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主张全盘现代化的知识分子还是向上述治国之道发起了一次挑战。作为现代（西方式）教育的产儿，同时也受到来自斯大林时代之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变化的刺激，那种一直潜伏着的来自现代性意念的呼唤终于在他们心中响起，促使他们去表达某些与民主、自由、法制等“资产阶级”社会理想相关的意志。这场冲突，客观地反映了现代中国历史上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两种观念--“完全现代化”的观念与“有限现代化”的观念--之间的由来已久的分歧。但是，他们所代表的阶层，无论就人数还是普遍性上看，力量极为悬殊；前者只是代表知识分子和一小块城市社会，后者却代表着广阔的盘根错节的乡土中国，以当时中国的现代化程度而言，前者的不合理与失败命运乃是必然的。但这一事件，反过来倒的确印证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已揭示出来的矛盾，使知识分子问题在毛泽东式现代化战略中的位置更加突出，而“反右”则终于不以思想改造的间接方式而以政治的直接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可以说，“反右”实际上给五四以来中国在现代转型过程里有关文化、价值走向的争执划上了一个阶段性句号，将思想统一到了毛泽东的路线上来，这是继毛泽东在政治军事上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建立新中国之后进而在文化上所取得的又一个关键性胜利。
对知识分子的斗争、批判与改造，根本意义在于切断了中国与欧美文化圈的所谓具有普遍性的现代化模式的精神联系，从而得以拒绝承认其普遍性并开展适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验。应该说，毛泽东一直致力于这样的探索，虽然后来走到了死胡同中，但他的理想在于为中国设计一套非欧美的现代化方案，而不是使中国回到古典时代--不管他的某些政策看上去多么接近于古典形态。
在这种现代化方案中，城市文明绝不可能是受益者。因为城市文明在诸多方面命中注定地有一种“资本主义性质”。“城市似乎总是提供了自由”，“城市是逃离土地、摆脱封建劳动和农奴地位、摆脱封建专权的空间”，“与农村压抑的一致性相对（不管多么不确切，农村也被幻想为性压抑的地方），城市在传统上允诺多样性和冒险，并且常常与犯罪相关，就像伴随享乐和性满足的想象不可能与越轨和犯法相脱离一样。”城市就其本质而言无法不是商品化和消费文化的“梦幻世界”，“新百货商店和过街商业场点就是供奉、朝拜商品的庙宇”，它引诱并满足着一种“商品崇拜特征中非生物性性欲”，在典型的现代城市中“大众媒体，好莱坞电影、不断增长的广告及电视事业”，“无止境地复制着商品世界”，而这一切则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原理：“经济生产不应该与短缺而应该与过剩相联系。实际上，生产的目的就是毁灭，关键问题就成了怎样去应付铺张、该死的耗费，怎样去面对过量的能源被转化为过剩的产品与商品，怎样去对待一个熵和失范之极限过程。这样，为有效地控制增长、管理剩余产品，惟一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游戏、宗教、艺术、战争、死亡等形式去摧毁和浪费这些过剩产品。这又可通过礼物、供祭、消费竞赛、狂欢、炫耀型消费来完成。根据巴塔耶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试图引导铺张，使之成为一种全面的、无止尽的经济增长。”而商品化、消费主义给城市文明所必然带来的一个特征，是社会和文化上的多元主义和“民主风气”。实际上，毛泽东时代对这种前景的拒绝，不单单有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也有中国自身传统--农耕文化的价值观-一的原因，如果翻一翻《千字文》一类旧乡塾的开蒙课本就不难找到答案。因为要加速工业化的缘故，国家不得不增加城市的数量、扩大城市的规模，但与此同时，又以极高的警惕性防范着各种“城市病”，把城市当做一种危险事物严加看管，这包括对城市户口实行严格的行政化管理，以配给制供应抑止城市的消费性质，以强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干预限制城市文化的发展、降低其丰富性和活跃程度等。
所以，尽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中国城市化率较前半世纪大幅提高，但整个城市文明的水平反而下降了。上海再次成为典型：这座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三十年代远东最大都市，虽然凭籍其雄厚的工业基础和技术、人才优势继续扮演着最大工业基地的角色（其每年上缴利润竟占全国六分之一左右），然而，它作为一座现代大都市的色彩、活力和文化内涵却一点点地丧失了，五十年代后直到八十年代末它被市场经济再次激活以前，上海的城市外观几乎保持不变，外滩、南京路、淮海路只是诉说着旧上海的全盛，而拥挤破旧的弄堂则全然没了往日的风韵；也就是趁着上海“衰落”的时候，曾经远远瞠乎其后的东京、香港、新加坡却纷纷崛起，用发达的商业、金融业、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夺走了原本属于上海的荣耀。一位九十年代的上海作者在描述他所生长的这座城市的历史时说：“六十年过去了，人口不断地增长，南京路却没有拓宽一米。”书中还提到一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在上海生活过的美国记者赖斯顿，此人在尼克松访华后重返久违的上海，然而，“那天晚上赖斯顿发回电传，标题是：在老手看来，一切毫无变化。”上海的衰落是建国后中国城市文明发展停滞的最突出的例子，但不是惟一的例子；上海尚且如此，何况天津（这座曾与上海齐名的中国最早的国际化都市，至今雄风不再）、广州（且看它与邻近的香港繁华程度何等悬殊，然而倒退七十年它们的关系实际上正好颠倒过来）、武汉、南京、厦门、青岛、哈尔滨、大连……这些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名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之间无不像钟摆停止了摆动一样，维持着旧的模样。
这一切对文学的影响，是生态性的。虽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作家居住在城市，但他们对城市几乎没有兴趣，城市本身也很难从文化上对文学提供滋养。如果说城市文化曾对五四至四十年代现代文学的发展发挥诸多方面的重要作用，那么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这种作用却大部分消失了。我们谈到过，倚仗现代城市文明的崛起，二十世纪初头一二十年内，中国文学便迅速摆脱改变了长达二千年的“古典”特征，而与世界文学保持了同步的关系；那么，五十年代起这种关系却再次失去了、中断了，除掉意识形态上的不断“左倾”，这阶段中国文学缺乏明显的前进迹象，特别是艺术上的创造和变化，较诸三十年代，创作方法明显单一且日益公式化，作家写作技巧也有退化之态，虽然民间化导向给文学带来了某种质朴的特色，但它本身也有降低文学精致性、使其变得保守、陈旧和粗糙的副作用。实际上，大致与此同时，西方文学在二战后随着社会进入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又发生了继现代主义之后又一场艺术上的全面变革，新观念、新流派、新手法、新技巧层出不穷，国际化（全球化）态势进一步加强，从欧美到亚洲到拉美和非洲，各民族各文化间文学的相互的借鉴、渗透和影响十分普遍而深入，而中国却置身其外，维持着它的封闭的文学环境。这当中关键的原因，正是城市文化失去了其现代特性。现代文明本质上就是城市化的文明，一旦城市的文化功能被扼制和窒息，整个社会的文化信息就很难实现积极和有效的交换、传播、复制和移植，从而陷于僵化。对于现代文学来说，这种状况近乎是灾难性的。因为古典文学的发展动力，对社会的依赖性相对要弱，而主要来自个人心性的独异禀质，而现代文学很难继续仰仗个人才具，无论社会生活和文学接受关系的复杂程度，都令文学深深受制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一个古典诗人可以躲在深山里十年不出而照样写名动天下的好诗，而一个现代诗人如果也这样则只能自生自灭。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失去了发达的城市文化依托的中国文学，其景状就颇像自锁深山的诗人，它的耳目在一点点退化，它的头脑也一点点地呆滞，到“新时期文学”开始时，我们发现中国文学的生命机能几乎已经耗尽，作家甚至连稍微像样的故事也不大会讲，艺术表现的能力之低前所未有。
事实证明，这实在不仅仅是文学的失败，而是整个文化上的失败；那种幻想着在物质文明上接纳“现代性”、却在精神文明上排斥“现代性”的方案，终以乌托邦的结局被历史否定了。走过这条弯路后，中国踏上了一条全面现代化的道路，文学的现代化过程也随之复兴。
回到起点：现代化及其文化变革
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分歧点，不在于中国要不要现代化，而在于怎样现代化或在何种意义上现代化。八十年代初期被叫得极其响亮的“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曾被很多人误以为是邓小平时代才提出来的目标，其实它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明确出现在国家领导人的报告之中。所以现代化问题本身不是一个新鲜提法，新鲜之处在于邓小平就实现现代化而做出的“改革开放”决策，这个决策意味着中国放弃了对现代化的诸多意识形态限定，而使之与世界的普遍认识和理解同步。简而言之，从邓小平开始，中国承认“现代化”作为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具有共通性，其内容和指标是普适的，其诸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也是有机的、整体的、不可人为割裂的，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必须与世界全面接轨。
这就是“全面现代化”的概念。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今天，中国不单在生产技术和手段、产业结构方面进行了适合现代生产方式的调整，也广泛引进了现代管理、现代金融、法津制度，对经济、政治、文化所有领域的运行机制加以改革。
这一切，意味着中国接受了“现代化”的普遍标准，决心投身于全球一体化经济的现实。
许多原先由意识形态而设置的障碍被排除了或搁置起来，姓“资”姓“社”的理论之争让位于现代化实践的过程并由后者来决定中国该怎样做。整个中国的社会变革的能量因此被释放出来，商品经济大潮由农村而城市席卷全国，1993年，一位经济学家杨帆发表文章，列举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和人文发生的诸多巨变：“证券交易网点500多个，外汇调剂市场90多个，期货公司竟然发展到上千家”；“在1992年，中国出现了第三次消费高潮，这是一次以一系列千元级商品为代表品的，中间性、多元化消费高潮。即，以空调器为代表的家庭设备系列；以电话为代表的通讯系列；以出租车为代表的交通系列；以化妆品和高档服装为代表的高档文化消费系列，可以预见，私人汽车和住房将伴随中国人走入二十一世纪”；“社会观念的世俗化空前盛行。世俗化，即神圣的意义丧失，实用标准代替理性标准成为判断事务的基础。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标准让位于生产力标准，道德良心标准让位于金钱标准，都是世俗化的具体表现。在少数人暴富的刺激下，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空前强烈，商品经济原则彻底地侵蚀了一切。教育文化降低到了最低点，大批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下海经商。商业成为收入最高、最受社会尊敬的职业。全社会的活动，开始围绕一个‘钱’字进行。严肃的大报出周末版，选美盛行，招商活动遍及国内外，大学的自费生达到了25%，影剧院经过装修，把价格提高了5-10倍。宾馆、汽车、宴席越来越高级，大款一掷千金，争风斗富，拜金主义盛行”；“（股票、房地产、期货等）虚拟资本空前发展。1992年，3000亿资金流向虚拟资本，把中国经济吹起一个大泡沫。投机和暴富，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范畴和增长动力”；“非国有经济空前发展，在绝对数量上第一次超过了国有经济。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达到工业总产值的1/4，出口占新增出口部分的85%；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达到100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5%，到2000年将达到30%；私营企业1992年比上年产值增长67%，到2000年，将达到30万户、5000万人、2000亿投资、60亿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20%”。文中的数字，截止于九十年代初，纵是如此，我们也不得不目瞪口呆：改革开放仅仅十年，中国社会竟然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与这样的巨变必然相伴随的，当然是城市化过程在历经六七十年代的低潮后，重新崛起、复苏并登上新的高峰。据有关专家的统计：“在1982到1990年8年间，全国的城市由236个增加为456个，增长了93%，其中设区的市由104个增加到188个，增长了80010；不设区的市由129个增加到268个，增长了1倍多；县辖镇由2664个增加到9322个，增长了2.5倍，即小城市及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城市数量的惊人增速，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往巨大的城乡差别急剧缩小，相当一部分乡村社会迅速城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