此二者诚不可同日而语。大学，作为现代文明的载体及其前卫的思想园地，注定要以信息、人才、文化高度集中高度活跃的城市空间为依托，古典时代那种以千百年不变之经典施教的乡塾，则绝不可能培养出任何适合现代社会需求的人才；经济、政治、科学……如此，文学岂独例外？虽然文学有其因艺术性质而来的特殊传承关系，同时也不是凡接受过大学教育者都可成为作家，但从总体而言，大学背景，确已成为文学的现代转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整个现代文学发展史表明，缺少大学这个环节，是不可想象的。二十世纪初，几乎只是十年之间，中国文学的主体迅速进行了置换：所有乡塾出身的旧式文人连同他们所擅长的旧体诗文彻底失去文学上的位置，文坛完全变成在新式城市的现代学堂受过教育者的天下。现代文学之开山，以校园文化（最突出的，是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为标志，绝非偶然。这两者的关系延至今日仍然未变--总之，一百年来似已形成下述规律：凡现代化程度高的大城市，大学教育必较他处发达，而凡有重要学府处，文学亦同样必较他处活跃。
三、外来文学观念和艺术形式的引进和接受。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方面，无疑是它的面向世界的开放性。如果撇开对外来文学观念和艺术形式的引进与接受，现代文学根本无从谈起。十九世纪末以来，主要从欧美和东瀛，外来文学观念和艺术形式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直接影响甚至支配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演变，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文学界发生的所有主义之争、流派和创作方式，都有一定的外来背景，都不是中国纯粹本土文学传统的产物。而这一切，完全有赖于现代城市这一崭新文化空间的生成和存在。尽管异质异国文艺的影响，在古典时代也有发生，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印度佛教思想及其艺术形态对中国古典诗文的影响，但是受制于古典时代的文明发展水平，这种影响关系只能以非常缓慢的方式展开，并且通常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仍以佛教对中国的影响论，从东汉到唐代，总共用了六七百年时间，以无数代高僧的个人历险（玄奘是这种努力的最高一座高峰），最终才艰难地使佛教融人中国文化。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创造的高度物质文明，令类似的文化影响事件和过程大大简便化，其中，四通八达、信息畅捷、内在地具有巨大的交往优势和传播优势的城市空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借助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有国际色彩的都市，二十世纪初的一二十年间，西方文学的精华，上至古希腊罗马，下至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三大思潮，甚至最新的唯美派、象征派、印象派、心理分析派、未来主义、尼采美学……等等，悉数东输。在中国应有尽有--这不能不给城市记上头功，倘非那些发挥着现代思想文化集散地功能的城市，中国现代文学绝不可能短时间内迅速地与世界接轨、共鸣和相呼应，这是不言而喻的。
四、文学产业化。古典时代，文化隶属于政治威权，是用来控制、加强和巩固后者的一种手段；作为文化范畴内的文学，其本质亦如此，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这正是古典文学以“士大夫文学”即官员文学为主流的原由。现代文化则否定了古典的以政治为中心的文化结构；文化从政治系统被剥离出来，而成为一种产业，投入到消费领域。根据西方学者提出的三类商品的消费概念：“与第一产业相应的是主类消费品（如食物）；与第二产业相应的技术类消费（如旅游与消费者的资本装备）；与第三产业相应的信息类消费（如信息商品、教育、艺术、文化与闲暇消遣）。”文学应为第三产业。二十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向现代性的转变，古典文学的政治基础发生动摇并最终瓦解--先是1901年将八股文从科举考试中废除，又四年，科举制度也彻底寿终正寝；此前，这一制度一直是中国制造文人的机器，它虽然不直接制造文学，但文学却无疑是从其中产生（作为其人才生产的副产品）。千百万苦读诗书等待踏上仕途的读书人，陡然失去“以文治国”的前途，并且永远地失去了。
这一划时代事件，导致了真正职业化的自由作家在中国生成。文学尽管仍然葆有各种抽象的美学意义，但就其现实的运转方式而言，已被纳入市场和消费领域，从此，离开市场和消费的文学其实是不存在的，再伟大高尚的作品，也必须面向购买和流通。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固是从反封建角度提出，实际上，也反映出当时敏锐之士对处在大变革之际文学从内容到形式、从用途到需求都必将脱胎换骨、改弦易张的洞识；所谓的“排斥”，亦非陈独秀或其他人基于个人好恶的“排斥”，而是那种与社会需求无关的阁斋写作再也没有生存之处，舞文弄墨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君子之雅”。当文学失去其仕途“敲门砖”功用时，它第一次变成了一个职业--过去千百年，文学在中国虽然香火隆盛，洋洋大观，但它从来就不是一种职业；它有助于表现一个人的修养、才情、道德和趣味，却不能使人以此为生，除了非常特殊的元代，普通地看，历代文人是靠做官维持个人生存的，而文学则只是做官的一种点缀，尽管是给人带来非常高的荣誉的点缀。而随着中国向现代性社会的转型，技术型官僚体系代替了儒官体系。
一般而言，文学再也不是做官的必备素养，但现代社会并未抹煞或降低文学的功用，而只是改变了其功用，亦即将文学也变成一种“技能”，同各行各业同一性质的那种技能--尽管它也承认在精神上文学享有高于一般行业的特殊社会意义--同时也创造出专门使用这种技能向社会提供产品、以此为生的职业：作家。严格意义上的“作家”概念，在中国只是二十世纪初方始形成；这些人从事写作，不是为了孤芳自赏，不是为了博美人一笑，不是为了求道解道……当然他们可以有这些动机，但归根结底他们首先必须为发表（出版）而写作。在现代，“陶渊明式写作”可以说基本上不存在了，即便存在，亦非“作家”所为而只能是非职业写作的其他人所为；作家的写作，必然是“发表型写作”，发表乃“作家”概念的题内之旨，选择作家为职业，就一定意味着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售自己的作品-这并不涉及情操问题，而是文学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后所面临的规定性存在格局。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规定性，文学概念日益趋向城市化。在古代，写作与城市既没有特殊的更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现在，除因某些极偶然或个别的缘故（迫于外因、性情古怪或故意作秀等）而隐居乡间者外，作家们云集于城市，越是大城市作家越密集。这种情形与其说是作家个人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现代文学的性质使然。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意味着更多的杂志出版社（亦即作家成功出售自己作品的更多机会），更多的媒体（亦即更好的推广和传播条件），更多的权威批评家、文学信息、文学活动、文学场合（即更广阔的前景和更有利的生长环境）……这就是一座现代大都市为其作为“文化工业”的文学生产所提供的典型的配套措施；也许李白时代不需要这些东西，但现代作家不行--现代作家无一例外是在上述配套流程中产生的，哪怕是鲁迅、老舍或沈从文。
以上四者，尽显现代城市与现代文学二者间至为紧密的联系和深刻渊源。尽管城市题材创作只是现代文学的一种或一部分，尽管有些现代作家可能一辈子也不曾关心过他居住的城市、对研究城市问题发生过兴趣，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城市文明对现代文学的那种制约与决定的意义，因为前者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制度性的。不论意识到与否，不论是否采取主动行动，现代作家随时随地、无时无刻不在同城市文化体系发生交往，并接受它的支配；他们发表作品、同出版方签订合约、依赖城市文化产业的传播原理和管道寻找读者--即使上面的行为他们一概拒绝，他们也无法使自己回避于城市文化对现代文学写作的思想与方式的规约之外。从这一意义上，应该说，现代文学更加体制化、更加无路可逃；古典时代的作家如果不认同正统文学，他尚可退隐田园，从事一种自娱式文学，现代作家则退无可退，因为文学本身已被纳入社会生产范畴，在这样一个按照工业化标准建立起来的社会里，文学只被允许是一种职业，你可以不从事这个职业，但如果从事的话，就不能以别的方式和身份。
深入探讨下去，百年来文学与城市的关系绝不仅仅是题材的，绝不仅仅限于“城市文学”这样一个文学品种问题。由于观念和方法上的原因，百年文学与城市的关系这一重要课题过去完全被忽视了，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和对文学的直接作用加强，始有学者注意到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加以研究，但着眼点则主要是题材的研究。而现在，当思路真正打开时，我们发现，现代城市这一社会进程与现代文学这一文学进程之间的联系，是全方位的、根本的，覆盖了中国文学转型的所有问题，其中，既关涉题材、人物、主题那种具体问题，更关涉某些很抽象的属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本质的问题--似乎可以说，现代文学是吸吮着现代城市文明乳汁长大的。
熊掌和鱼：现代性的悖论
但是，正像中国社会历史的现代性获得过程不是一帆风顺一样，现代文学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甚至在某段时期还呈现出逆向的“反城市”情绪。
究其原因，则为“传统”的作用。传统与现代性是一对如影随形的难兄难弟，对于非自愿非原动地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不发达国家民族来说，这对矛盾的彼此冲突和弥合，尤其内在于它的历史过程。但这二者的关系，并非割裂着的，相反重要的是，它们实际上有一种依存性，亦即，恰因现代性这一维度，传统作为另一维度才有意义，反之亦然。传统的意义与价值的彰显，以现代性追求为前提，否则它根本不会被意识和被强调。对此，吉登斯就“传统”所做的理论描述可谓深中肯綮：
“过去取向是传统的一大特性，但传统与现代性的区别，并不在于其仅仅面向过去而非展望未来（事实上，这样来表述两者的差异未免太过于鲁莽了）；相反，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都不是与（例如在现代性条件下的）‘连续性在场’相分离的孤立现象。过去的时间融人了现在的实践，同样，伸向未来的地平线也与描述过去的曲线彼此交错。”“传统是惯例，它内在地充满了意义，而不仅仅是为习惯而习惯的空壳。时间和空间不是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来的空洞无物的维度，而是脉络相连地存在于活生生的行动本身之中。惯例性活动的意义既体现在一般意义上对传统的尊重乃至内心对传统的崇敬上，也体现在传统与仪式的紧密联系上。仪式对传统常常是强制性的，但它又是令人深感安慰的，因为它所注入的是一整套具有圣典性质的实践。总的来说，就其维系了过去、现在与将来的连续性并连接了信任与惯例性的社会实践而言，传统提供了本体性安全的基本方式。”虽然乡土文学的因素一直存在，但从五四到三十年代，现代文学基本上是一种城市化的文学，它在思想上承袭着二十世纪初形成的“西化”或日“欧化”的强大思潮。这种文学排斥传统，以为文学的新生恰恰需要斩断传统的脉络。人们在观念上强烈渴望融人世界（其实就是“西方”）的、先进的（其实也是“西方”）的艺术方向，在形式、技巧、语言上激进地追逐欧式风格，而基本的创作风貌则表现出强烈的城市倾向。可以说，到那时为止，现代文学的主流与乡土中国自矜地保持着思想和审美上的距离，是不折不扣的现代城市知识分子的文学。
1942年5月，这种文学在延安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他指出上述文学以往“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他指责这种文学的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内心世界是由“资产阶级学校”培养起来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在未改造之前他们本人也只能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