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和穆旦的例子比较有代表性。他们都是相当优秀的诗人，尽管对他们的评价至今仍然存在着论争。他们在当代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曾经遭遇了创作的受阻，但他们的诗歌命运却又是那样的不同：艾青在落难新疆（1958-1975）也写过诗、报告文学，但几无文学质量可言；而在给友人的信中，同样失去写作自由的穆旦写道：“我至今仍旧日认为：人是只能或为理想而活着，或为物质享受而活着。享受到手，可能淡而无味；只有理想使生活兴致勃勃”（1975）。被打入文化底层的穆旦孤独地陶醉在拜伦、普希金的翻译中，尽管这种写作不为人所知，反而使他成就了更持久的诗名。在政治一体化的社会中，如何确立个人精神自我的独立性，在阶级、政治身份认同和自我指认的协调方面，知识分子诗人曾经有过深深的焦虑和恐惧。显然，这种身份认同的特殊性体现在他们的选择往往并非完全出于一种纯粹的个人的自由意志，但同样也并非毫无个人的选择性可言。
以上简单的比较和分析使我们理解到，身份认同问题突出地呈现在个人和集体（群体）共同构造、协商和保护他们的身份或自我理解的语境中。诚然，在这样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出身的、不同职业的个人在身份认同上，一方面受制于一时代的强势话语力量（话语权拥有者），另一方面，通过忠实于自己的精神选择，一个并不一定宣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或个人主义者的诗人（作家），仍然可以在有限的民主和文化氛围中，寻求自身的精神立场。发生在二十世纪末的一场诗歌论争，帮助我重新理解个人（尤其是写作的个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及其对写作的影响及其在当代文学发展和研究中的延续性。以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当代大陆诗人为考察对象，在经济变革和文化转型背景中，讨论将涉及诗人的职业身份变迁以及相关的自我想象、指认和文化身份认同等一系列问题。
经过“文革”后阶级斗争观念的淡化，约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诗人的职业身份复杂起来。大致而言，一方面，诗人在体制内的专职作家的身份功能基本弱化，这也许和九十年代中国社会一体化的体制的松动或部分分裂有关；另一方面诗歌场域的内在分层也日趋复杂。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诗人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有大学教员、杂志社、报社或出版社编辑、记者、国家公务员、公司职员、商人、军人，专职诗人寥寥无几，或者也只在作协供职，徒有其名。那些自由撰稿人（即自由职业者，自由作家）也完全不可能以写诗谋生。九十年代活跃的诗人可以从职业上归为三类。一类以自由撰稿人身份从事诗歌写作；不过，这类诗人往往不单纯写诗，他们更多涉足其他文类的写作，或以其他文类写作为主。如韩东、朱文等颇有诗名，但同时是更知名的小说家；于坚、吕德安、金海曙既写诗，也参与实验剧创作演出；诗人钟鸣更为引入注目的文学成就则在随笔写作上；据说，诗人柏桦还在写诗之余，为生计所迫充当“枪手”写作畅销读物。第二类是以从商者的身份写作的诗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从个体户到私营企业业主队伍的壮大，1993年，“非非”诗人集体“下海”，成立“成都市广达软工程公司”（BBB），推出所谓“中国首次语言大拍卖方案”，并策划设计一条“梦之船”，预想其于1993年6月6日漫游长江，构造一个属于诗人的“用语言创世”的梦想。九十年代诗人中当然也有不少成功的“下海”者，像万夏、潇潇等成为书商，一度没有体制内固定职业的翟永明，也于1997年与朋友在成都经营酒吧和书店；第三类是以文化职业为谋生手段的诗入；他们中大多是大学教员、编辑、记者、机关公司文职人员等，如西川、王家新、臧棣、陈东东、伊沙等。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相比较，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诗人的多种职业身份共存的现象，也许从另一方面应证了文化多元的当代特性。
然而，这里的归纳列举并不能简单地推导出诗人的职业与他们的诗歌观念或写作追求有某种直接联系，或不同职业的诗人之间有着某种写作差异上的规律可循。
实际上，从整体上比较九十年代诗人职业身份与既往诗人职业身份的变移，是为了显示出进入九十年代诗人们在文化身份的自我指认方面的变化，即展现九十年代中国大陆诗人自我认同的危机及其自我调整。回顾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在一体化社会体制内的诗人，其世俗生存与体制分配方案密切相关，其文化身份或自我想象也受限于体制化的要求和期待，诗人对自我的想象必然倾向于依附着庞大而集中的民族国家集体，因为诗歌在其中出演着举足轻重的文化角色。这种状况大约持续到八十年代中期，诗人钟鸣在他的《旁观者》中曾经有过非常细致生动的回忆，他记述了八十年代的朦胧诗人如同今日歌星影星一般的文化英雄角色。
也正是由于诗人与一体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间的密切关联，造成了诗歌艺术发展的局限。中国当代诗人曾经为艺术探索的自由精神要求与受制于一体化的社会体制要求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而付出过惨重的艺术代价。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关系的松动，被称为“第三代诗”或“后朦胧诗”的一代诗人不再处于那种体制性关系对写作的束缚之下。正如从一个个链结点上滑脱下来的螺丝，诗人在一体化这部结构趋予松动的机器中，已不再有效发挥使之灵活运转的作用。
在“民间立场”对“知识分子写作”展开攻势的1999年，“民间”几乎成为一个颇具世纪末气息的关键词，它似乎是一件制服，穿上就可以获得一个与官方、主流甚至学院区别开来的身份，它又筑造了一条可以让一群诗人逃逸其间，以便最终“浮出历史地表”的终南捷径。一方面，诗集或诗选集的出版以及研讨会的召开，得自商家的支持；另一方面，以销量不蜚的软性刊物《文友》为阵地，发表批评与谩骂混为一谈的杂论，进行所谓的诗歌论战。在这很难说得上独立、自足的“民间立场”中，一些诗人也颇为成功地获得了相应的文化资本。在著名的“盘峰论剑”中，人们所听到的，印象更深的，不是来自“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双方就九十年代诗歌发展存在问题的探讨和对话，而是讨论中某方或双方间的揭底、挖苦、嘲讽甚或谩骂。诗歌论争锻炼出文壕中的战将、文化英雄，这倒也不足为奇；媒体的炒作是明显的。
从文学场域的内部而言，这场论争无疑显示出诗歌场域内部话语空间的争夺关系。但这么说并非贬低诗歌论争的意义，实际上，其中隐现的若干文化命题更位鲜明地凸现了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空间中的诸多社会问题和中国知识界内部的精神危机。涉及诗人的身份认同、中国的社会人文地理的内部冲突、语言的意识形态、文化和文学批评传统以及大众传媒运作等等方面。
从另一视角观照发生在九十年代未有关”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我们将涉及朦胧诗之后一代诗人如何在面对八九十年代文化转型语境时，处理诗人身份的变移与认同焦虑问题。诚如人们所看到的，或许明确地说是由民间写作的鼓吹者们所挑明韵，自八十年代开始，’在被名之为“后新诗潮”的不同群体中，两种语言态度和价值立场的差异就已存在。不过，结论倒不像民间写作的鼓吹者们所急于推出的那么简单。事实上，我倒更关注于这两种语言态度和价值立场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发生的某些调整和变化的过程，以及由这一过程所确定的某种更为成熟的诗歌面貌。当被归人“知识分子写作”的部分诗人在1988年的《倾向》创刊号上，明确地选择了诗人的知识分子身份时，“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当代功能就已处于这部分诗人（包括部分批评家）写作的反思意识之中了。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或许可以说更早一些，伴随着对于第三代诗的部分文本的分析，当代诗歌价值取向等问题也不断受到讨论。在这些讨论中，另一种后来被称为民间写作的诗人们的写作，实际上得到过比较细致的分析与批评。如果说，在那一阶段的诗歌评论中，“民间写作”部分诗人的诗作受到某种不公正的误解--这些误解常常来自于对于一些诗学主张的夸大或误读，如对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的说法的误读，对周伦佑等“非非主义”诗学主张的由理论到理论的阐释等，那么，九十年代末，“民间写作”的鼓吹者们对于“知识分子写作”的批评，则同样是抽取部分被称为“知识分子写作”诗人的文本中的片断，由一种趣味性的阅读方式界定后者的写作风格，同时，将“知识分子写作”所体现的智性与思辨特征，指认为“贩卖知识”，而且还将“知识分子写作”所透露出的理想性和批判性曲解为对西方的依附等等。
在这先后不同的境遇中，一个微妙的差别在于，对八十年代“他们”和“非非”的批评更多来自诗歌批评界，而九十年代末的论争则发生在诗歌内部，诗人群体之间。这种差别正好也说明了诗人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经历的身份变移与认同的尴尬。由此，诗歌话语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之间构造了又一个时空断裂。
大众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复杂多样，本章只能截取一个个断面，对一些特定的大众文化现象进行描述和评析，对笔者而言，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尚待时机。
（撰稿：周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