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辜鸿铭
记者：
作为一介书生，你为什么引起人们那么大的兴趣，人们对你的评价是如此的不同。
辜鸿铭：
我什么都不是，我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关注我的人也不多。像你这样认真看过我写的书的人不多。
记者：
你还错了。别的国家我不懂，在我们中国，许多知名人士对你都有过认真的研究和评价，当然，也并非全是好听的。
辜鸿铭：
真的吗？
记者：
容我给你慢慢道来，你可一定要沉住气。
辜鸿铭：
没问题。
记者：
先从说你好的人说起吧。英国文豪毛姆说你是一个“声高望重的哲学家”，是“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
辜鸿铭：
毛姆曾经亲自来拜访过我。
记者：
日本作家芥川龙说：“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说：“辜鸿铭在欧洲是很著名的”。在中国你的影响也非常大。林语堂夸你“有深度及卓识”，是“真正有卓识的人”。我知道林语堂这个人一向对自己的英语水平很自负，但是一说与你比一比，他就说感到自己很浅陋，是不配与你进行相比。蔡元培说你是个“智者”、“贤者”。罗振玉说你是个“醇儒”。苏曼殊说只有你才配得上是真正的“士”，而其他之流都是“土鳖”。
辜鸿铭：
苏曼殊不是这么说的。
记者：
你知道苏曼殊是如何评价你的？
辜鸿铭：
他的原话是：“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
记者：
土阿福什么意思？
辜鸿铭：
与“土包子”、“土鳖”差不多吧？
记者：
没想到你也是如此关注别人对你的评价啊。李大钊、吴宓等人说得更有些夸张。他说：“愚以为中国两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吴宓说：“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之宣传员”。
辜鸿铭：
好啊。听起来让我很受用。
记者：
现在该说到那些说你不好听话的人了。
辜鸿铭：
说吧。
记者：
你看不上胡适，说他不配搞哲学，胡适对你也没有好感。他1919年曾经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辜鸿铭》一文，他嘲笑你固执而可笑。陈独秀对你更不客气，他说你是个“很可笑”、“复古而后退”的怪物。
辜鸿铭：
在这些评价，你觉得谁说得比较靠谱？
记者：
20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先生写了一篇短文，名字就叫《辜鸿铭先生》，对你的评价最有意思。
辜鸿铭：
他是如何说的？
记者：
他是这样写：“他的最明显的特征是，他决不是哲学家——这就是说，他决不是思想在先生活在后的人，辜鸿铭喜好的是佳肴美味，他所以致力于思想，只是因为思想给生活添些光彩，添些体面。他自始至终是个俗人，不过有这么一个差别——一个有思想的俗人。他的孔子学说，他的君主主义和他的辫子，无非是用来装饰一下消耗在纯粹享乐上的生活。”
辜鸿铭：
有点意思。
记者：
温源宁还说：“真的，称他为才智方面和精神方面的花花公子，决不是不合适的：正如一个花花公子日日夜夜注意自己的服装一样，辜鸿铭也是煞费苦心以求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与别人判若鸿沟。”
辜鸿铭：
有点意思，他还说什么惊天动地的话？
记者：
最精彩的在这儿，我也最赞同的一句话。
辜鸿铭：
讲啊。
记者：
别急，容我慢慢道来。这位教授说你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帜（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我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
辜鸿铭：
感谢这位教授，他对我的总结比我自己对自己的总结还要好。
记者：
这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辜鸿铭：
或许是吧。
记者：
你对谁都喜欢评头品足，我想听听你对民国期间的那些人是什么看法？
辜鸿铭：
在民国的那些人物中，我最佩服的就是张之洞和曾国藩两个人，在我看来，张之洞和曾国藩是最有教养的人，是真正的政治家。我曾经担任张之洞的幕僚不少年，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就是通过张之洞。在我看来，张之洞确实是中国的伟人，是一个目光远大的政治家，是中国最有教养的人。不过张之洞这个人在识人用人上水平一般。
记者：
为什么这么说？
辜鸿铭：
我在他手下干了几十年，从来不知道提拔一下。
记者：
张之洞事务缠身，实在是想不到这件事。你这个人也是死要面子，从来又不向他提提这件事。
辜鸿铭：
我是不好意思，但他不应该想不到这件事啊。
记者：
看来你也不是看不开的人。对别人如何看呢？如李鸿章、康有为。
辜鸿铭：
李鸿章是一个只知道利己的官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只不过是一个无操守的“艺人”。而袁世凯不过是个流氓、贱种、痞子。袁世凯的智商是极端的低下，与北京那些倒马桶的老妈子差不多。这个人最不要脸！
记者：
听说你对胡适，甚至是泰戈尔都没有什么好的评价。
辜鸿铭：
胡适这个人是青年得志，其实他不配搞哲学。
记者：
如何讲？
辜鸿铭：
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既不懂德文，又不懂拉丁文，只会讲一些蹩脚的，严格来讲属于美国中下层人讲的三流英语。怎么能搞哲学，只会骗骗那些小孩子。
记者：
泰戈尔也不行？
辜鸿铭：
泰戈尔命运比我好，我与他一起都是191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得到奖金，我没得到。他这人不懂《易经》，没有资格谈论什么高深的哲学原理。上次他来中国看我时，我建议他回印度整理诗集，不要再讲什么东方文化了，免得丢人现眼。
记者：
你是凭什么说中国文化比西方文明好的呢？
辜鸿铭：
我这人从来就不胡说八道。你是一个中国文化虚无主义者，你自然是看不出来的。在我看来，要评估一个文明，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观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造出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
记者：
那在于什么？快点说吧。
辜鸿铭：
要评估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男人，什么样的女人。一种文明所生产的男人和女人，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就是显示出这个文明的灵魂。法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
记者：
哪一句？
辜鸿铭：
“文如其人”。
记者：
中国人确实经常说这句话。
辜鸿铭：
“文如其人”，恰好说明了文明与文明所生产出来的人在本性和灵魂上的一致性。
记者：
中国人与西方人区别在哪儿？
辜鸿铭：
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区别在哪儿，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区别就在哪儿。中国人与中国文明的特征是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
记者：
西方人是什么样子呢？
辜鸿铭：
与中国人比较起来，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深沉、博大，但不纯朴。在西方各个民族，唯有法国人与中国人靠近，也只有法国人才可以理解中国文化。
记者：
真是一家之言。你认为西方文明最糟糕的地方是什么？
辜鸿铭：
相信人性恶，群氓崇拜，暴力崇拜。
记者：
请细说一下。
辜鸿铭：
欧洲文明的基本谬误，正根源于对于人性的错误认识，即根源于人性本恶的观念。由于相信人性是恶的，这样每个人就产生了必须依据暴力和物质手段来保护自己的需要。一个依靠暴力来维持的社会是不可能持久下去的。
记者：
你是如何看待中国的落后的呢？
辜鸿铭：
很简单，一些中国人疯狂鼓吹西方的物质文明，而主张抛弃东方的精神文明，这就是中国之所以落后的原因。
记者：
我的看法与你说的完全相反。再有一个问题，你一会儿说民主文化起源于中国，说中国文化是民主的发源地；一会儿说民主不是个好东西，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
辜鸿铭：
你或许知道，英语中“民主”一词直接来源于古希腊语的“Demos”，“Demos”就是农庄的意思。所谓的民主也就是立足农人耕夫而进行统治的政治形式。其实这种思想早在中国古代孟子的学说就存在。
记者：
孟子怎么说？
辜鸿铭：
孟子曾经如此写道：“得之天子为诸侯，得之诸侯为卿大夫，得之邱民为天子”，此种的“邱民”与古希腊的农夫就是一个意思。这个句子中最后一句的意思就是只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就能掌控天下。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民主的含义。或许因为这一点，不少西方人认为中国的文化属于一种经典的民主文化。
记者：
谁？
辜鸿铭：
欧洲有一个大学者，名字叫迪金逊，他写过一本书，书名叫《中国旅行日记》，他在这本书中说：“中国人是民主性的人种，至少他们在对他们自身以及对周围人的态度方面，已达到了欧洲民主主义者所希望的程度”。
记者：
中国文化中的民主与古希腊中的民主意义完全一样吗？
辜鸿铭：
否。古希腊文化的民主奉行的是简单的大多数人说了算的原则，这种民主制度随时会给社会带来毁灭性破坏。而东方文明中的民主则没有这种毁灭性的因素。
记者：
什么原因呢？
辜鸿铭：
因为中国拥有贵族政治的传统。这种精英政治冲淡了民主政治的破坏性。这一点对于拯救濒临破产的西方文明意义极为重大。西方人是一盘散沙，必须要通过精致的贵族政治来予以中和。否则，按照这种粗陋的民主走下去，社会和国家会随时走向毁灭。
附：辜鸿铭简传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出生于英国殖民地槟榔屿（今马来西亚槟城），祖籍福建泉州府。父亲辜紫云，母亲为葡萄牙人与马来人混血。10岁时，义父告诉他：“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所以那些国家的学者都在努力钻研中国文化；希望你日后也能为自己的国家学好中西文化！”
1885年，辜鸿铭前往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在辜鸿铭鼎力谋划下，辜鸿铭拟稿再呈张之洞审定，于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以《设立自强学堂片》上奏光绪皇帝，筹建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得到钦准。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辞去公职，1915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文学。1928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