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场上争权夺势而演化的悲剧向来不绝，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功利主义和残酷事实促使此中人等费尽心机，赢得权柄。历史告诉人们，权力场上没有永远的胜利者，即使历经血战，登上高位，在四下环伺觊觎者的处境中，他还是充满风险的，随时有被拉下马的可能。这个时候，适时做些退让，略表一下谦恭，不仅可以化解一些人的敌对之心，更重要的是解除最高当权者的猜忌与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可从根本上巩固权势。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尽管他貌似强大，其实却随时都可能毁于一旦，烟消云灭。
活学活用
月盈则亏，该退就退
含苞待放时的花最值得观赏，略有醉意的感觉最为美好。这其中蕴含着极高妙的学问。而如果花已开得娇艳，酒已喝得烂醉，那么不但没有美妙可言，还会让人感到大煞风景。所以事业达到巅峰阶段的人，应该好好想想这其中的含义。
1862年，曾氏家族处于鼎盛时期。曾国藩身居将相之位，曾国荃统领的人马达二万之众，曾国华统领的人马也达五千之多；曾国荃在半年之内，七次拜受君思。尽管这还不是曾氏家族最为辉煌的时期，但面对如此浩荡皇恩，曾国藩早已心满意足，甚至有点喜出望外，他禁不住骄然慨叹：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
他把自己的感觉和心情告知家人，又以自己的学识、阅历和权威规劝家人：“日中则昃（太阳偏西），月满则亏。我们家现在到了满盈的时候了！”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削平）之，人满则天概之”。曾国藩以为，天之平人原本无比形，必然要假手于人。比如霍光氏盈满，魏相来平灭他，宣帝也来平灭他；诸葛恪盈满，孙峻来平灭他，吴主也来平灭他。待到他人来平灭而后才悔悟，就已经晚了。我们家正处于丰盈的时期，不必等到天来平、人来平，我与诸位弟弟应当设法自己来平。
“功成身退”的思想在今天对许多人来讲已经不太灵验。它会使人失去积极的进取心，从而满足于现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其糟粕之处。事实上，这里提出的“功成身退”仅是一种退守策略，是指一个人能把握住机会，获得一定成功后，见好就收。
老子的知足哲学也包括了“功成身退”的思想。所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其含义为，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金玉满堂，往往无法永远拥有；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而功成名就，急流勇退，将一切名利都抛开，这样才合乎自然法则。因为无论名或利，在达到顶峰之后，都会走向其反面。
曾国藩本来是一个虔信程朱理学的学者，不幸的是那个时代把他造就成了一代中兴名将。从1852年奉旨兴办团练开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二年，他一直在过问军事。他仿照明代戚继光创建了一支不同于绿营军（官兵）的新型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正当它处于威震四海的顶峰时期，曾国藩下令解散它。他为朝廷创建了一支军队，却为自己解散了这支军队。
曾国藩自从“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从团练改编而成的军队——湘军时，便汹汹然地冲在对抗太平天国的最前列，此时他完全被维护皇朝的义务感和炫耀自己的功业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不仅战事棘手，屡屡受挫，而且也时常受到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谓身陷炼狱，备尝艰辛，但他毕竟都咬牙立志地坚持了下来。
因此，当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时，则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问题。
曾国藩
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封建统治之术。只有推美让功，才能持泰保盈。
当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在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抑自己，使之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
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如何处理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天京陷落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更是绕室彷徨，彻夜思考，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办法。
当曾国藩从安庆赶到江宁的时候，持盈保泰的解决方案已完全成熟，那就是裁军不辞官。
曾国藩裁军不辞官，在攻破天京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任疆吏，都视他为精神和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怀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制，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并被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道如何应付，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名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分的恐惧，以为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在两江总督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他的这种做法无疑正是使清政府绝对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
曾国藩自动裁撤湘军，是在退一步为自己谋出路，也可以说是谋条生路，这一“该退则退”的做法真的非常值得人们效仿和学习。
《列子·仲尼》中有段精辟的比喻，列子说：“眼睛将要失明的人，先看到极远极微小的细毛；耳朵将要聋的人，先听到极细弱的蚊子飞鸣声；口将要失掉味觉的人，先能辨别极微小的雨水滋味的差别；鼻子将失掉嗅觉的人，先嗅到极微小的气味；身体将要僵硬的人，先急于奔跑；心将糊涂的人，先明辨是非。所以事物不到极点，不会回到它的反面。”
这是在告诉领导者，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欲望太强，贪婪只会迫使人们走上绝路，而见好就收往往能给人们带来更大的利益，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常识。人生总会面临无数次的选择与无数次的放弃，在选择与放弃之间，必须正确地权衡利害关系，否则只会置自己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智慧金言
因为“月盈则亏，物极必反”是天理循环的规律，也是处世的盈亏之道。领导者应该遵循这一规律。
势或失之，名或谤之，少怨者再得也
译文
势力有时会失去，名声有时会遭诽谤，少发怨言的人能失而复得。
解读
在挫折面前，在遭人污辱面前，人们的态度和反应是不同的。有智慧的人处变不惊，不怨不弃，不做无用的争辩和蛮干，事实往往证明这是最有效的反攻之道。暂避锋芒和理智务实，并不是无勇怯懦，它可以使人远离矛盾的中心而不激发更大的打击。相反，那些反应敏感，认不清形势的人，在怨天尤人时不仅于事无补，也更让人抓住把柄，穷追猛打便接踵而至了，非置其死地而后快。如此，他们也就再没有翻身之日。
活学活用
不争强好胜才能避免灾祸
觉得道路很窄是因为总和人争先，只要退后一步让人先走自然觉得路面宽平许多；人生总是容易腻于太过浓艳的味道，只要清淡一分自然会觉得滋味历久弥香。
《道德经·第六十六章》有言：“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由于他不与人争抢什么，因此，天下就没有人能与他竞争了。如果你与全国人去争国家，与全天下人去争天下，与所有领域中的人去争成败，结果必然是一无所获。你如果不与他人去竞争，恬静淡泊无所求，或许会有所得，不去争取的竞争反而使天下没有人能与你竞争。
高川秀格，日本的围棋高手，“流水不争先”曾是座右铭。他在围棋比赛时，将阵形布置成像水一样的悠散，不让对方感到畏惧。一旦开战，原本沉静的波澜立即发挥出所蕴含着的威力，迅速击溃对方的攻势，这就是“争先的经路窄，退后一步自宽平一步”的道理。
当然，“不争”不是任何条件、场合、限度都可以使用的，所以它并非要求人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争以致甘受欺侮。不然，矜无所矜，就成为阿Q，成为懦夫了。那也不符合我们做人需要修养的内容。
不与人相争，就能亲近于人，不与物相争，就能育抚万物，不相争于名，名就自动到来；不相争于利，利就聚集而来。祸患的到来，全是争的结果。如果能与人无争，则获得人生的安全；与世无争，则获得事物的安宁；人事无争，则世界也会和平安定。
也就是说，你的能力并不决定你的行为，是你的身心所处的状态决定的。
你可曾有过突然记不起熟悉的朋友的姓名这样的经历？何以会有这样的现象？你明明知道那个人的姓名，可当时就是记不起来了，难道说你笨吗？当然不是，那是当时你笨的状态影响的结果。
一位射箭世界冠军的心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成功。每次射击，他都会举起他的弓，眼睛锁定三十码外的靶心。此时此刻，除了红心以外，没有任何事可以吸引他的注意力。他拉紧了弦，眼睛注视目标，沉静而迅速地把自己的身心状态审视一遍，若有一点儿感觉不对，他就放下弓，放松，再重新拉一次。假如一切都检视无误，他只需瞄准靶心，放心地飞出箭，就有信心射中红心。
是否仅是体坛的超级巨星才持有这种冷静的信心、十足的状态呢？倒也不尽然。只是当体坛明星拥有这种最佳竞技心态时，他才有赢得胜利的可能。
而当心态不佳时，他可能会一扫平日的威风甚至会输给默默无闻的小字辈。同样，即使一位平时成绩平平的运动员，当他处于最佳心态时，他也可能干出惊人的成就，打败那些技术水平虽高但状态不佳的明星们。事实上我们可以随时调整我们的心态，只不过常常被自己遗忘罢了。
智慧金言
你如果是想改变自己做事的能力，那么就调整好自己当时身心所处的状态，这样便可以把蕴藏的无限潜能逐一发挥出来，取得惊人的成绩。
势固灭之，人固死之，无骄者惠嗣焉
译文
势力一定会不存的，人终会死亡的，不骄纵的人才能惠及子孙。
解读
明晓人生、认知世事的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走上极端，不虑长远。他们知道万事的本质和发展趋向，在为己谋划的同时，更把目光放在身后，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福泽。这就要求人们在有权有势时，不能忘乎所以，切勿轻信势可传家、权可相承的说法。只有良好的品德、美好的善行才是最可信赖的，惟有这些才是真正惠及子孙的。
活学活用
聪明的人知道处阴敛翼
平常人走得很快，平坦的大道也成了苦海；明智者懂得藏拙，在陡峭的山坡上也会如履平地。
鹰立如睡，虎行似病。在现实生活中以不扬才华的方法来隐蔽自己的行动，可以达到一鸣惊人的效果。做事太张扬，就会让对手警觉，就会过早地把目标显现出来，成为对手攻击和围剿的“靶子”。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不暴露，尽管这样做会有损失，却能避免更多不可预知的风险。
1998年，华为以80多亿元的年营业额，雄霸当时声名显赫的国产通信设备四巨头的首位，势头正猛。华为的总裁任正非则以此跻身明星企业家的行列，但他对各种采访、会议、评选一直躲避，直接有利于华为形象宣传的活动甚至政府的活动也一概坚拒，并给华为高层下了死命令：除非重要客户或合作伙伴，其他活动全部拒绝，谁来游说我就撤谁的职！整个华为由此上行下效，全体以近乎本能的封闭和防御状态面对外界。
前两年的北京国际电信展上，华为总裁任正非正在公司展台迎接客户。一位上了年纪的男子走过来向他询问：“华为总裁任正非在哪儿？”任正非问：“你找他有事吗？”那人回答：“也没什么事，就是想一睹能带领华为走到今天的传奇人物的风采。”任正非说：“实在不好意思，他今天没有过来，但我一定会把你的意思转达给他。”
关于任正非还有很多故事。有人去华为办事，模模糊糊地换了一圈名片，坐定之后才发现自己手里居然拿着一张任正非的名片，急忙四处寻觅，那人已不见踪影。有人在出差去美国的飞机上，与一位和气的老者天南地北神侃一通，事后才知道他就是任正非，于是遗憾不已。这些多少有点传奇的故事说明，想认识任正非的人太多，而真正认识任正非的人却很少。
近两年来，华为的堡垒有所松动，出于打开国外市场的需要，华为与境外媒体来往密切，和国内媒体的接触也灵活不少，华为的一些高层也开始谨慎露面。唯一没有任何解禁迹象的，是任正非本人。
在《我的父亲母亲》这篇文章中，展现了任正非理性和激情背后温情的一面。他在文中总结说：“由于家庭原因，‘文革’中，不管我怎样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都离我很远。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有很多，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没有受过嘉奖。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造就了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
正是由于任正非的低调做人，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打理公司，每年花大量时间游历全球，在各个发达市场与发展中市场上发现机遇，在通信设备国际列强间合纵连横，寻觅有利的力量与资源。在深刻领悟西方文化的同时，充分发挥东方人的聪明才智，带领着华为再创辉煌。
智慧金言
过分地表现自己，就会经受更多的大风大浪，暴露在外的椽子自然要先腐朽。一个人在社会上，如果过分地显露头脚，那么不管多么优秀，都难免会遭到明枪暗箭的打击和攻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