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乏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韩非子·五蠹》
【释义】
从人类本性上说，没有什么感情能超过父母疼爱子女的，然而大家都一样疼爱子女，家庭却未必就和睦。君主即使深爱臣民，何以见得天下就不会发生动乱呢？……先王首先要执行法令，并不会因为同情而废去刑法，那么不能用仁爱来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就明白无疑了。解读情与法是两种管理手段，比较而言，法重于情。韩非子认为，君王的爱民不会超过父母爱子女，子女不一定不背弃父母，那么民众何以就能靠仁爱治理好呢？
因此，韩非子主张：无情不君王，无法不立国。人非有爱，法本无情，人再怎么教育，人性还是恶的，所以他搞的是恶狠狠的法制，管理一点儿也不手软，更不能留情面。用在现代管理上就是：员工做好工作后，就要奖励，如果犯了错误，就要惩罚。不要留什么情面，有些基本的制度必须有刚性，如果基本的制度都没有刚性，领导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
【活学活用】
在中国，情是个性化的感觉，感情问题是一个面子问题，中国人宁肯要虚无缥缈的面子，也不肯要实实在在的里子。所以，企业还要做到无情制度有情管理。所以韩非子又说了：凡要治理天下，必须依据人情。人之常情，有喜好和厌恶两种趋性，因而赏和罚可据以使用；赏和罚可据以使用，法令就可据以建立起来，治国政策也就进而完备了。
那么，怎样正确地看待制度和感情？怎样准确把握住尺度呢？到底制度要多严格？讲感情要到什么程度呢？沟通时，管理者要非常注意对方的情绪和感觉，否则即使是一好事情，也会成为坏事情。
人是管理的主体、管理的核心，通过管理，将预定的各项目标变为现实。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管理”和“领导”这根主线。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同行业之间的激烈竞争，迫使企业全方位地严格管理，而“有情”领导是进行“无情”管理的有效手段，奖勤罚懒、竞聘上岗等等是“无情”管理的表现形式。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要激励职工的积极性、竞争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就更需要在“无情”的管理中体现出“有情”领导的方式和方法，使“无情”管理与“有情”领导交相融会，创造一个既是严格的又是宽松的企业环境，从而对员工的行为产生巨大的促进推动作用。
“无情”管理与“有情”领导也是韩非子的一个法治思想，“有情”是为“无情”服务的。在管理中，要“有情”为辅，“无情”为主。他说：听说古代善于用人的君主，必定会遵循天道，顺应人情，并且赏罚分明。遵循天道，就能够少用气力而建立功业；顺应人情，就能够少用刑罚而推行法令；赏罚分明，伯夷、盗跖就不会混淆。这样一来，黑白就分明了。韩非子主张“顺应人情的法治”，这也是他利用人性治理的思想表现。
“无情”和“有情”是一对反义词，“无情”管理和“有情”领导是一对矛盾体，互为依存，相辅相成，在现代化企业管理中缺一不可。在企业和员工的关系中，要保持关系协调，就要营造一个激励性的环境激发员工强烈的进取心和积极性，这个环境的营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的“有情”或“无情”。
对员工来说，激励环境不一定都是职位、金钱、待遇等等方面，有很多都是人们心理上的高级需求，如尊重员工的人格、理解职工的情感、关心员工的生活等，使员工感到企业不仅仅是谋生场所，而且是人生价值得以实现的理想天地，这样，他们就会把执行“无情”管理中的规章制度变为自己的自觉行动。
如果企业管理只去搞物质刺激，就不能长久激发员工内在的积极性、主动性；只用制度去强迫，久而久之，制度的效能也会递减；只把员工看作工具、手段，更容易激起对立和反抗。只有把员工看做是企业的主人，创造一个他们认为自身感情能够寄托、自身地位得以确认、自身价值得以实现的环境，企业才有吸引力和维系力，才会有蓬勃的活力，企业的效益将会在以人为目的的管理中得到实现。
无情管理是强调在管理科学化当中的强制性，将管理的“无情”灌输到管理中的每一个环节，从而才能保证管理目标的施行和管理任务的完成。“有情”领导是将管理中的强制性变为员工的自觉行为，将“无情”管理和“有情”领导之间的距离调节到最佳状态，从而发挥个人最大的工作效能。
【智慧金言】
“有情”领导和“无情”管理丰富了企业现代化管理的内容，深刻了它的内涵，通过“有情”领导和“无情”管理的有机结合，使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由目标变成现实。
神秘莫测，保持距离
【经典语录】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
——《韩非子·主道》
体道，则其智深；其智深，则其会远；其会远，众人莫能见其所极。唯夫能令人不见其事极，不见其事极者为保其身、有其国。
——《韩非子·喻老》
【释义】
君主所掌握的道，不能被臣下知晓，运用道的时候，也不能让臣下觉察。君主虚静无为，在暗中观察臣下的过失。看见好像没有看见，听到好像没有听到，知道好像不知道。
按照根本规律行动，他的智慧就一定很深；智慧很深了，他的计谋就一定很高超；计谋很高超，一般人没有谁能看到他的究底。只有那种能让人看不到究底的人，也才能保全身体、拥有国家。解读韩非子认为，为君之道在于隐蔽自己，让臣子不可捉摸，而且使用这个方法，要让大臣们感觉不到。
在韩非子看来，君主在臣属的心目中，必须保持一种神秘形象。包括深藏不露，虚静无为，以法术考责臣下的功效，不亲躬细事等韬术。其意向与决断，绝不能让臣属事先猜测揣摩。臣属对君主莫测其高深，自然会增加其畏惧感。
【活学活用】
上司如同在暗处，下属如同在明处，控制起来就比较容易了。这种手段进一步发展，上司甚至连自己的行动、踪迹都要加以掩饰，使下属无从窥伺。这实在是一种有效的驭臣之术。
秦始皇妄求长生不老之药；让一批方士四出寻求，可天下哪里有什么长生不老之药？
方士们交不了差，便骗他说：“我们求长生不老之药之所以求不到，是因为有些东西妨碍它的出现。君上应当经常隐秘自己的行为，以避让恶鬼，恶鬼走开了，‘真人’才会出现。所谓‘真人’，人水沾不湿，人火烧不着，腾云驾雾，与天下同寿。不过，陛下太热衷于治理天下，心静不下来。您现在住的地方，大臣们都知道，这就妨碍神的出现了。希望陛下所居的宫殿不要让臣下知道，这样不死之药就可以得到了。”
一心想长生不死的秦始皇居然相信了这些胡言乱语，下令在离首都咸阳二百里处建了二百七十座行宫，座座金碧辉煌，巧夺天工，最特别的是行宫之间是相通的，以上下两层、封闭甚严的复道相连。
他每日乘车在复道中巡游，从不在一个行宫留上二日；他处处追求神秘，无端让人摸不着头脑，令臣下无可猜测。
一日，他在梁山宫所在的山上看到一队车马从山下经过，他见其阵容庞大，十分招摇，不禁眉头一皱。当他得知这是丞相李斯的车队时，惯有的猜疑心让他十分恼怒，大为光火。
这本是件十分机密的事，不想第二天李斯却突然大大减少了车队数量，且无任何排场可言。秦始皇再次见到，惊疑之下，自知定是有人通风报信，遂严命追查此事。
原来，丞相李斯为了探知秦始皇的喜怒哀乐，用重金收买了秦始皇身边的一个宦官。当日，这名宦官见秦始皇对李斯生怒，恐对李斯不利，随后马上将此消息传了过去。李斯闻此惊惧交加，所幸得报及时，他马上将车队大部裁撤，以便让秦始皇消除疑虑。
追查竟毫无结果。当日在场的那个宦官深知始皇帝的暴戾性格，更是不敢承认。
秦始皇极为震怒，下令将当时侍奉他的所有宦官一律诛杀。在他看来，这件事非同小可，长此以往，那就绝无秘密可言了。那样，臣下知道他的一举一动，了解他的真实态度，就会预防在先，有所戒备，势必难以驾驭。
秦始皇之所以采取如此严厉的手段，倒不完全是由于侍从暴露了他的行踪，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担心内外臣属勾结，暗中窥伺着他，使他处于被监视的地位，他的好恶被臣下所掌握，他们就可以以此来迎合他，欺骗他，使他无从了解臣下的真实面目。失去了控制臣下的主动权。
韩非子主张“以暗见疵”，即君上在暗中观察臣下的过失，而不是臣下暗中窥伺君上，一个强有力的最高掌权者是不能容忍这种关系的颠倒的。
韩非子说：“不表现自己的好恶，群臣就会显露出本来的面目。群臣显露出本来的面目，君上就不会受蒙蔽了。”
深藏不露，是韩非子关于“术”的重要思想，也是一种十分有效的驭臣的手段。
秦始皇死了，但他的这种办法却被秦二世继承下来。秦二世其实只不过是个傀儡，实际掌权的是大宦官赵高，他为了能长期独掌大权，便向秦二世建议说：
“陛下还年轻，刚刚登上帝位，干嘛要同公卿大臣一起在朝堂之上议事决策？如果有的事情处理不当，反而在群臣面前暴露了自己的短处。天子地位尊贵，不应该让臣下听见您的声音。”
从此，秦二世便呆在九重宫禁之中，不与大臣见面，凡事只和赵高讨论决定。其结果是大权旁落，朝中大事全凭赵高说了算，最后自己不仅丧失了帝位，连性命也丧失于赵高之手。
赵高的话也有可取之处。在某些情况下，不要轻率表态是有道理的。这不只是由于言语不当会降低自己的威信，更主要的是，可避免因草率决策而给国家带来的损害。多听听，多想想，经过深思熟虑而后作出决断，这不止有利于国家，也是提高自己威信的一种重要手段。
树尊立威，让下属臣服，历来都有许多方法可供当权者借鉴，而不让下属知其根底，不轻易示好，就是封建官场所奉行的两条定律，颇具普遍性，它能让上司和下属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增加上司的神秘感和庄严感，进而让人有所畏惧，不敢相欺。
【智慧金言】
不轻易地表露自己的好恶、见解和喜怒哀乐，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不要让人窥出自己的底细和实力，这样臣下就难以钻空子了，就会对君上感到神秘莫测，就会产生畏惧感，也容易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
投之所好，心诚归服
【经典语录】
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
——《韩非子·主道》
【释义】
韩非子认为，英明的君主在上面无为而治，大臣们就会在下面诚惶诚恐地尽职。解读君主控制臣属的手段，不外乎利诱与威胁两种。韩非子称之为“二柄”。二柄者，即刑与德。赏罚二柄中更重要的是“轻严重罚”。“罚莫如重而必”。韩非子说：“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重一奸之罚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
【活学活用】
为了防范下属的不轨行为，上司可以利用监视、侦缉、告密等手段，想方设法地探知下属的种种隐情，并有意识地表现出他们对臣属的各种情况了如指掌，使臣属在君主无所不在的“神明”面前不敢有所隐瞒。这就如同将一把随时都可能落下的血淋淋的剑，时刻高悬在下属的头上，使他们心理上感受到强烈的恐惧和震慑，任何不检点的行为，都可能已被上司所掌握；任何时刻，都可能受到上司突如其来的惩罚。
唐代武则天时期，“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造成了严重的政治恐怖局面。据记载，当时“朝士多因入朝，默遭掩袭，以至于族，与其家无复音息。故每入朝者，必与其家决曰：‘不知重相见不！”’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下属整日战战兢兢，当然就易于被上司所防范和控制了。
上司在对下属实施惩罚的时候，与笼络赏赐一样，有时也不能直来直去，需要作出一定的姿态和运用一定的手腕。常见的惩罚之术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义正辞严”型。上司通过栽赃诬陷等手段，将种种罪名强加在下属头上，使他们在人们心目中成为“罪不容诛”的“乱臣贼子”。如此一来，上司对其的惩罚便成了从天意、顺民心的义正辞严的行动了。中国历史上开国君主诛杀功臣，多采用这种手段。“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于上司来说，只要打算惩罚下属，总是可以找到各种“正大光明”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