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老家站在曾经生我养我的故土上，站在倒塌的老房子的地基上，躺在母亲的土炕上，我都在心里说，我要写一篇文章，但我每次都是不敢动笔。故园在我的心头很沉很沉，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知从何处着笔，我害怕我写不好。这正如我在心里老想给我的的父母亲写些什么，但总不敢下笔一样。父母对我的爱不是一篇文章所能表达的，故园对我的情素也不是一篇文章就能写出的。
昨天，我在相隔三个月后（虽然我居住的地方离老家只有三十里地），回到故园，回到七十高龄的父母身边。蹲在故园那棵核桃树下，任蚊子在我的大腿和臂膀上肆意叮咬，我看着昔日的繁华现在已是面目全非，我的泪就不由地流下来；躺在父母的土炕上，和明显已经行动迟缓，反映迟钝的母亲拉家常，我的心里就酸酸的。父母是已经老了啊！有一首歌唱到——常回家看看。而我离家只有短短的三十里，竟然要三个月、甚至半年才回家和父母见上一面，那也是村里出了“人情”才回的家。
前几年没有感觉，这两年也许是近不惑之年了，我常常莫名其妙的和妻子发脾气，我常常想一个人回家和父母拉拉话，说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话。每次回家，我都要躺在父母的土炕上，舒展一下我疲惫的身心。躺在父母的土炕上，我一下子像一个游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安全、舒服、温馨。每次妻子催我该走了，我总是躺着不想动，我有时竟傻想，我就躺在这里不回去了，我就不想再做生意了，我也不想再挣什么钱了，争什么名了。
故园给我太多抹不去的记忆，父母给我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爱。
老房子是三间土木结构的土房子，据说还是父亲刚刚参加工作时盖的。当时，父亲不在家，是包给队上的社员给修的，我母亲就常常说盖得不够好。房子坐东向西，故而，冬天的早上是晒不上太阳的，就冷。我们就埋怨父亲咋不把房子盖到对面的阳坡？母亲说，有这座房子就不错了，你爷爷在世时爱赌博，把井上房子的椽都坼下来卖了。我们就无话可说。
老房子前面是一个五十多平方米的院子。院子左边紧挨老房子是一间养猪的房子，不大，但修的高，苫瓦。我记得事时，大哥已经把它收拾得很漂亮做他的睡房用。大哥人整齐，做事也整齐。他用芦苇杆绑了天棚，用旧报纸糊了四周的墙壁，再在墙上贴了年画，挂了玻璃装的相框，小小的房子一下子亮堂了。
大哥房子的后边是一块和院坝一样大的园子地。母亲秋天种上小麦，夏天种上苞谷，到后来，地边的树长大了，就不再种粮食，而种一些萝卜、白菜、茄子、豆角等。西边的地畔，有三棵两把粗的核桃树。母亲说是大哥过岁时栽的。也许是预兆吧，我母亲果然就生了我们弟兄三个。那年，大哥结婚后分家，母亲说，三棵核桃树，你们弟兄三个，一人一棵。我至今不知道当时是什么原因。大哥的树是中间一棵，我的是最南边的一棵，二哥的是北边的那棵。就数二哥的树结的果子大，下来是我的，大哥的树结的果子最小，是两头尖的。
大哥结婚那时，我们家很穷。穷到什么程度呢？早上能照见人影的苞谷稀饭，中午大豆、苞谷、很少一部分小麦面掺和的杂面做的面条——根本成不了条。一年里很少吃上苞谷面做的窝窝头。原因是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在队里只能拿六分工。而我父亲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教书。孩子多，又没工分，就分不到粮。我记得那时的星期天，父亲总是挑着两个柳条编的筐，我拿着一个“升子”，父子俩去街上的场院后边黑市买粮。
我二舅当过兵，在部队上入了党，复员后在大队当支书。他是我们亲戚里最有头有脸的人。公社书记看上了我二舅的能力，就千方百计地叫我二舅去公社工作。我二舅不去。后来，公社在南边的胡河沟里办了一个“五七干校”，叫我二舅去当校长。我二舅去了。我大哥的运气一直不是很好。那年，他高中毕业后大队让他去小学教书，当民办教师。他当时热心当兵，就没去。可那年体检时他没有过关，兵没当上把教师也耽搁了。我妈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去给我二舅说了几个晚上。我大哥才去了“五七干校”上学。两年后，公社买回了放映机，成立了放映队。我舅和公社的书记关系特别好，我哥就去了刚刚成立的放映队。我哥人样长得排场，在人面前又很会说话，加上我舅在公社的关系和威望，我哥在公社也就混得很好。那时候，电视机很少，农村的文化娱乐就是看电影。放映队在农民的心里是很风光的。我哥也就成了全公社的名人。我哥结婚以后，嫂子在家吃不下我们的饭，我哥就把嫂子叫到公社去住了。
结婚后，我哥和父母的关系就很紧张。嫂子和母亲吵，大哥也和母亲吵。这中间多少也和我大妈在中间煽风点火有关系。我二哥那时候上初中，身体不好，吃发霉的苞谷糁做的稀饭，这里吃，那里就吐了，他还要去上学。二哥常常饿得头发昏，眼发涨。二哥就看不惯大哥的为人和做事。就不和大哥说话。有一次，大哥和一干人在路上碰见二哥了，二哥问话，大哥竟对和他一路的人说是村里人。二哥就把这事记了一辈子。后来我二嫂也和大哥不和。总说大哥看不起人，他们也就不认了这个大哥。
我记得分家后，三间房子大哥占了两间，我、二哥、还有妹妹就住在那间猪圈改成的厦房和三间房子的一间房子。刚开始我们是从窗子翻出翻进的。一个月后把窗去掉安了门。
三棵树，其实就是三个人，三个亲兄弟。可在那苦难的年月，三个亲兄弟却行同陌路。都是因为穷啊。分家的时候，因为一个小板凳也会弄的红脖子涨脸。现在想想，这一切都没有了意义。
五年前，大哥的树开始枯萎了。三年前，大哥因为患病——肝癌晚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棵树也彻底的死了，大嫂叫人把那个不祥的树放倒、肢解，解板的解板，烧柴的烧柴。
今年春天，我大哥过三周年的时候，我们兄弟二人和妹妹、妹夫都回家了。在老家的院坝里，二哥的树也显出了枯萎的迹象。我和二哥说，放了它。三下五除二，那棵一抱粗的核桃树就倒了。
三棵树，现在就只有我那棵还在挣扎着。每年也结不了多少果子。秋天里，母亲说，你回来把核桃打了吧！我说，由它吧。也打不了多少果子的。我四十岁了，已是不惑之年，上树也操心，对世事也看得淡了。钱多少是够？名多大是名？气争着又有多大的意思？
我每次回家，都要蹲在三棵树的地基上沉思。一蹲就是半晌子。人活一世也就是五六十年，所谓“人活七十古来稀”，能活到七十岁的人真是有福了。但我们在这几十年里做了多少不该做的事啊？和父母的不和，和兄弟姐妹的隔阂，争一些不该争的气，伤心伤身。有一句话说，钱财如粪土，名利是枷锁，都是身外之物。这句话只有到了生命尽头的人才有深刻体会啊。
兄弟树，常常让我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