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精神的飞翔--对新世纪文学的几点思索
以世纪为单元来划线，来言说文学，也许是件颇可怀疑的事，它未必能真正深入到文学内在的规律之中。这首先因为，时间像无始无终的河流，不会根据人为的划分而突然断流或突然提速，每日子该怎样还怎样，不会因新世纪的钟声一敲，就一切都万象更新或人人皆改头换面了。万事万物只能循着质量互变的规律发展。其次，文学有它不同于其它门类的特殊性，虽然它必然受到政治、经济、军事、民族、道德、风俗等等方面非常重要的影，但文学史绝不应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遗憾的是，不少的文学史似乎过分地遵循社会历史的分期方法，或政治历史的分期方法了）。前些年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人提出以20世纪为单元研究文学，欲打通多重人为的厚障壁，将文学研究置于一更为开阔的时空背景中，应该说启人心智，令人豁然。不过细加思量又会怀疑，这是不就是最科学的划分法？还有没有更贴合文学自身规律的界线？
然而，在世纪之交的切割点上来谈论文学，毕竟又是很难绕开的话题。这就像到了该过节的时候总得过节，该盘点的时候就该盘点一样，更为重要的是，人不该是时闻的仆役，世纪的划分并非只是简单的时间的度量，它应是人类的伟大理性和人对时间的主动把握的一种表现，人必将施加积极影响于历史的进程。对文学来说也一样。新世纪的来临对于人类、社会、科技的意义，包括对于文学艺术的意义，虽小一定在新世纪开始的头一天就马上表现出来，却必然要在未来的发展中显露出来。就这个意义来说，回顾和展望都是很有必要的。
文学不会萎缩和消亡，其概念和外延正在扩大
面对新世纪，我们当会首先检视文学的生态环境和实际处境。视听化语言对书面语言的强烈冲击，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这不能不动摇到传统文学的稳固地位。就这方面说，文学所受到的威胁从来没有今天这般严重，说它正在移向边缘，并不算错。如果说书本方式和书面语言作为印刷文化的辉煌一页的话，那么它在电脑、电视、网络等为主要语码的电子文化时代就显然难有大的作为了，再难保持主角的位置。现在的作家，手写的稿件已很鲜见，欲觅其“手迹”甚难，恐怕不要太久手迹要变得如书法般珍贵了。然而，我却想强调两点不同看法：一是，随着现代科技发展，文学的概念和文学手段的外延其实也在迅速扩大，不能认为只有书面语言印成的书或报刊上的作品才叫文学，图像化和网络化的作品就不能叫文学。第二，更重要的是，文学乃是一种人类艺术地把握现实的精神，决不能仅以物质外壳和媒体形式来判断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依我看，印在纸上的东西若缺乏文学精神只能算伪文学，而渗透在其它传媒中的东西若充满了文学精神，就一样可以视为真正的文学。我的上述看法倘若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就大可不必悲观了，新世纪的文学不但不会萎缩、消亡，而且会有更广阔的前途。所谓WTO来了，也无甚大碍。
研究人们审美意识的变化、在多元并存中求发展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谈论新世纪的文学，其实只能从当下的文学现实出发，否则不过是大言空言的戏说而已。我认为，从发展眼光看，有三方面的问题也许是值得思考的。首先，不能无视当今审美意识的剧烈变化，但应强调多元并存中的发展，不要满足于繁杂中的贫乏。过去了的一个世纪（除去最后的十多年），其总特点被有人称为是启蒙与救亡的变奏，有人不同意，又提出应是启蒙、救亡、翻身的三重变奏。在审美上，则被认为是以崇尚革命理想和营构革命史诗为目标，以政治话语、群体话语、英雄话语为主导话语的时代。这样说大致不错。而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在市场化、商品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审美意识的变化实在是太深刻了。应该说，今天是进入了一个以世俗化、日常化、个人化占据较大份额的文学时代。有人说，现在是个没有史诗的时期和大众消费文化汹涌的时期。我觉得，在文学上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偏向。比如：以个人化排斥社会化，以世俗化排斥理想化，以后现代性排斥现代性等等。即以“个人化写作”来说，作为一种叙述姿态，它确实打破了大一统的话语方式，拓展了个人的精神空间，是市场化为写作带来的新的自由度，在此世纪之变它有着特定的人文内涵，它体现着爱、宽容和悲悯，表现为走自己选择的路和情感的独特性，富于深切的甚至是痛苦的生命体验。可是，个人化写作倘不能与真实的生存、真实的需求相应和（这种需求绝对是多样的，但须有一定力度和高于自身的某种东西），那只能是令人跟花缭乱却无法动人。再以“后现代话语”的极力鼓吹者匆忙宣布以启蒙话语为特征的现代性话语已经结束，大家应一齐走进后现代的观点而论，究竟又有多大现实性的根据呢？或再以“史诗消亡”问题来看，创作上的实际情形是，有很多作者正在苦心结构宏大的史诗型的作品，特别在长篇小说方面。你当然可以批评他写得不好，或力不从心，但你没法否认这个时代仍然需要史诗及其风格类型。所以，我主张在新的世纪里，不要轻易宣布什么又过时了，而应强调在多元并存中发展的思想。
关注现实，关注生存，用“精神化”抚平“欲望化”
文学的有无充分的“人文关怀”无疑是个大问题，而对新世纪文学来说，就更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知道，“欲望化”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文本中显得很突出，到了新世纪恐怕也不会有多大改变。于是，怎样用“精神化”抚平“欲望化”就很重要，说白了，就是我们的文学能否提供可靠的精神家园。我认为，人文关怀其实是非常现实的，它应该体现在密切关注现实，关注生存，关注现实境遇，关注普通人的命运上，不必搞得那么不可企及的玄妙，也不是精英知识者的专利。那种宣称文学不必承担任何使命、责任，不必坚守良知，只为自己写作的主张，未免过于自我了。另一方面，追求纯粹而又纯粹的美感和“文学自身”，把文学分为内部关系（语言、文体、叙述、结构等关系）与外部关系（与社会、政治、道德、历史等关系），并认为内部关系高于外部关系的观点并不科学，也同样无法体现充沛的人文关怀。近些年来，自新写实到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创作思潮，总体上应予肯定，因为它们渗透着人文关怀，平民意识便足其表现，它们都很关心普通人的生活现状和心灵世界。然而，人文关怀也有个精神高度问题，有个能否超越世俗化，进入更高精神理想的问题。仅以《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为例，这小说中的“幸福”原先充满了反讽，包含着对“文革”中平民遭受艰窘匮乏生存的批判，后来改编成电视剧和戏曲，有的被改成一种自得其乐、知足常乐、自我调适、自我解嘲的甜腻作品，“幸福”也变成一种比较肤浅的满足感，甚至有点阿Q相。这虽然也是一种理解，并赢得了共鸣，却难以有更深的寓意和更高的提升。
切莫把心灵化、艺术化演变为事件化、新闻化
我的另一个感想是，随时警惕切莫把心灵化、艺术化的创作，演变为事件化、新闻化的写作。这可能是一个需要长期注意解决的问题。近看叶兆言在《围城里的笑声》中说到这样意思的话：非常时期引起轰动的作品在艺术质地上都比较粗糙，而“轰动”过后一些真正的文学却被人们忽视着。在中国，这几乎成了一个文学起伏的规律。对此我颇有同感。回顾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一种思潮，一种创作态势，只要一成气候，不要多久就变成模式了，特别是那种贴近现实，政治功利性较强的创作思潮。想想“改革文学”，乔厂长出来后，出了多少大大小小的乔光朴啊，都像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其实何止“改革文学”？大凡称为思潮性的写作，大率如此。最近“官场小说”、“反腐小说”又大批涌现。它们当然是现实生活与人心诉求的反映，可是，大同小异的故事又来了，新模式又来了，追求短时效应的事件化、新闻化的写作又来了。老是这样，文学就没法丰富、深刻、博大起来。
由此使我联想到，这些年来。现实主义一直处于开放、多元、发展之中。在这个越来越陌生的世界里，人们希望多看到揭露世相和直观自身生存的作品，质朴的写实往往能满足这一要求；但对新世纪的人们来说，也许更渴望的是一种超越，一种激发，一种鼓舞，一种精神的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