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正在上高三，也就是说，今年黑色七月的高考中，他也将是那需要经历磨难的一分子。因此，现在我们全家三口都处在一种紧张状态中，大家全力以赴，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为了让儿子能考上一个好的大学。我没有上过大学，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我是“文革”期间高中毕业的，那时大学不招生我毕业之后就当兵去了。当兵五年回来后，正赶上1977年恢复高考，我说：“让我去试试吧”，于是放下行囊，就走进了考场。语文我不怕，因为我在部队的时候，就发表过一些东西，特别是作文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但是我怕数学，因为在五年的爬冰卧雪中，数学全部忘光了。数学考试中，我面对着试卷，白白地坐了九十分钟，我一道也不会答。即便是中途向旁边的考卷上猫上几眼，想抄袭一下，也不行，因为我压根儿连那些字母谁是谁都不认识了。那时候的高考有一项规定，不能有一门考卷是0分，如果有一门是0分，那么别的考卷分数再高，也不能录取。此项举措是针对“文革”期间那个大名鼎鼎的白卷先生张铁生的张铁生把教育界折腾苦了，所以复出的教育家们想出了这么一条报复措施。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在如坐针毡的九十分钟里，我终于从这张可恶的数学试卷中发现了一个出题人的破绽。有一道大题是判断题，下辖五道小题，那题说：下面诸小题中，如果是对的，请划一个√勾号，如果是错的，请划一个打叉×号，每个小题两分。研究了题后，我一阵窃喜，我明白中国是一个中庸之道的国家这五道题，不可能全是对，也不可能全部是错，肯定有一部分是对的，而另一部分是错的。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给五道小题全部划上了“V（勾广号，划完以后，立即交卷。“只要不是0分就行了！”
我对自己说。我后来没有考上大学，既然榜上无名，我也就将高考这件事丢在脑后了，数学到底得了多少分，我也不去管它了。后来，工厂里有个女工，到招生办查自己亲戚的分数，顺便查到了我的分数，回来见人就宣传，说我的数学得了六分。这样我便知道了五道判断题，有三道是对的，两道是错的，我的六分就是这样蒙来的。没有上大学是我终生的遗憾。我不是羡慕那张毕业证书，而是羡慕大学校园里那自由的空气。前年，在北大校园，我对招生办主任说，等我儿子将来考上北大的话，我也自费来上，做个陪读。这主任说，我们请你来做个客座教授，我说不敢，还是让我从学生做起吧！但是我毕竟没有上过大学。作为弥补，我要让我的儿子接受最好的教育。这是这个小生命呱呱落地的那一刻，我对他的承诺。他上的是全国重点小学，全国重点中学，我们希望他能在经历今年的黑色七月之后，上一所理想的大学然后有可能的话，再到国外去深造。他是子，但是在感情上，我们更像兄弟，这是有一次当我教他如何与人握手，我做示范让他伸出手来的那一刻感觉到的。一只厚厚的、被蘸水笔杆磨得满是老茧的大手，与一只修长、纤细、孱弱的手握在一起时，我的心里突然一阵颤抖，我体会到了一种兄弟般的感情。
儿子是善良的，生活在一个正直的家庭里，他的身上又有一种高尚和真诚的东西，这是饱经沧桑的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所丧失了的东西，仅仅因为这一点，就足以令我对他产生敬意。记得他七岁那年春节的时候，我从市场上买回几只鸡。我蹲在院子里磨着菜刀，准备杀鸡。旁边站着的儿子突然号啕大哭起来。“鸡真可怜！”他指着蜷缩在一旁的鸡说。那惊天动地的哭声叫人震憾，好像屠刀指向的是他，好像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似的。这种基督般的博爱心肠，在我们这种年龄的人的身上已经没有了。生活的法规是弱者肉强者食，是尊者为王胜者通吃。记得部队上的那一年冬宰时，我曾经亲手杀死过二十几只羊。杀第一只羊时，你有些胆怯，羊抿住嘴巴，用一种疑问的眼光看着你，令你握刀的手打颤。但是随着第一只羊杀倒，你便意识到了原来自己这么强大，可以主宰生杀3尔的眼睛闪烁着喋血的渴望，又扑向第二只。儿子从小到大，我几乎没有介入过他的生活。他像一棵笔直的杨树一样，是在自由的空气中，在我们浑然不觉的情况下，突然长大的。记得我介入过的事情有三件。第一件是儿子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有一次我从街上走过，看见三个女同学正在欺侮我儿子。她们把儿子的书包扔到公共汽车站的遮雨篷上去了，然后，三个女孩子站在那儿拍掌大笑，儿子则站在一旁哭泣。我走上去，大喝了一声，三个女孩子吓跑了。我对儿子说：男子汉哪，你不会用手去打她们！听了这话，子伸出手来，瞅了瞅，不言语，见状，我叹了口气，攀上一棵林荫树，为子取下了书包。第二件是儿子上小学二年级时，他滑旱冰摔了一跤，小腿骨折。后来，我为他做了一副拐杖，又到街上为他买了一盘台湾歌手郑智化的磁带，于是有半个学期，子拄着拐杖，模仿着郑智化的模样站在阳台上唱郑智化的歌：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爬起来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这支歌伴随着他伤愈重返学校。第三件是儿子上初中三年级时的事。班上有两个同学打架，老师匆匆赶到教室时，打架已经结束了。老师问打架的是谁，连续问了几个同学，都没有得到回答。老师后来说：我的这六十多个学生中，难道连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学生都没有吗？不要让老师提问了，哪个学生如果有正义感，请站起来指证。老师喊了三遍仍然没有学生站起来。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哭了，她说她把全部的爱和感情都给了这些孩子，想不到培养出来的却是这么一群世俗和冷酷的人。女老师哭着跑出了教室，她发誓从下学期开始再也不当班主任了。
儿子回来将这事告诉了我，我说我坚定地站在老师一边，我谴责了儿子，我说你应当勇敢地站起来，指证这件事。儿子辩解说，他不能，他要保护自己，如果那两个调皮学生串通了黑社会来找他的麻烦，那他就惨了。我说，人有时候是需要傻一点的，需要拍案而起的，需要舍生取义的。我举了个谭嗣同的例子，我说：谭嗣同说，既然变法需要流血，那么这第一滴血就从我流起吧！说罢，年轻的谭嗣同走上了法场。当然，你们班上的那一顶点儿小事与谭嗣同的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但是你必须从小就学会做一个独立的人，做一个不向恶势力低头的人，绝不能做那“沉默的大多数”，不做灰色大众。儿子听了，低下头去，记得，这是我说儿子说得最重的一次。我是一天天老了，儿子是一天天大了。光看着儿子成长这一诱人的景致，就足以令我们热爱生活和赞美生活。春节前，儿子的学校评选礼仪先生，儿子被评为他们班上的礼仪先生，儿子回来后要我领他去拍一张大照片，说墙上要贴，我追问了半天，才知道是这么回事。我细细瞅着）子突然发现他长大了，成了个“帅哥”。去年儿子班上分科时他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文科也好，理科也好，你自己决定吧！结果儿子报了理科，准备将来考计算机专业或别的什么专业。分班大半年以来，他突然对文学又有了强烈的兴趣。有一次他谈到贺敬之的《回延安》。于是我拿出我1982年采访贺敬之时拍摄的照片，课本上的人物一下子变成生活中的人物，这叫儿子觉得很奇异。还有一次，儿子在翻阅李若冰的书时，被书深深地吸弓住了。“我的一生注定属于远方那一片草原和戈壁滩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而这就是我的命运。”
儿子念着李若冰书中的这些话，觉得这些话说得真好。两个相隔了将近六十年的人的思维竟然能这样相通，这叫我高兴。还有一次，儿子读了《少年路遥》那篇文章，回来谈起，我告诉他说，路遥你应当还记得吧，他就是经常到咱家来的那个黑胖子，走起路来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我还说，路遥死之前，我去看他，路遥的第一句话就是：强强该上小学二年级了吧！我说的这事也叫儿子感到奇异。“路遥知道我！”他微笑着说。还有许多文学方面的事情，只要他提起个头，我便能说上一大串。也许，正是这些勾起了儿子对文学的兴趣。“你后悔报理科了吗？”我问。“不，我不后悔，我还是学理科吧！大学出来后，有兴趣，业余写写文章，也是一件美事！”儿子回答说。在这2001年春天的日子里，关于儿子，我写下以上的文字。
2001年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