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形成及发展历程一直被一些标志性的时间、事件和文本武断地分离，而这些时间、事件和文本主要是以厚重的政治蕴含而获得分离和命名历史的特权。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叙述中，总是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宣言，它们宣告“结束”和“开始”。历史在不断的“结束”和“开始”的交替中断裂。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起源及其发展，主要是以政治运动及意识形态变动而完成历史定格。我们当然不是说文学可能超越政治、超越意识形态而发生和发展；而是说，文学是一种更复杂的人类精神的象征行为和情感表达形式，它与历史及社会实践有着更深刻更广泛的、更多样的联系和互动方式。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并不是简单明了的决定关系，而更有可能是一种平等互动关系，并且有着更深层的历史动机把它们加以铰合或分离。
确实，我们称之为当代中国文学的这门学科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我们从来是在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来建构这门学科，这使它一直无法有效地反省自身。试图跳出既定的思想框架，寻求新的理论出发点，成为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共同努力方向。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强烈反响。文章认为：
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致力于打通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学科分野，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化的历史进程从整体上来把握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它包含着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中国向世界的融合；以新的语言审美形态表现变动时代的中国民族意识和历史变革等方面的内涵。文章纵横捭阖、视野开阔、思想锐敏，颇有振聋发聩的气势。文章显然是针对中国几十年来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强行分割历史阶段的做法有感而发，特别是对意识形态划定的文学史叙述有深刻的歧见。但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文章不可能采取驳论的写法，而是采用了正面阐述的论说。文章的意图非常清楚，它之所以能产生强烈的震撼力，也正在于它说出了人们郁积多年的学术期待：理解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有必要从整体上加以重新把握；有必要找到新的理论起点。确实，近代、现当代中国文学之所以划分得壁垒森严，并不只是因为人们对时间和专业范围的有限性的清醒认识，更重要的在于，它固定住了意识形态的命名和给定的历史涵义。
文学共同体对于文学史叙述的刻板的时间体系和意识形态命名有着强烈的反思。1989年，汪晖发表《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一文，该文在清理鲁迅研究的历史及其发展逻辑时，尤为尖锐地指出鲁迅研究的意识形态概念化特征。“鲁迅研究本身，不管它的研究者自觉与否，同时也就具有了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性质。”汪晖随后进行一系列清理五·四时期以及近现代转型时期的思想史范畴的研究，他力图去开掘现代思想起源的社会历史基础，清理那些思想范畴的相关逻辑结构。这些都预示着在我们业已建构的历史叙事之外，有着更为丰富复杂的历史蕴含。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期，王晓明、陈思和提出“重写文学史”口号，其观点立场，可以看成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呼应。他们认为，过去的文学史写作乃是依据意识形态给定的意义和标准，实际是政治话语的翻版和延续。他们宣称：“把文学史研究从那种仅仅以政治思想理论为出发点的狭隘的研究思路中解脱出来。”九十年代后期，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潜在写作”和“民间意识”作为理论支撑点，重新清理现当代中国文学史，毫无疑问，他们的清理是开创性的，并且卓有成效。当然，不管是“潜在写作”，还是“民间意识”这个概念也有其复杂的一面，也需要经过细致的清理。某种意义上，也如李杨所追问的那样，“潜在写作”关涉到文学史叙述的至关重要的版本问题；而“民间意识”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复杂的同构关系也要具体分析。不管如何，这些探索和争论都表明文学共同体的一种努力，那就是回到更丰富复杂的历史本身。
所有这些，都表明文学共同体中出现韵创生力量，重新审视历史的总体性，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不再是以必然性的结构推演其历史行程，毋宁说是多种叙事话语拼合而成的精神地形图。而现代性则使其具有方向和形状，使它在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同时，又包含着内在的分离和关联，转折和断裂。近年来，理论界对“现代性”问题表示了较高的热情，但如何回到文学本身，并且与文学史和文学文本的具体关联中来理解现代性，依然是一个未加深究的问题。也就是说，不应该把现代性看成一个篮子，把现代以来的文学都扔进这个篮子就完事，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地形图，看出文学在复杂的历史情势中，所表现出的可能性，以及反抗历史异化的力量。有必要强调的是，现代性并不是我们重新建构历史总体性所依靠的一个巨大的脚手架，相反，它是我们置疑业已建构的历史总体性的一个反思纲目。
总之，现代性既是一个可能一以贯之的视角，又是一种质疑和反思。当然，最根本的出发点在于，回到历史变动的实际过程；回到文学发生、变异和变革的具体环节；回到文学文本的内在结构中去。因此，我们设想，从总体上把握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只有选择“现代性”这个概念，以此作为一个基本视点，贯穿于二十世纪的文学历史。从这里透视那些发展的脉络，那些断裂意指的剧烈变革，那些不断更新的动力所标示的趋向。
一、关于现代性的起源及理论准则
“现代性”显然是近年来学术界热门的一个概念。但现代性的确切定义却并不清晰，至于它内在的复杂含义，它所折射的张力关系，并没有得到恰当的清理，在西方的思想史研究中，现代（modem）一词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其拉丁词形式是“modernus”。德国解释学家姚斯在《美学标准及对古代与现代之争的历史反思》一书中对“现代”一词的来历进行了权威性的考证，他认为它于十世纪末期首次被使用，它用于指称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过渡的时期，目的在于把古代与现代区别。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种面具》中，追究现代性观念起源于基督教的末世教义的世界观。历史学家汤因比在1947年出版的《历史研究》一书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黑暗时代（675-1075），中世纪（1075-1475），现代时代（1475一1875），后现代时期（1875-至今）。他划分的“现代时期”是指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
而他所认为的后现代时期，即是指1875年以来，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崩溃为特征的“动乱年代”。按照“现代性”最权威的理论家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一词为了将其自身看做古往今来变化的结果，也随着内容的更迭变化而反复再三地表达了一种与古代性的过去息息相关的时代意识。哈贝马斯指出：“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很显然，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正如汪晖所概括的那样：“现代”概念是在与中世纪、古代的区分中呈现自己的意义的，“它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这种进化的、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之中。”在汤因比视为“现代时期”的后期，以及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崩溃的1875年以来的后现代“动乱年代”，正是现代性重新规划社会组织制度、新的法制体系、世俗化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认知方式的时期。我们所理解的现代性，也正是在以上诸多方面展开的一项强大而长期的社会变革和精神变革。要准确标明现代性起源的年代是困难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分析模式大相径庭，分歧颇大，但大体上倾向于认为，现代性的缘起与资本主义起源密切相关。
当然，这又面临一个问题，资本主义起源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论述中并不是十分清晰。马克思对这一时间标记也显得比较犹豫，马克思从商品与市场的两极分化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得以产生的根源。马克思把这个日期定在十六世纪，因为当时正值大西洋的远洋航线开通的时候，这使商品、劳动力和更大范围的市场交换和流通成为可能。法国历史学家费·布罗代尔则把“漫长的十六世纪”（即1450年起至十六世纪）看成资本主义起源的时期，但他甚至把萌芽上溯至十二、十三世纪，他认为那时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布罗代尔赋予工业革命决定性的作用，并把世界的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十八世纪前和十八世纪后，十八世纪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真正诞生的标志。由于资本主义起源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就不能把现代性起源与之简单等同起来。现代性的起源应该是一个更广泛更深远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历史变迁过程。以此看来，把十八世纪启蒙主义运动兴起看成现代性缘起的时期比较合理。
由此看来，现代性应该从两方面去理解：其一，社会的组织结构方面：现代性标志着资本主义新的世界体系趋于形成，世俗化的社会开始建构，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之相应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其二，思想文化方面，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开始建立，教育体系以及大规模的知识创造和传播，各种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持续产生，这些思想文化不断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发展。
在人文学科的思想家看来，现代性更主要体现在精神文化变迁方面。马克斯·韦伯从宗教与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分离角度出发来理解现代性。这种分离构成三个自律的范围：科学、道德与艺术。自从十八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观中遗留的问题已经被分别纳入不同的知识领域加以处理，它们被分门别类为真理、规范的正义、真实性与美。由此形成了知识问题、公正性与道德问题、以及趣味问题。科学语言、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生产与批评都先后专门设立。文化每一领域内的问题都成为特殊专家关注的对象，文化的这种职业化趋向使社会的认知体系和实践行为分别形成了三个内在结构：认识--工具结构，道德--实践结构，审美表现的合理性结构，每一结构都成为特殊专家的掌控对象。启蒙主义哲学家相信通过科学与艺术，人类对世界、自我、道德、进步、公正性的认识和处理会趋于无限完善的境地。只是二十世纪的历史打破了这种理想化的宏伟意图，而对现代性的反思成为人文学科的重要主题。
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方案、一项未竟的事业。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理解显然受到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他在讨论现代性的时候经常引证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启蒙思想家的现代性方案设计也就是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客观科学、普遍化道德与法律、以及审美的艺术方面规划人类生活。现代性设计有意将上述每一领域的认知潜力从其外在形式中释放出来。“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种特殊化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来合理地组织安排日常的社会生活。”哈贝马斯采用一种批判性的总体性的社会理论，他高度评价早期资本主义的公共领域，批判它在当代社会中的衰落。哈氏并不否认文化的现代性也面临困境，但现代性的原初动机并不要为此负责，它不过是现代性社会化的后果，同时也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问题。哈贝马斯担忧对理性的拒斥将会导致理论和政治的危险后果，因而他竭力维护他所说的现代性尚未实现的民主潜力。哈氏并不认为现代性完美无缺，但他坚持认为现代性在其早期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在后期出现了问题，他为现代性作的辩护就是要激发现代性的潜力，使之在当代生活实践中依然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合理化的艺术或审美，成为哈贝马斯释放现代性潜力的重要途径。在他看来，在十九世纪，从浪漫主义精神衍生出来的、摆脱了所有特殊历史束缚的激进化的现代意识已经抬头。美学的现代性的精神和规则在波德莱尔作品中呈现出明显的轮廓。这种美学的现代性仅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造成了一种抽象对立，更不用说从现代主义与今天的美学态度之间构成的联系。他说道：“从某种角度来看，我们仍是与首次出现在十九世纪中叶的那种美学现代性同时代的人。”哈贝马斯因此与后现代主义展开持续的论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