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以进化论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新世纪初，中国以加人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标志，实现了汇人全球化进程的关键一步。至此，建立现代化民族国家的百年梦想，恍若一道晨曦跃出历史地平线，终于越来越频繁地变成我们周围生活的各种景观。随之而来的似乎应该是一场告别仪式：宣布现代性话语的终结--中国即将进入后工业社会，并融人后工业社会语境。实际上，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学术界不断涌现的后现代主义舆论，已经把这种意向推举到世人面前。但让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这种历史进化论的理解问题方式，这种前与后、新与旧的言说方式，却依旧属于现代性话语范畴。以现代性方式来宣布现代性的“过时”或终结，不免显得有些滑稽，让人有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话语的消解，并不意味现代性话语的完结。反之，伴随着一系列消解过程的正是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彼此缠绕的过程。而且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所不同，在以现代性为普遍倾向的全球化时代，在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的经济利益逐渐跃居首位，国际互联网打破国家与区域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使无论多么偏远地域的人们都成为地球村的居民，都与国际金融贸易市场发生联系与交往的今天；同时也是在现代性越来越受到人们反思的今天，那些现代或后现代理论已经不是“拿来”与“接受”的问题，或者说，它们并非外在于我们的生活，不是一些外部因素与我们偶然相遇，而是在我们的本土实践中已经产生这种言说的必要，成为理论与现实都无法绕过去的问题。以为某种理论的发源地一定享有使用它的优先权，或者外来的理论与本土实际具有不可跨越的距离，这种逻辑已经不攻自破。正如我们经历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交错繁衍的历史，我们对这些理论不仅不感到陌生，反之，就在它们往往被当做西方话语在世界普遍流行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史则以鲜明而富于个性的内容表明着自己的他者身份，表明它与现代理论格局的互动状态，还有这种历史自身交错繁衍造成的生动局面，都在不断扩大理论的多边性内涵，为现代理论结构提供了生机，而不至于使其陷于一隅，变得凝固而僵死。
现代性与消解现代性的写作，其实也可以看做是对历史不同的认识和表达方式。虽然文学与历史历来被看做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对一个历史学家说他的书是神话一定会使他感觉受到了污辱”，但是，“当一个历史学家的规划达到一种全面综合性时，他的规划就在形式上变成神话，因此接近结构上的诗歌”。新历史主义的倡导者本意也许是想在原有的历史结构之外，尝试对历史做一种新的阐释，于是他们把目光转向文学，因为在这个领域，同一段历史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予完全不同的表述。当历史叙述以恢复历史本来面貌而自诩的时候，新历史主义使人们突然意识到，现存的历史其实是人们叙述中的历史，必然多少带有叙述者的烙印，标志着一定话语权力对写作的影响，而不可能还原于历史自身。
这一点恰如文学对历史生活的关照。文学作品对历史细节的发掘，形成重新叙述的基点，并使已经变得让人无话可说的宏大叙事，又生发出重新讲述的可能。中国历史悠久，也是世界上格外重视历史的国度，论从史出，以史为鉴，都是历史学留给我们的有效治学方法。文学史写作就其基本性质而言更偏重史学的训练和准备，借鉴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深入挖掘和仔细研读史料，是文学史写作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前提。如果我们经过这样的努力可以证实，中国在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由于它的后来者地位，还有它相对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他者身份，存在着现代性和消解现代性彼此缠绕的过程和基本线索，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重新审视已经形成的被叙述的历史，对以现代性话语进行种种单一描述的历史进行改写和重构。这样做，也可以说是受到有关新历史主义讨论的启发，但却并非是以一种全凭想象的“诗学方式建构历史”；而是我们在重读二十世纪文学史时，在历史叙述的间隙，或是在被涂抹、被忽略之处，发现了这种重写的可能。
现代性与现代革命叙事
中国的现代性历程“从头说起”，总要追溯到一百多年前，西方帝国主义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屈辱历史。因此，中国启蒙者变法维新的一系列举措，更为迫切的是应对有如燃眉之急的国破家亡的现实，这也是他们与西方启蒙者在出发点上明显不同的地方。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后来者身份，使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样的闻题：我们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却不断遭受西方侵略者带来的蕾难，这让人禁不住追问：“为什么先生总是侵略学生？”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把回归前的香港作为个案，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试图解答启蒙作为一种历史话语的局限性：由帝国主义侵略而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在本质上，无法推行启蒙精神。启蒙，即是要通过教育使他们自觉到作为一个自然本体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觉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处的情境。这，殖民政府不能做，因为唤起被统治者的民族自觉，就等于让他们认知殖民政策宰制、镇压、垄断的本质；自觉是引向反叛和革命之路”。这一结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有香港回归前的景象作为依托：
……我们试从会考到打政府工（当英国政府文员），或会考后入港大再到留学英国回到香港当新闻官、督察等这条线索来看，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间，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左右两岸政治舞台的黑暗面，而且能公开讨论而不受干扰。
但如果我们写香港人民族意识空白的病因呢，是不是可以？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再进一步问：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作家有没有深探过这个病因？如果没有，或者说，有也是隐晦的，有也是凤毛麟角，为什么？说得更清楚一点，他们有没有或可以不可以写殖民政策下意识的宰制和垄断的形式？能触及和反映在这个体制下的挣扎和蜕变（这当然包括中国意识与殖民政策的对峙、冲突、调整、有时甚至屈服而变得无意识、无觉醒到无可奈何的整个复杂过程）才算香港文学。写台湾某一个时期的唯美或写大陆的普罗都不能算，除非同时是在上述的情结中辩证出来的。
（同上）
这种现实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这里的引述意在说明，现代化并非一床锦被，尽可遮盖一个民族在身份认同当中所遭受的屈辱，以及非自觉状态。同时它也表明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在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冲撞与融会之间，由于其后来者和他者的身份，在现代性发生的同时，它也不断遇到来自本土的消解力量。或者说，由于这种特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呈现出与西方国家十分不同的景象。因此文学对这段历史的表述，也必然出现格外复杂与多元的局面，甚至在某些时候，近似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叛和消解。这并不是说中国更早地出演了西方从现代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百年历程；而是说，作为相对于西方现代社会的后来者和他者，它对启蒙话语的接受，那种急切地想实现现代化的心理，还有对这一进程的犹疑与批判，都表现了本土身份特有的姿态，而有异于欧美的现代启蒙传统。
对传统激烈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也是构成现代性历史叙述的基本线索。但随着九十年代人文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对传统与现代性的重新认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新解读，成为现代文化及文学研究的新趋向。这一趋向，为重新认识现代文学史找到新的视角，也为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新命题，比如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再认识，提供了历史依据。九十年代中后期，王晓明对形成五四文学传统的文学机制，特别是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的刊物和社团，进行了深入剖析。对他的研究，也许不能只理解为给以往的历史做翻案文章，而是他在意识到现代性产生的合理性同时，打破二元对立僵局，从审视现代性的角度，对历史构成的复杂因素进行了充分发掘。例如他以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刊物《新青年》为例，指出《新青年》“个性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实效至上的功利主义”，并“不惜在论述上走极端的习气”。但这并不是说，像陈独秀和胡适这样的学者是一群思想或话语的“暴徒”；实际上，在社会转型的时代召唤中，他们是一群敏锐的历史先觉者，因而也是立意要改造祖制、决心造反的“不自量力”者。“他们原本就是要攻击旧传统，要‘除恶务尽’，怎么会愿意受那套学术辩论规则的束缚呢？黑暗那样深厚，人心那样麻木，你要想摇动它，唤醒它，就只能放大嗓门，以制造刺激性的效果”。这种追求刺激性效果的真正动力，正源于本土对现代性强烈的呼唤。
他们之间的观点分歧，以及争论中剑拔弩张的气氛，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参与现代政治的历史投影。他们在文化论争中所表现的激进姿态，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出中国现代政治变革之初所采取的激进范式。“从钱玄同提倡废除汉字，到张崧年主张‘把行了几千年的婚姻制度从根废除’，种种惊世骇俗的主张，从《新青年》上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无不令人感受到“全盘西化”的“绝对主义的迫人气焰”（同上）。不过这也难怪，当时的社会变革正处在民族生存危若累卵的形势下，变与不变，牵系生死两界，所以《新青年》那些“狂热的启蒙主义者”所拥有的“居高临下”的救世主心态，甚至其中有意的偏激与执拗的冲动，都可以找到可辩解的理由。
在如此摧枯拉朽的新文化运动中，文学是“实绩”斐然的领域。翻阅新文学大系中的小说，鲁迅《狂人日记》对旧传统的批判自不必说，有些作家的作品虽然“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霎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是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鲁迅在这里谈到的作品基本上是民国初年的创作，“1926年后之作即不录，此后的作者的作风和思想等，也不论”（同上）。
而正是在此之后，革命文学兴起。实际上，革命文学和后来左翼文学的兴起，是新文化运动中激越的革命精神的延续。然而，鲁迅在大革命失败以前，曾对革命文学中普遍存在的“八股”倾向十分不满：
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厉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
这的确是在革命文学日渐高涨时代的不和谐音。鲁迅对革命文学只看中挂招牌，“只在吹嘘同伙的文章，而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作品虽然也有些发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的倾向，颇不以为然。1928年，鲁迅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曾写过一篇文章《扁》，对分歧的实质做颇为生动而形象的说明。《扁》中说：“中国文艺界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介绍这名词的涵义。”接着鲁迅在文中讲了一个“乡间的笑话”有两位近视眼要比眼力，约定到关帝庙去看新挂的扁。他们早都从漆匠那里探得字句，但因探得的字句详略不同，就争辩起来，都讲对方在说谎，却又无可证实，于是一同探问一个过路的人，那人望了一望，回答说：“什么也没有。扁还没有挂哩。”在鲁迅看来，当时周扬等人鼓吹的“革命文学”也可作如是观，在鲁迅这一面，厌恶赶时髦的风气，也不满那种对问题不求甚解、浮夸而投机取巧的为人与为文方式；而在革命文学的倡导者这一面，本来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准备与训练，其中许多人曾留学日本，而那时的日本，左翼思想运动蓬勃发展，普罗文学十分盛行，便从日本左翼运动的普罗文学中吸取一些理论，便以新知识、新理论的代表自居而傲视文坛了。
然而，中国的历史向来不是纯粹的学问中的历史，也不会按照一种书本的逻辑发展、演进。特别是在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趋势中，左翼文化运动中的革命文学尽管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如火如荼，却有人发现，原来“扁”还未挂，革命文学的理论和创作实绩乏善可陈；然而，鲁迅所说的“空空洞洞的”争论的话题，却随着历史的推移变为现实。左联成立，左翼文学兴起，阐发左翼思想和鼓吹左翼思想的革命文学恰逢其时地获得蓬勃发展的历史空间。尽管鲁迅曾指出革命文学的种种问题，但即使在其开始阶段，他也并不否认这种文学具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作者“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同上）。而且他本人后来也积极地投身左翼文化建设的潮流。由此可见，向传统社会挑战，建造新的文学体式，是五四时代一代启蒙者梦寐以求的心愿，尽管他们已经发现了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