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寻根文学的直接发轫，乃是肇源于拉美文学的成功，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化腐朽为神奇”的奇思妙想，使得其绝妙佳作《百年孤独》风行全球，拉美文学也因此而“走向世界”，这给了中国作家以启迪和信心，引发了他们创造奇迹的冲动，也立意要促使中国的文学走向世界。本来，中国的当代文学长期被西方所忽视，这很是刺伤了中国作家的自尊心，也激起了他们要“走向世界”的强烈愿望和悲壮感。因此，“走向世界”便成了中国作家的一个情结，一个梦想，这正如高尔泰所说的：“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在古老的文化背景下，这实在是一条转悠不尽的道路，也是一条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道路”。而且，作家们的这一心态并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所独有，而应当说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我国新时期的‘寻根’文学思潮，正是适应这种世界潮流应运而生的”。寻根作家适应世界潮流所作出的抉择就是“先回归民族，再走向世界”。而这一思维路向，也正与五四时期的作家相一致。鲁迅在谈文学的地方色彩的意义时曾经说过：“有地方色彩的，容易成为世界的”。在世界范围内的“地方色彩”，自然也就是民族性，当时的周作人也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谈论“地方趣味”的，他对这一问题似乎比鲁迅更重视：“我轻蔑那些传统的爱国的假文学，然而对于乡土艺术很是爱重：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成协和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否则是‘拔起了的树木’，不但不能排到大林中去，不久还将枯槁了”。
闻一多在《（女神）之地方特色》一文中则直接从民族文学的角度来谈论地方特色：
“将世界各民族底文学都归成一样的，恐怕文学要失去好多的美”，“真要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只有各国文学充分发展其地方特色。”因此，关于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问题，其实也是五四以来一直讨论着的热门话题，只是到了寻根作家这里，因为有了拉美文学的成功样板，这一问题便不辨自明，故而他们一门心思所想的是如何突出自己创作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甚或是越土越好，将文化之根追索到越古老越原始就越好。
这也使得寻根作家招来了几多指责，有人甚至讽刺他们寻根寻到了猴子尾巴上。当然，指责者也确实有自己的道理，寻根作家“原始”得过了头、“野性”得没了边的作品也确实给人以太古蛮荒之感，与人类文明的进化历程似乎是不相称的。然而，平心而论，我们只要将寻根文学的另一背景因素考虑进去，就可以明白他们这样做的价值。我们可以往前追索一下：寻根文学得到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直接启发，而魔幻现实主义又直接肇源于欧洲的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则又是在西方世界的反传统反理性特别是反科学主义思潮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因此，寻根文学产生的直接缘由是要向拉美学习，让中国文学也走向世界；但更深层的缘由则是要寻找一种“原始的”或日“野性的”思维方式，以弥补科学理性单面线性思维的不足。我们可以先看一看季红真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归纳：“阿城在对庄禅的推崇中，包含着对悟性直观的思维方式的认同（见《文化制约着人类》），而郑万隆以为‘远古与现代是同构并存的’（见《我的根》），扎西达娃从远古的神话故事和世代相传的歌谣中，从每一个古朴的风俗祀仪中，看见了祖先们在神与魔鬼，人类与大自然之间为寻找自身的一个位置所付出的代价（见《你的世界》），则使整体性把握世界的认知方式，更多地带有神话思维的特征。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认同选择这样的思维方式，但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作家们对民族原始思维的溯寻，孕育了神话式思维方式复兴的可能性。譬如，李杭育曾在《通俗偶得》一文中，主张文学的认知方式要依重‘直觉、经验、想象力构成的智慧’，而神话式思维显然是以想象力为思维动力的。虽然每个作家重视的认知方式各有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不再满足理性的认知活动，更重视艺术的直觉，艺术的想象，艺术的还原、重构”。因此可以说，寻根文学的出现，是带着两重目的或者说是具有双重意义的：既要走向世界，又要寻回民族文化之魂特别是思维方式上的优势。而这所照应的，又恰好是世界“现代性”的新潮流。
应该说，寻根作家的努力是收到了成效的，2000年，终于有一部“中文小说”第一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不能不说是寻根作家辛勤努力的结果。‘虽说这部小说还不能代表寻根小说的最高水平，但也具备了寻根小说的共同特征。当然，寻根文学“对民族原始恩维的溯寻”，其收获最大、真正能切中中国文化根脉的，则还是韩少功和陈忠实，也只有他们的溯寻才是具体而实在的，将他们二人所得的结果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体现东方文化的优势，才能真正解救现代科学理性的单面线性思维之弊。就儒家仁学的思维方式来说，它所重视的是具体关系，而在“二人”的关系中，它一定要确定谁为“尊”谁为“从”的问题，这对于我们在处理外来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关系时应该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也就是说，在这“二者”的关系中，必须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尊”以外来文化为“从”，这一对“尊从”关系如果不能确立，我们就无法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也就谈不上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儒家仁学的思维方式容易从“一元独尊”发展到“惟我独尊”，这就可能会引发拒斥外来文化甚或否认他民族文化的夜郎自大心态，于是就需要用楚文化特别是道家的思维方式进行调剂，楚文化“合一入神”的思维方式，可以让我们将外来文化整合进民族文化，使之成为一个整体；而道家的“圆融”，则即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吸收外来文化，也可以帮助我们以平和平等之心对待他民族的文化，并与之和平共处。
寻根文学对“民族原始思维的溯寻”，其最大的价值则还是体现在文学创作方面，我们可以借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来说明其意义。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曾高度评价了原始的“野性思维”在现代的意义，他这样总结野性思维的特点：“我们称作‘野性的’而孔德描绘为‘自发的’这种思维活动所具有的突出特点，主要表现在它给自己设定的目的是广泛而丰富的。这种思维活动企图同时进行分析与综合两种活动，沿着一个或另一个方向直至达到其最远的限度，而同时仍能在两极之间进行调解。”从列维·斯特劳斯的总结中可以看出，野性思维的“目的广泛而丰富”，它决不是单面线性的思维，其思维路向宽广而灵活，列维·斯特劳斯用了一个比喻，说它像修补匠的“修补术”，可以随意地将本不相干的东西补缀到一起o其实，这一比喻仍是现代理性单面线性思维的结果，因为只有在单面线性思维的观照下才会有所谓“本不相干”的观念，在野性思维的观照下则没有“本不相干”的东西，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相互沟通并可以相互往来相互转化的。
诚如是，当年的屈原才可以乘龙驾凤，与天地鬼神相交通；老子才可以齐生死等祸福，庄子才可以泯灭蝴蝶与庄周的界线，真正做到齐物而逍遥，这其实也就是楚文化之所以“绚丽”的缘由。今天，我们的创作如果也想“绚丽”起来，那首先就得让作家的头脑“野性”起来：能够与天地鬼神古人今人正常人非正常人等自由地相交通，而决不能将它们看做“本不相干”的东西。如果没有这点“野性”的自由，我们的想象空间就难免显得促狭而贫乏，我们的艺术殿堂就难免显得色彩单调。因此，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就像国立公园保护野生物种一样，艺术殿堂应该保有野性思维的存在。寻根作家从“民族原始思维的溯寻”中找到了野性思维的“优势”，将它激活并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于是就有了一个丰富多彩而又显得魔幻怪诞的艺术世界。这个艺术世界决非屈原庄周的重复，而是一个有着强烈民族特色的“现代”新世界。因此，寻根作家所寻出的东西虽带有“原始”的特征，其意义则是“现代”的。
在寻根作家中，将具有民族特色的陈旧观念寻出来，而与“现代性”发生冲突的作家当然也有，贾平凹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八十年代中期盼贾平凹，以一部笔记体小说《商州初录》而备受世人关注，并被视为寻根文学的实力派作家。《商州初录》承续的可以说是沈从文的路子，同“边城”是沈从文的故乡一样，“商州”也是贾平凹成长的地方，这里的民风也同样淳朴善良，在淳朴民风的熏陶下，这里人人都有一颗纯洁无邪的美好心灵。作者显然也有用这种美好心灵去救城里人“现代病”的意思，所以作品的结尾说：“城里的好处在这里越来越多，这里的好处在城里却越来越少。”‘贾平凹长期浸润于秦汉古老文化之中，自然会体验到它的厚重和朴实，他将这种“文化之根”寻出来，试图使之成为自我和全社会的民族精神，这确实是大有好处的。但是，贾平凹与沈从文毕竟不一样，他还是太喜欢“城里的好处”了，所以在后来的作品中，贾平凹所描写的便大都是“城里的好处”对山里淳朴民风的冲击，而且绝对是“城里的好处”获胜。譬如信守传统文化的韩玄子就非败给靠开加工厂致富的王才不可（《腊月·正月》），老实巴交的木犊反不讨妻子黑氏的喜欢，在一个中秋之夜她竟跟着敲钟人来顺私奔了（《黑氏》）；尤为对比鲜明的是禾禾和回回，禾禾从不安生种田，折腾来折腾去，最后竟折腾富了，回回老老实实地种田，辛辛勤勤地劳作，却越来越穷（《鸡窝洼人家》）。作者显然是要告诉人们，像回回这种人仅凭老实和勤劳已经无法生存下去了。
特别是作品的最后，回回被证实没有生育能力，这似乎意味着，像回回这种人就该断子绝孙。由此看来，贾平凹的文学寻根并不是为了给现代中国人找到一个精神家园，而只是为了赶赶当时的寻根风潮而已，所以，一进入九十年代，在商品大潮的影响下，贾平凹的创作立即就转了向随了俗了，《废都》便是最好的证明。这部小说还未出版，就被媒介炒作为“当代《金瓶梅》”，如果仅从性描写和性观念来说，它确实太像《金瓶梅》了。关于性描写姑且不去说它，仅就性观念而言就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陈腐不堪。
作品中所描写的，是绝对的男权中心，男尊女卑。在庄之蝶的眼中，女人只不过是一件玩物，他可以随意地玩唐婉儿，玩柳月，玩阿灿，乃至于将旧恋人景雪荫恶作剧般地玩弄之后又一脚踢开；特别是柳月，先是供庄之蝶泄欲，后又将她当做礼物送给市长的傻儿子做媳妇，而就在新婚的前一晚，还要送给庄之蝶享受一回。这些女人除了作为庄之蝶的施欲对象外，就什么都不是，这不正是古代士大夫常有的、《金瓶梅》之类的古代小说中常见的陈腐不堪的男女等级观和性欲观？庄之蝶的生活也正是沈从文当年所要极力抵制的“灯红酒绿的放荡生活”，因此，贾平凹的文化寻根如果说在《商州初录》中还可以看到一点沈从文的影子，那么到了《废都》里则完全走向了反面，特别是作品中陈腐的男女等级观和性欲观，从任何意义上来讲，都是与“现代性”背道而驰的。
现代性源于西方，但历史演进到今天，已经使得现代性具有了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在中国，无论是反传统的趋新或是恢复传统的怀旧，都脱不了“现代性”的框架，都是一种现代化的努力，然而，其侧重点则是决不相同的。发轫于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虽然目标是反传统文化，立意要刷新的也是人的精神，但根本目的却不在精神的层面而在物质的层面，因为社会制度的革新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乃是其时的当务之急，文学自然也不能超脱社会的政治、经济之外，所以“乡土文学”所谋求的现代性落实到根本上也就是要增强民族国家的经济实力，使中华民族凭借着物质力量强大的国家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到了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其“寻根”的根本目的却已不在物质层面而在精神层面，虽说综合国力的增强仍是当务之急，而经济实力在综合国力中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外部的军事压力毕竟已减轻，作为民族国家的独立地位也再难撼动，文学也可以有余闲来关心人的精神存在了。所以，“乡土文学”和“寻根文学”虽然所关注的都是“现代性”问题，但前者侧重于“现代国家”的物质性存在，后者则侧重于“现代民族”的精神性存在，这或许就是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这种区别当然并不意味着“寻根文学”脱离经济脱离社会生活更远了，而是因为在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生活变动不居的今天，人们更需要精神的稳定性，因为“人的精神需要栖居之所，在政治变幻莫测，经济此消彼长，人们的生活飘泊无定的现代社会中，传统的历史文化就成为一种相对稳固和深厚的精神家园，由此人们不但获得了精神上安身立命的归宿感，而且也拥有了和外部世界联系和沟通的基础”。而在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中，对民族文化乃至民族身份的认同，却也正是经济全球化所“逼压”出来的一种带全球化倾向的文化现象。
（撰稿：陈仲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