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派来检查的检查官出手的确不凡，他随意删除，根本不管之后的内容是否衔接和通顺，至使这些文章经过反复校对，仍是错讹连篇，使人硬着头皮读下去还是不懂。尤其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检查官很满意这样一种做法：如果排版缺少飘字，则印上票字，后面加括号注明：加风旁。这种独具匠心的花样让校对倍受折磨；陶行知先生气愤地写下一首打油诗：机器咚咚咚，耳朵嗡嗡嗡，脑壳轰轰轰。再拿稿子来，操他的祖宗。
然而，报纸还是办起来了。在邹韬奋之后，又有一些有特殊身份的人在香港创立刊物。1938年4月16日《文艺阵地》在香港问世，同年8月，《大公报》问世，《星座》问世，1941年，民盟机关报《光明报》也在悄悄的孕育着。和以上文化人办报不同的是，《光明报》是以直截的方式，和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的。
1941年3月28日，梁漱溟去向周恩来陈述他去香港办报的计划，得到周恩来的热情支持。梁问到港后找中共谁接头，周恩来让他找廖承志。后来周恩来致电廖承志，除告知重庆文化人去港的情况外，还持别嘱咐廖要支持统一建国同志会（即民盟）的工作。
梁漱溟离开重庆经过綦江等几道关卡时，曾一度被扣，后经与重庆国民党当局联系，始准放行，5月20日，梁漱溟从桂林飞抵香港，他找到廖承志深谈了一次，以后便和《华商报》主编范长江进行联系。
梁漱溟抵港后，原商定至港共同办报的罗隆基、张君劢，黄炎培均因故未去，他便和在港的曾琦（青年党）徐傅霖（国家社会党），任宪子（民宪党）周鲸文（东北同乡会）张云川（第三党），甘介候（桂系）着手筹备。
8月，办报所需的大笔经费已筹集齐备，和蒋介石有矛盾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均给予了支持：龙云捐了5万元，刘文辉拿出3万，构成民盟的几个小党派也都出了钱，黄炎培一人拿出1万元、梁漱溟自己也拿出6000元、范长江也拿出4000元港币，以华侨捐款的名义进行资助，实际上，这些资金是中共方面给的。
国民党得知民盟在香港创办《光明报》的消息，自然不会坐视不管，几天后遂进行破坏，派中执委兼海外部长刘维炽到香港，请香港政府拒绝出版发行。
香港政府似乎对刘部长指令式的请求很不耐烦，为了显示该地区的民主，港府以《光明报》已办好立案，交了押金，且聘有律师顾问，表示无法按国民党的主意行事。刘维炽撞了一个不硬不软的钉子之后，很快聪明起来，他开始运用国人惯用的手段，在港府上下活动，终于使港府官员的口气缓和下来。刘维炽拿着英人许诺的报纸出版后加强新闻检查，予以压制回去交差去了。
后来梁漱溟的《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有的文字被删去，开了天窗，有的地方文字丟失。单从这一点上看，应该说那个刘部长是很有办事能力的。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世界上凡事最怕认真二字，梁漱溟吃了一回亏之后，认真研读了港英政府的新闻检查制度，当读到广告栏可以不送审时，梁漱溟多日的愁绪一扫而光，第二天，他便将民盟的十大政治纲领和宣言全都登在《光明报》的广告栏中，为此，助手萨空先生还特意造了一个假帐，说明这两个文件是外面送来刊登的，以此应付港英政府的盘查。
梁漱溟的这步棋走得令港英政府都觉佩服。这漂亮的一招刚刚落下，孙科等人便急忙到港拆台，借口民盟成立宣言及十大政纲的发表，不写组织人及地址，态度殊欠光明正大等等。诬蔑民盟乌有其唞，招摇撞骗。在港的盟员曾琦和徐傅霖也抱不合作态度。
梁漱溟似乎早料到了国民党的这招棋，他请陈友仁，陈翰笙两位先生将宣言和纲领译成英文，并担保此事属实，由外国记者拍出电报，从而引起国内外的注目。到11月16日，张澜，张君劢，黄炎培等在重庆组织各方面人士聚餐正式宣布民盟成立。对于梁漱溟的妙计和民盟的最终成立，周恩来非常高兴，他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表示要力促其成。10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民盟纲领强调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生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并称民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这与国民党对民盟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光明报》为促使民盟组织的公开和合法化，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民盟以第三方面独立的姿态出现后，蒋介石是不能容忍的，他对《光明报》乃至香港近两年雨后春笋般的报纸感到非常头疼，然而，港英政府毕竟不是他的黄埔学员，只能忍气吞声，从长计议。
此时的香港，文化热像一股股清风，给沉寂的香港带来了生气。面对突然而至的文化急流，港英政府表面大度，内心却十分谨慎，如履薄冰……
每一份报纸左右，都有一个庞大的作家群。每一个作家，都在这片相对自由的地域上和别的精英交流着、撞击着。他们像无数迷人的星座，辉映着这片沉寂的夜空。以《文艺阵地》为例，尽管编辑部离市区较偏远，仍有许多作家为之效力：陆定一、叶圣陶、萧红、老舍、夏衍、刘白尘、周而复、丰子恺、田间、沙汀、骆宾基、欧阳山、司马文森、邹获帆、杨朔、袁水拍、郑振铎、臧克家、草明、杜埃、何其芳等著名作家，都成了《文艺阵地》的撰稿人。
生活总是这样，常常以无心插柳的举动，让你若干年后，在杨柳岸晓风残月中感怀当初。对于离乱的中国文坛来说，香港，这个物质生活富裕，精神生活贫瘠的地方，无疑是苍天赏佑的一块洞天福地。然而，对于香港，这批文化人的进驻，绝不亚于若干商业巨子在这弹丸之地倾注巨资。今天，这个被喻为亚州四小龙的东方明珠，以其经济，文化的繁荣独领风骚数十年。追根溯源，与昔日那么多文化精英的流入不无联系，也就是说从这批文化人南来香港之后，香港的文化从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以至在瞬息之间，文化沙漠变成了文化绿洲。在抗战之初，这批身带特殊使命的文化人来港，大部分只是以此为根据地，就如茅盾先生开辟的第二阵线一样，为人类解放运动摇旗呐喊，他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身上所具有的特殊的文风和思想，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势力进行口诛笔伐时，饱受文化饥渴的香港人在他们身上很快看到了自己的需要，这些东方式的文化以其迷人魅力，在短短的几年内，风靡全港，甚至大部分港人连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工作生活已被这股强大的艺术洪流所包围、浸染。
在这个全球一片炮火硝烟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也没有机会，从一个文化的角度对待这个问题，人们的注意力被异国他乡的枪炮和热血所吸引，他们以一个人所具有的良知和人性，关注着战争，最初，对于这批文化人，他们需要的是他们的报纸，过了数月，这些人所办的报纸在香港也很快找到了准确位置，因为他们明白，在厄运降临全球的时候，几乎很少有人仍旧关心明星趣闻等少盐没醋的话题，较之于国内，港民的文化素质决定了他们对战争的认识，这些文化人知道，香港为此骚动不安的原因，也知道怎么样让焦灼的港民顺着自己的思维去了解世界的战局发展。
众望之中，人们最先发现了以剖析时局而独树一帜的《时事晚报》。特别是它的国际述评，论点鲜明，文笔优美，精辟又动人心弦。它将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梳理得清清楚楚，分析透彻，入木三分。它让读者感觉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制高点上，环顾全球，总揽大局，前前后后，历历在目。
一时间，《时事晚报》畅销全港。主笔乔木，这位具有非凡驾驭时局能力的高手，成为众目关注的焦点。
这个乔木，其实就是以后扬名天下的外交家乔冠华。《时事晚报》，这个四开四版的报纸，让乔冠华鼓捣得十分火热，以后成为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的徐迟说：
它的第一天的社论就使我大吃一惊，我感到它文笔之优美，论点之鲜明，不仅是一般的精彩，而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这样我就每天读这家报纸，到时候如果还没有读到，就茶饭无心。由此可见乔冠华办的报纸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