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与葡萄酒
普希金(1799--1837)是伟大的俄罗斯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一生充满浪漫传奇色彩。他38岁时，为了爱情和尊严而与人决斗，不幸去世。然而，他短暂的一生却光彩夺目。他被誉为“俄罗斯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被誉为“俄罗斯的百科全书”；仅他在作品中使用过的语言，就被编纂成一部四大卷的《普希金辞典》。总之，他的天才的一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一个奇迹。研究他富有传奇色彩与浪漫情调的生涯我们发现，他的大量作品不仅以讴歌爱情为主题而征服过无数少男少女的心，而且他的作品中有许多描绘、抒写葡萄酒的优美诗歌，其数量之多，在古往今来的诗人中，堪称首屈一指。换言之，我们不仅可以给普希金戴上一顶“爱情诗人”的桂冠，还可以给他赠上一顶“葡萄酒诗人”的桂冠。光看看这些题目吧：《祝酒词》，《欢宴》，《酒窖》，《水和酒》，《酒宴上的学生》，《酒神祭歌》，《应酬场合，饮酒作乐》，《在今天的晚宴上》，《彼得一世的晚宴》等等，每一首诗都离不开“葡萄酒”带给他的激情与欢乐，离不开对于宴饮和爱情的讴歌。可以说，普希金一生都钟爱葡萄酒，醉心诗酒与浪漫爱情组成他须臾不可或缺的生命元素。让我们来欣赏一些普希金诗歌中吟咏葡萄酒的片断。“琥珀的酒杯，早已斟满/醉人的葡萄酒，波光闪闪……/我要为美酒一醉/心中感慨万千。”(《祝酒词》)“当葡萄酒渐斟渐满/泡沫泛起溢出了酒杯/你说，朋友，谁不落泪/任喜悦先来叩击心扉？”(《水和酒》)“把酒杯儿斟得更满吧/祝那些爱我们的温柔的少女/和年轻的妻子们，万岁！/向发出喊声的杯底/向浓烈的葡萄酒/投进那些誓言的精髓/举起酒杯来，让我们碰杯吧/祝缪斯万岁！祝爱情万岁！/你，神圣的太阳，燃烧起来吧/太阳呀万岁！黑暗呀败退！”(《酒神祭歌》)“在今天的晚宴上/欢乐的葡萄酒神/准许我们畅饮三杯/这第一杯美酒/为羞怯的美人儿那迷人的风韵/第二杯献给健康/健康的面颊会更加红润/第三杯为了友谊/为了友谊永世长存！”(《在今天的晚宴上》)普希金的“酒诗”何以如此之多？对葡萄酒的讴歌何以如此深情？也许我们从下面这首题名《酒窖》的诗中可以找到答案：我们打开葡萄酒窖，窖里藏着美酒成桶。它使我将爱之苦遗忘，它是点燃我诗歌的火种！原来，葡萄酒可以使他忘却失恋的痛苦(这与中国古典式的“借酒消愁”、“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何其相似)，还可以点燃他诗人的激情。换言之，酒与爱情、酒与诗歌密不可分。在诗人心目中，葡萄酒的“酒神”，与爱神、诗神，是三位一体，血脉相连的。普希金这位天才的浪漫主义诗人，其所以终生与葡萄酒结下不解之缘，并写下如此之多的“葡萄酒诗”，其缘由端倪，由此大略可以窥知一二。芳香浓郁、鲜美诱人的葡萄酒，本身就是流动的音乐，是液体的诗。朋友们，像诗人普希金那样热爱葡萄酒吧，它会点燃你诗的激情与爱的火焰，它会和你的艺术人生、浪漫人生永远相伴。
作家轶事
流沙河背书我和流沙河先生同时搬新居，又同住一个单元。面对我那数千册书，我花了好几天时间打包、装箱，请搬家公司的壮劳力们一次性整体搬运，然后再慢慢整理上架。自认为此法既“科学”又省事。流沙河听了我的“经验”，只是笑笑，未置可否。忽一日，路遇流沙河肩挎一个沉甸甸的大布袋，踽踽而行。
我问所背何物，答日“书”。我掂了掂，约有二三十斤重，以他瘦弱之躯、古稀之龄，负荷可说是相当不轻了。从旧居到新居路程约有二三里地，我问他为何不请搬家公司，答日：“家俱什物可以请人搬；书还是自己搬，保险些。权当散步吧。”我揣度这口袋里一定是他最珍爱的书，怕搬家公司给弄脏或者损坏，于是“事必躬亲”；读书人爱书如此，虽显得既迂且“笨”，却也不失其书生本色。哪知接连数日，都碰见流沙河背书。大抵是在晚饭之后，夫人也用小背篓背着细软家什随行于侧。流沙河负重前行，步履蹒跚，热汗涔涔。这就使我犯疑了：他并非择其要者而背之，而是将所有的书，用口袋“分摊”到自己肩上，如蚂蚁搬家，如蜗牛负重，一袋一袋地运往新居。我不禁和他玩笑日：“先生你这是苏秦背剑，还是安安送米呢？”他亦笑笑，仍是那句老话：“书还是自己搬，保险些。”夫人吴茂华在一旁插话：“他简直是爱书如命，任何人都不能动他的书，就连我都不让搬，更别说搬家公司啦！”就这样，流沙河分数十次将上千册书背到新居。对此举，我由开初的不解，而后油然而生敬意。望着他负重前行的瘦弱的背影，我忽地记起他写于“文革”中的一首短诗《焚书》：“留你留不得/藏你藏不住/今宵送你进火炉/永别了，契诃夫//夹鼻眼镜山羊胡/你在笑/我在哭/灰飞烟灭光明尽/永别了，契诃夫”！那份难言的酸楚与无奈，寓于痛苦的自我揶揄之中，读来令人心酸。经历过这番惨痛的抄家与焚书之苦的流沙河，对照今日的坐拥书城，尽得书趣，怎能不感慨系之而倍加珍惜呢？他的背书之举，也就不难理解了。流沙河还写过一篇《晚窗分得读书灯》，叙其打成右派之时，凄怆孤苦难言，惟有好书相伴，“有古人甚多，他们夜夜灯下伴我慰我，谁能孤立我？我何必去怨怼沉江，吾友岂少也哉。书生不死，其故在此。”--这番独特体验与内心独白，道出他与书的莫逆之交，生死情缘。
它年相依为命，“救”他大难不死；而今昌明盛世，岂能共患难而不共“安乐”，淡忘老友殷殷之情么？后来我又读到流沙河的另一篇短文，《一大乐事在书室》，文目：“我卧室大床上有书八堆，堆高五尺以上，皆属宠姬，夜夜倚床读之。这些才是我的命根子啊！计有《十三经注疏》，《史记》，《资治通鉴》，《太平御览》，《说文解字集注》，《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古文观止》等等。谁来把这些书抄没去，等于打断我的双腿，让我坐以待毙……我爱我的书室，惟此为我灵魂之所安也。”将心爱的书视为“宠姬”，视为“命根子”，视为灵魂的惟一寄托；将痛失所爱之书比譬成“打断双腿”。对书珍爱如此，“流沙河背书”，也就不足为怪了。奇特的“遗传”1982年夏天，我陪同当时任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的郭风先生，到四川眉山的三苏祠游览。三苏祠内有不少历代名人的楹联、字画，令人目不暇接；而郭风先生却对“启贤堂”左侧陈列室门口的一副对联情有独钟，伫立良久，观赏得十分入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