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希金提高了俄罗斯民族的质量，一个李白使中华民族拥有了千年的骄傲，一个梵高使全世界感受到向日葵愤怒而近于绝望的金色的瀑布，一个以多芬使全人类听到了命运的叩门声！中国的文学，文学的中国！在这百年即将终了的时候，难道不应该为这个世纪和下一个世纪的人们带来一些理想的光辉？人们，你们可以嘲笑一切，但是，切不可嘲笑崇高和神圣、庄严和使命，以及与此相关的折求，切不可嘲笑这一点点可怜巴巴的乌托邦的抚慰。
这好比是竞技场上的赛事，枪声响起，起跑者姿态矫健。他们举步跨栏，身轻若燕，无所阻挡，观者惊呼！人们望那炬火的明灭，分明是为遥远的灿烂文明所烛照，那炬火经历世纪风霜，愈久而愈为鲜丽。在观众的欢呼声中，一枇先行者已抵达终点这赛场向未沉寂，冠军的争夺虽残酷而无情，总有勇者走上挑战的位置。这乃是一场不流血的友善的战争。现实的战争是一种灭绝，以从肉体到灵魂的伤害和取消对方为目的，而这里的“战争”，却是汲取、濡沫和彼此激励。也许有狂想的诗人宣称他的智慧和天才只来自自身，此话必不可信。文学纵然是创造，但所有的创造者都受惠于积累和承传。
这就是真正的接力赛。竞赛者你追我赶，互不相让，分分秒秒都在计较。究其内质，则是兼容、互渗、而充盈着博爱精神。这是一番异常感人的追逐。所有的后来者跟随着前人的步履，他们都试图超越前人，而真能实行对前人超越的却为数甚少。但那未必成功的超越精神却成为激勉所有后人的财富。
文学是心灵的产物，但文学更是时代的产物。每一个时代都以它特有的丰盈铸造那时代的文学之魂。每一个属于那时代的文学创造者都无例外的肩负了传导当代精神的使命，不管他是否愿意或是否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基于此，那些既拥有才智又与时代保持了密切联系的作家，他们有可能成就为激烈争夺后的超越前人的人。
整部的文学史就是由这些幸运的超越者写成。那些杰出的人物以包容着充实的时代精神的文学个性，跨进这殿堂。这里有既成传统对于未成传统的普泛的滋润，但都不存在简单的重复和高度一致的规范。这里有某种神圣，却不存在偶像。跨越浩淼的时间和空间，所有的参与者都构成了平等而自由的个体的精灵。在澄彻空明的天宇之上，点缀着这些闪闪发光的大大小小的独立星体，它们构成了被指称为历史的文学的辉煌。
一批先行者到达了终点，另一批接力者又跋涉在中途，而源源不断的后继者正在出发或正等待着出发。所有的人都是雄心勃勃的挑战者，他们的竞争坚定而毫不妥协，他们的竞争同时也不怀敌意。当然，当外力强加而造成文学秩序的混乱时，这种和平的生态便可能丧失。但所有的竞争者的良知，都无例外地谴责这种暴虐。
本世纪某些时间，中国文学曾经受到为时甚长的来自外界的侵害。所幸这侵害目下已减少到低点。人们从这种良好的形势中依稀窥见了希望。如今创造力旺盛的接力者，较之他们的文学前辈有了更为良好的施展个人才情的机会。竭尽全力为这样的施展提供有益的环境和条件，以期在这场充满善意的竞争中造就更为丰硕的成果，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对于时代恩惠的酬答。
以往，因为苦难的降临我们曾把文学的衰颓委过于那种不幸的笼罩。面对粗暴的指使和强加，我们抵制或反抗环境的施虐。在今日，当文学拥有了有限的自由，我们需要的不再是对于环境的怨尤，更需要的是拷问自身：我们是否随意地抛撤了那血泪凝成的珠宝？
文学呼唤着严肃精神。若是真正的游戏人生或游戏文学，社会公义将不会宽容。人们理所当然地把敬意献给了辛勤而充满创造精神的超越者。
这套丛书的策划者和新文化者正是怀着这样的见解从事这一丛书组织编辑工作的。这里集结的将是一批强有力的向着历史和前辈的挑战者，也将是一枇丰富、充实并光大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接力者。他们贡献于中国新文学的，是他们融汇了时代精神和个人智慧的既有异于前也有异于众的精品。我们如此期待。也许我们的期待有特于证实，但我们的期待是热切的。
地平线已然展开拥有地平线是一种幸运，这意味着拥有灿烂的日出和辉煌的梦想。但同时也意味着将面临沉重而巨大的承受，以及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洒满汗水、泪水与血水的艰难困苦的跋涉，甚至还意味着最终的一切可能依然是没有结果的遥遥无期。
二十世纪的地平线伴随着那轮曾经鲜亮终而昏黄的太阳在世纪末的喧嚣中正悄然隐退。新世纪的地平线已淸晰可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完成或实现了跨越。近百年的追求与幻灭、希望与焦灼、痛苦与灾难都将化为巨大的历史记忆遗留给下个世纪。
所以，对于中国文学来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既是幸运的，又是沉重的。幸运的是，当他们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时候，新世纪的地平线也正在他们面前展开，他们将在最佳的状态下，在精力、想象力和创造力都是最旺盛的时候进入二十一世纪。同时，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发展史上，他们也是幸运的一代。他们的成长经历可以说是自七十年代末社会走向开放和争取现代化这一进程的一个真实而感性的赞聚。他们有较为宽松的环境、开阔的视野，可以自由地汲取全人类丰富肘伟大的精神营荞，这使得他们很旱就具有批界性的眼光。这是难化的历史机缘。怛机缘义从来就与挑战同在，所以说，这一代作家也是沉东的。这沉重不仅在于布满荆棘的追寻道路上的艰难和坎坷，还在〒这一代怍家出发时，他们并非轻松地站立在崭新的地平线上，这个世纪的历史难题和这个社会年来的痛苦与焦灼的历史记忆，作为遗产，梦魇般地使他们无法逃避和摆脱，他们不得不同时向过去和未来宣战；他扪的沉重还在于，面对世纪末异常嘈杂的、几乎是裹挟全球的现代化热潮中，如何确立文学同时也确立作家自身。这对他们当然也是对于所有的中阒作家来说，都将是不能回避而必须勇敢承担的选择。
当然，并不是说文学必须承受这样的重负，文学有自己的领地。历史也早已证明，任何对文学的苛求和僭越，最终受伤害的都将是文学自身。西年来中国的落伍和孱弱，使几代文人把文学梦和救国梦织在一起，文学悲壮地肩负起了自己无法承担的职责，将自身等同于能够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一剂灵药。走向极端的结果，是酿造了一株苦果。但是，文学回到自身，回到家园，并不意味着文学只关心自己，只是一种写作和愉悦的轻飘飘的行为。如果文学不能面对我们的历史、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存在发言，如果文学不能对人类自身灵魂进行最痛苦的追索与拷问，如果文学不能带给我们些许前进的光亮以引导社会人心，那么，文学沦落的口子可能就要真正来临。
所以，对于这一代怍家来说，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在地平线已然展开文学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神话空间被击晬后，当文学日益趋向个人、自由和泛滥时，他们的立场、态度是什么？他们对文学所持的信念又是什么？这将极为深刻地影响到这一代作家的成长。因此，现在来谈他们的出现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意义还为时尚早。怛他们创作中表现出的独立意识、个性、才能等等都隐隐地显示出了他们不可低估的潜力。他们将是很有希望的一代。
地平线已然展开，经过跋涉和努力，他们或许将完成一次壮丽的日出。如果那样，那是他们的大幸，也是中国文学的骄傲。
先锋的使命人们都注意到诗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这种作用也汗是由于埒怍为最精微的和发展最充分的文学品类在中闻有其深远的历史积蕴，也许是由于它作为最丰富的精神方式能够细微地把握世界的一切变幻，总之，诗在中国往往统领和引导时代和艺术潮流而起着某种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1919年开始的那一场划时代的文学革命是以新诗为先导的。新诗试验的成功带动了整个新文学对于旧文学的战胜。我们从新文学运动文学内涵、艺术方式以及语言革命的深刻演化中，无处不感受到新诗为这一革命所作的贡献。仿佛是天体运动中某一周期性的奇观，新诗的这种贡献在中国文学的另一个转型期再一次出现。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一次埋葬中世纪式的文学灾难中，当时的非主流诗以纯粹民间方式悄悄地、同时又是强有力的挑战震撼了中国文坛，这便是当时的朦胧诗运动。
时空迁移，我们将会有可能以更为冷静客观的姿态对七八十年代之交的那一次新诗运动一一更确切地说，它更是一次全面的文学变革的先声作出评论？作为对于文学统制和文学禁锢的先锋性冲击，朦胧诗具有的价值无可置疑。从语言革命的角度看，它实行了一套充满人性精神的全新话语宋替代夸张的沩浪漫话语；从艺术变革的角度看，它开创了以象喻性为主的、非直述且有多层含义的艺术方式来替代僵硬直露的艺术模式；从内涵拓展的角度看，人性和人道精神的张扬和充实替代了非人化的现代迷信。
这就是中国新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一次换血活动的发端。这就是给当时文学界乃至社会以震动的唤醒中国新诗现代精神的新的崛起。围绕着对这一场新的崛起的体认而展开的论争，甚至在历时十余年之后的今日也没有成为过去。这说明这一事件的意义，业已超出诗的范围。它似是一根楔子，打入了权力和准权力构成的非艺术的秩序，从而带来了全局性的松动。自此而后，现代意识逐渐取代非现代意识，人性文学逐渐取代非人性文学，从而纠正文学向着深渊的滑行。
朦胧诗运动产生在诗歌被极端性逼向绝路之后，在当时，它拥有的反叛旧秩序亦即纠正艺术偏离的意图比建设的意图更为强烈。朦胧诗的出现有它特定时代命运的关切和投入，但最终唤醒的却是属于艺术自身的使命感。魔瓶的开放是一种势不可挡的奔决。解除了精神枷锁和艺术桎梏之后，失去约束的自由心态令人兴奋又令人不安。那种浑沌不清的非纯净状态是习惯了规范的人们所不习惯甚至不乐于看到的，但却为文学艺术的历史事实所证明这是一种常态。与此相反，我们以往习以为常的单一、拘谨、而且经常表现为可怕的千篇一律的创作却是异常的和失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