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7时，我如约等候在北京朝阳医院五楼的手术室门前，医生们正在里面为一个肝癌患者做肝移植手术。“哗”的一声，银色的自动门打开了，走出一位穿着绿色长衫，戴着蓝色帽子的医生，白色口罩上那一双笑眯眯的眼睛在注视着我。
他就是那个30多年前，在风雪弥漫的建三江的六师师部门前抱着冲锋枪站岗的小战士吗！他就是２0年多前在灯光璀璨的日本东京的银座的街头小摊上请我吃水煎包的年轻留学生吗！
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昨天晚上我还梦着我们２7团10连呢！”他叫陈大志，是这个医院的肝胆外科主任、北京市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这位“海归”，还是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外颇有名气的器官移植专家。
我对他的采访在他六楼的办公室进行。这位“海归”专家的官邸十分简单，一张电脑桌上堆满了资料，旁边立着书柜，对面摆着一张低矮的简易床。他穿着单薄的手术服，光着脚穿着凉鞋。1月的北京屋里也很冷，我让他盖着棉被依在床头，我的采访就这样开始了，说是采访，不如说是两个多年不见的荒友的东拉西扯。
1968年那个严寒的冬天，坐着大卡车顶风冒雪走进抚远荒原的陈大志，还差一个多月才15岁。他是“混进”兵团战士行列的。在那个黑白巅倒的日子，做为哈医大外科专家的父亲陈昭民被关进“牛棚”，在学校作行政工作的母亲也被半隔离审查。“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大志，在医大附中的宣传队里又唱又跳又拉二胡。有一天领队的魏老师对他说，因为你父母都有问题，你不能在宣传队了！他给了大志一本“二胡独奏曲”，让他回家自己练习吧！那些天，大志在空荡荡的家里天天拉“江河水”，拉“病中吟”，直拉到满脸流泪。听说，兵团２7团来招知青，母亲找同事的亲戚走后门，躲过“政审”，让在家闲散的大志也穿上了黄棉袄。临行前，他只能远远地看着正在操场上劳动的父亲，本来想听取他的临别赠言……
２7团地处边境小县同江的勤得利，和对岸只有一江之隔，这里已是剑拔弩张，进入紧张的战备状态。陈大志到了10连干的第一件事是和几小知青去捅树上的鸟窝，然后又和他们绕到连队的后山去采榛子。老职工对他们说：“望山跑死马！后山离连队有40多里，你们走不到就冻死了！”连队干部对这帮孩子哭笑不得。但是全连年纪最小的陈大志和大知青们干一样的活，他最怕人家把他当成孩子。春播时节，他跋涉在冰雪泥泞中，把100多斤重的麦种背到播种机上；夏锄中他顶着烈日挥汗如雨，北大荒天高地阔，一条垅一天也锄不到头，女知青坐在地中间哭，而他从不落后！秋收的活更累，雪地里扒豆子背苞米，场院里扛麻袋上跳板，他都干过。冬天他和战友们进山伐木，数百年的大树在他们“顺山倒”的呼喊声倒下时，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豪迈！在进山打石头时，他还曾逃过死劫。为了多炸死石头，他们埋了过量的炸药，起爆时刻，铺天盖地的石雨迎面扑来，他们掉头就跑，班长喊：“快转过头来，躲石头！”这时他们才明白，石头是不长眼的，鸡蛋大的一块石就能要他们的命。连里曾有人因此牺牲。如果面对着飞落的石头就可以躲闪。他们这样做了，结果毫发未损。飞落的石块却把附近老乡的房盖砸穿把饭锅砸漏。
说到这儿，大志竟笑起来。他说，在北大荒的那些日子，自己并没有感到苦难，每天都很快乐。业余时间还排了许多文艺节目给大家演出，连里所有的乐器我都玩过。在劳动中我从一个“小豆芽”练成了一个棒小伙，还学会了所有农活，甚至磨豆付、编筐我都会，这些“童子功”，让我受益终生。连年被评为“五好战士”的我两年后被调到了紧靠江边的武装连队8连当战士，真的背上了“7、6２式”步枪。晚上在江边巡逻时，看到黑暗中升起的信号弹，我已做好拼死疆场，为祖国献身的准备！
陈大志没想到父亲比他更早地上了战场。197２年10月，美国对越南的战争到了最烈后的阶段，每天都有美国的飞机狂轰烂炸。刚刚解除隔离恢复医疗工作的父亲，奉命赴越南战场考察战伤外科。在省委主要领导的饯行席上，陈教授无意中说到自己的儿子也在屯垦戍边的第一线。那位领导让他把儿子所在兵团连队的番号写在一个纸条上。当父亲进入炮火纷飞的越南前线时，陈大志被兵团的一纸调令调到了六师警卫连，成了每天站岗巡逻的警卫战士。有时他也跟随王少伯师长下基层检查工作。这位红小鬼出身的老兵对他说：“你不能一辈子当警卫兵！听说你爸是大专家，你也搞医吧！”这样，一年后，陈大志又成了兵团总院的一个卫生兵。
那时地处哈尔滨郊区王岗的兵团医院里，你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壮实的小伙子忙碌的身影。他一会儿用拖布擦走廊，一会儿又去打扫厕所。开饭的时候，他挑着饭筒为住院病人按房送饭。他觉得这点活比在连队轻松多了。这一干又是两年。从越南回来的父亲，给他讲了许多现代化武器的威力和战伤类型，以及相关的医疗知识，使他对外科医生这个职业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小时候他看到父亲总是深夜回家，一来电话就往医院跑，对这个职业并不向往。现在他觉能像父亲一样拿着手术刀为病人服务，那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光荣！如果能当一个战地医生那就更棒了！母亲又给他找来中学课本，让他从头补起，干什么都要有文化。而当时实际他只有小学文化。从那时起他开始用业余时间补习文化。1974年他曾参加了全国的高考，成绩不错，进了第一分数段，可“白卷先生”张铁生的一封信，打破了他上大学学医的梦想。1976年的那十月一声春雷，也唤醒了北大荒沉睡的土地。1977年全国高考的恢复让所有的知青都跃跃欲试。然而机会总是属于有准备的人。陈大志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从初中到高中的数理化及语文、政治、英语重新学了一遍，学得天昏地暗，学得废寝忘食。苦寒迎得腊梅开。他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哈医大本科，他的分数够哈工大，可他只报了哈医大一个志愿。当时的兵团医院有100多人参加高考，只有3、4个人被录取！
198２年以优异成绩从哈医大毕业的陈大志成了省医院外科的住院医生，两年后他又被调到医大一院外科当了两年住院医生，就要晋升主治医生的他，又有了新的追求，他一直在自修日语。1978年3月，作为对等交流的医生他来到日本松户市立医院进修。在工作之余他更加勤奋自学，接着又考取了日本医学的最高学府――东京日本医科大学的研究生。从公派访问学者到自费留学生，陈大志开始了艰辛的“洋插队”。白天在学校里紧张地听课、试验、补习日语，晚上到外面打工，为自己挣学费和生活费。他到过东京的夜店当过店员，前半夜卖货，下半夜往货架上装货，天一亮跑回学校，稍事休息一下，又去上课。他还到写字楼当清洁工；爬上麾天楼装空调；到餐馆当翻译；在绘图社绘制地图。最累的是到邮政局当分拣员，手急眼快地按地点分拣，天亮前，把每袋80多斤的邮袋装上汽车。陈大志可以一气把２00多个邮袋扔上车，让日本工人大吃一惊，他们奇怪陈医生为什么这么能干！其实这对于在北大荒练就“童子功”的他来说，这是小菜一碟！
学习和经济的双重压力曾让许多留学生打了退堂鼓，还有的人放弃学业去做小买卖了，可陈大志还是顽强地坚持着。他也曾累得病倒过，咬着牙，爬起来，接着学，接着干！他终于靠自己优秀的学习成绩获得奖学金，使他在攻读学位的后两年能集中精力搞科研和撰写博士论文，不必再为糊口问题费心。他坚信在北大荒风雪中爬过来的人，是不会倒下的。他笑着说，有北大荒那碗酒垫底，什么酒都能对付。
1993年9月，东京的金秋，阳光灿烂。陈大志胸有成竹地走上日本医科大学阶梯大教室的讲台，面对着由7名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和在场的众多听众，开始宣读他的博士论文――“关于肠壁神经组织缺血再灌注的免疫组织化学研究”。陈大志的信心来自他的实力，日本医科大学博士毕业论文答辩的资格是要在国家级杂志发表第一署名的论文一篇（主论文），和两篇副论文。而陈大志仅第一作者的论文就发表了14篇。陈大志是参加答辩的11位研究生中惟一的获得40位教授全票通过的研究生。从委员们的微笑中，陈大志读出了他们对自己论文的评价。其实这篇论文早已引起国际同行的重视，就是拿着这篇论文陈大志登上了199２年在埃及开罗召开的第２8届世界外科学会的讲坛。
那一天，他刚走下台，一位身材高瘦精神矍烁的老者走到他的面前，他微笑地看着这位年轻人，问他愿不愿意到美国匹兹堡大学读博士后。这位l老先生美国器官移植权威，他领导的团队正进行小肠移植的试验，陈大志的研究成果为这项工作开辟了新的领域。他真心希望他能加盟自己的团队。陈大志很有礼貌地对他的信任表示感谢，并说在博士毕业后一定会考虑他的意见。
在隆重的毕业典礼上，陈大志在戴上博士帽的那一刻，他已做好了回国的准备，他觉得到了报效祖国报效家乡的时候了。这时那位先生的正式邀请函寄到了东京陈大志的手里，到底去不去匹兹堡读博士后，他打电话征求父亲的意见。陈先生说：“匹斯堡大学移植中心在全世界亨有盛誉，那位教授被称为‘肝移植之父’，你能在他的指导下工作和学习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父亲的意见坚定了陈大志的决心，他毅然飞向了美国的匹斯堡。在飞越浩瀚无边的太平洋时，他想到了北大荒广袤的土地，还有那翻滚的麦浪和一片片的白桦林。
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陈大志在匹兹堡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完成了博士后研究，掌握了世界最先进的肝移植、小肠移植和多器官联合移植技术。在一起攻关的过程中，陈大志的踏实敬业和钻研精神以及在外科方面的才华让外国同行赞叹不已。这期间他曾以海外校友身份参加哈医大50年庆典，并做了两场器官移植的报告。母校向他发出毕业后回校工作的邀请。在陈大志的安排下母校派来4位医生到匹斯堡大学学习肝移植技术。1997年1月他和4位同事一起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哈尔滨。
家乡的春天来得很晚，残雪还没化尽，气候还有些冷。担任了医大二院外科副主任的陈大志在学校和院里的支持下，在父亲已经进行的肝移植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试验。1997年3月16日，经过充分准备，在科内同事的配合下，陈大志成功地为肇东农民张胆做了肝移植手术。术后他不顾十个小时手术的疲劳，连续数日在病房仔细观察和及时处理病人。现在张胆不但早已上班当上了医院的收发员，还娶了媳妇生了儿子。他术后已幸福生活了10年，成为全国一次肝移植存活时间最长纪录的保持者！
然而，由于肝移植费用昂贵，地处边远的黑龙江省患者资源贫乏，在以后的三年里，仅仅实施了3例肝移植，陈大志为此忧心忡忡。
２001年陈大志又被引进到北京的朝阳医院。他有了新的用武之地。更多的肝移植的供体资源和更多的受体需求，让他大显身手。经过几年的努力，他领导的肝胆科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器官移植中心，平均每年实施肝移植近百例，手术技术、术后管理及近远期生存率等方面位于国内先进行列。他领导这个科室连续多年是全院业绩最好的科室。在国家一级的专业刊物上经常能读到他的文章。陈大志的照片上了中国国家出版社韩文版的《中国财经》的封面，在那个国家里陈大志被许多由他做手术而新生的肝病患者所爱戴。在２006年北京卫生局器官移植准入评审中陈大志领导的移植中心成绩优秀，在13家有准入资格的医院中名列第二。
急促的手机铃声打断我们的采访，他从床上跳下来，匆匆地向手术室跑去，和当年自己的父亲是一样的动作。进手术室前他简单地和我握了一下手，说有机会再谈。为了完成这次采访，我给在上海的陈昭民先生和夫人打了电话，他们的三个孩子两个博士一个硕士，他们住在上海一个医学院当博导的大女儿家。他们都说，大志在最需要学习的时候上了北大荒，在艰苦的条件下他的世界观提前形成了，他的坚强坚韧能吃苦不怕困难，他的善良真诚热心助人，在以后的国内外的学习工作中，支撑他树立了严谨的科学态度，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和热情耐心的工作态度。
我想再补充些细节，连续三个晚上给陈大志家打电话。家人说他还在院里做手术。我不忍心再打扰他了，只好把这个未完成的故事交给读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