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天津解放后不久，由于不熟悉共产党的政策，资本家们害怕被共产党清算，害怕工人们起来造反使他们无法正常生产。于是，他们很消极，甚至有人想放弃工厂往外逃。该市私营企业的开工率不足30％，这种状况如果不尽快扭转，就会使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对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恢复整个经济秩序极为不利，情况非常紧急。
在这种情况下，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同志立即向党中央汇报了天津的状况，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很重视。为了尽快解决民族工商业的问题，刘少奇决定亲自去天津考察一番。4月初，刘少奇到了华北局机关，对薄一波同志说：“我来向你报到。”
薄—波说：“你是中央管理者，想上哪儿就上哪儿，何必特意告诉我？”
“按照组织原则，应该这么做。”刘少奇严肃地说，并嘱咐他：“我在天津的活动，由天津市委向华北局报告，再由你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中央和毛泽东有什么意见，由你向我传达。”刘少奇是个原则性极强的人，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作风民主，严守纪律，一贯把自己置于组织之中，严格服从集体和组织决定。
薄一波当时听了刘少奇这番话，觉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遵照刘少奇的指示，薄一波将刘少奇在天津的调查情况和讲话精神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然后又把毛泽东的指示意见一一转达给刘少奇。
刘少奇同志主持工作时，从不搞独断专行，有事总跟班子其他成员商量，有时甚至听取下属的意见。
有一段时间，毛泽东主席退居二线，委托刘少奇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凡是一些重大的事情，刘少奇都亲自到毛泽东那里去请示。在政治局日常会议上，刘少奇常说：“我们这次讨论，把意见先拿出来，由我和小平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一下，主席要是同意了，我们就开始执行，如果他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我们下一次再讨论。”
刘少奇这种不独断专行的工作作风深受中央和毛泽东的认可，同时也深受下级干部的拥护。他们都觉得这样的才和蔼可亲，才能真正赢得他们的信任。
1948年1月，粟裕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要他率华东野战军第l、4、6纵队渡江南进，在江南执行机动作战任务，以吸引江北的敌军回转，从而减轻中原我军的压力，迫敌于更加被动的局面。粟裕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他一面积极准备渡江事宜，一方面认真考虑着如何实现中央的战略意图。通过全局性的分析以及对前线情况的实际调查，他认为，渡江南进虽然会对敌造成威胁和牵制，但并不一定能达到吸引敌军主力回防，减轻中原我军压力的目的。相反，此时10万大军渡江，会削弱我军在中原的力量和优势，增加作战困难，使我军难以在短期内打掉敌人的优势，从而不利于全国的解放。
于是，粟裕建议暂不渡江南进，在江北集中力量打几个胜仗，尽可能多地将敌军主力歼于江北，并详细陈述了理由。
中央军委对他的意见十分重视，并且电令他与陈毅一起前往中央当面汇报。最后，中央军委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实践证明，粟裕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并对淮海战役及渡江战役的胜利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这个事例中，中央军委的作为，不是独断专行，不听从下属的意见，相反，中央非常重视粟裕的意见，因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作为管理者，对于下属所提出的方案，是不合理的也好，是别出心裁的也罢，只要他们的意见被你接纳过一次，他们不仅会信心十足，而且会从心眼里感谢你，信服你。
以真情打动下级
人的心情是最容易受他人感染的。作为管理者，当你的下属对你的某项指令感到难以理解或不予执行时，你要明白这是完全正常的。这时，你不能以自己的权力强迫他们必须执行，你要向他们解释清楚，给他们阐明利害。相信他们都懂的是非，只要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
亚伯拉罕·林肯在成为总统之前当过律师。
一天，林肯正在律师事务所办公，一位老态龙钟的妇人找上门来。一进门，她就十分激动，哭诉起自己的遭遇。
原来，她是位孤寡老人，没有子女，丈夫在独立战争中为国捐躯了，她靠每月的抚恤金维持生活。
前不久，抚恤金出纳员勒索她，要她交付一笔手续费才可领钱，而这笔手续费多达全部抚恤金的一半。
听完老妇人的哭诉，林肯十分气愤，决定免费为老妇人打官司，教训一下那个没良心的出纳员。
法庭开庭了。但是，那位出纳员是口头勒索，没有留下任何凭据，因此法庭指责林肯无中生有。但林肯十分沉着，他两眼闪着泪花，抑扬婉转地、充满感情地回顾了英帝国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以及爱国志士如何奋起反抗，如何忍饥挨饿地在冰雪里战斗，为了美国的独立而抛头颅，洒热血。
最后，他深情地说：“现在，一切都成为过去。1776年的英雄，早已长眠地下，可是他们那衰老而可怜的夫人，就在我们面前，要求申诉。这位老妇人从前也是位美国的少女，曾与丈夫有过幸福愉快的生活。不过她已失去了一切，变得贫困无靠。可是某些人享受着烈士争取来的自由幸福，还要勒索他遗孀那一点微不足道的抚恤金，有良心吗？无依无靠的她，不得不向我们请求保护时，试问，我们能熟视无睹吗？！”
听众的心早已被感动了，法庭里充满了哭泣声，一向不动感情的陆官也眼圈泛红。被告的良心也被唤醒，再也不矢口否认了。
法庭最后通过了保护烈士遗孀不受勒索的判决。
孙步敖是楚国的相国，他廉洁清正，死后家徒四壁。他的儿子贫困无依，靠给人家背柴来维护生活。
艺人优孟很同情他，就穿上孙步敖的衣冠，模仿他活着时候的言谈举止，摇头晃脑地在楚王面前唱道：“贪官不可做而可做，廉吏可做而不可做。贪官所以不可做，因为他行为污浊卑鄙，可子孙却享不尽荣华富贵。廉吏所以可做，因为行为高尚无比。然而，一朝身死家贫穷，子孙乞食栖荒野。劝君勿学孙步敖，楚王不念前功劳。”
楚王看了优盂的表演，听了他的歌声，感动得潸然泪下，当即召见了孙步敖的儿子，把寝丘封给他做采邑。
人的感情有的时候坚强无比，有的时候却又无比脆弱，人世间的真善美会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人为之感动。
有时候，要想打动你的下属，你就可以先找他聊天，和他进行有效的沟通，你不必向他讲什么大道理，只需要告诉他你的真实想法，你内心的真实感受。相信每一位接受如此礼遇的下属都会为此感动。
因为，主动找下属谈话，而且把自己的真心话告诉他，这会让他备受鼓舞。因为，他觉得你不是把他看作下属，而是把他当作一位可以信赖的同级，可以和“交同级”，相信谁也不会拒绝。
1940年12月9日。加勒比海海面上的微风轻拂，带着一阵阵潮气，浮云布满了天空，淡一块，浓一块，像满天琥珀多姿多彩。
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在“塔斯卡卢萨号”驱逐舰上悠闲地欣赏着加勒比海秀丽的风光。
而此刻的大洋彼岸，英国正同德国法西斯打得不可开交。由于战争初期，德国准备充分，再加上他们的军队装备精良，穷凶极恶。所以，英国人已经顶不住了。
这时，一名随从来到罗斯福身旁，递给他一份重要文件。这是英国首相邱吉尔写给他的一封信。邱吉尔在信中说，英国的财政资源眼看要枯竭了，他们已无力再用现款支付和购买一切物品。但是，他们急需几千架飞机和几百万吨船只，邱吉尔恳请罗斯福做出史无前例的努力，只要供给他们武器就行。他们不需要美国的一兵一卒。
英国和美国的利益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这一点罗斯福心里很清楚。但是根据美国的中立法，交战国一定要用现款购武器装备。而且，立法还规定不许向没有偿还第一次世界大战债务的国家提供贷款，而这两条英国都占了，如何说服议会里的那帮人呢？罗斯福为此大伤脑筋。
12月17日，罗斯福在华盛顿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向与会者介绍：“英国目前已经没有力量拿出现购的资金了，这一点，你们都知道。那么我们什么也不给他们？我们说，保卫美国最好的办法是让英国打败德国。但是，现在让英国拿什么去打败德国呢？”
台下的众多议员和记者，谁也不说话。
罗斯福知道他们也毫无办法，便接着说道：
“有一天，我的邻居家里失火了。我们两家只有10米远，我这里有个水龙头，只要叫他拿去，就可帮他将火扑灭。可是，我总不能在救火之前对他说，同级，这条管子值15美元，你得先给钱呐……”
台下传来一阵哄笑。
“你们说我该怎么办？”罗斯福向台下的人们问道。
有人说：“才15块钱，给他好了，给他，救火要紧。”
罗斯福说：“我总不能什么都给他，今天是水管，明天可能是汽车，日子一长，我们家的东西就全没了。国家也是如此！”
台下又是一阵笑声，有人说：“还是要拿钱，给钱！”
“又是钱，没有钱我们就不可以办事了吗？我可以借给他，他用完了再还给我。假如用坏了，我会叫他照赔不误的。”
“这是个好办法，是聪明人的办法！”台下有人喊道。
通过这次会议，罗斯福认识到他的租借法案有可能在国会通过，这使他一下子有了信心。
国会通过辩论，最终以多数压制少数批准了租借法案。1941年3月11日，当罗斯福总统将它签署为法律时，他心情激动地说：“我们总算有了一个能够帮助邻居的好法律。”
邱吉尔听到这个消息，欣喜万分：“这太美妙了，罗斯福所做的一切简直太完美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租借法案。罗斯福的租借法案在二战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苏德战争爆发后，也是利用这一法案，美国向苏联提供了1.5万辆坦克、7000架飞机。
罗斯福的这一举动，不但挽救了英国，也挽救了苏联。但当时美国人怕打仗的心理十分严重，罗斯福明白他还应该必须激发起民众的斗志。
于是，在一次讲话中，罗斯福慷慨陈词：“谁也不能在今天晚上就预言说，敌人何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不应该静静地等敌人走进我们的院子时，才想到抵抗，那样无疑是自杀。在你的敌人乘坐一辆坦克，或开着一架飞机向你进攻的时候，如果你一定要等到看到他们的白眼珠时再开枪，那你就永远也不会明白自己是怎么死的。”
罗斯福充满智慧的讲话，在美国公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们纷纷打电话给白宫，表示支持罗斯福。
要有一身浩然正气
身为管理者只有一身的浩然正气，两袖清风，心中时刻装着自己的部下，才能称得上是一位好管理者。
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与人之间变得无情、冷漠，金钱似乎可以涵盖一切，但恰恰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奉献往往会换回人们内心的感动。
孟子的弟子公孙丑问孟子：“先生您最擅长的是什么？”
孟子说：“我懂得言语的诀窍，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正气。”
又回答景春说：“居住在天下这么广阔的地方，就要立天下的位置，行走天下的大道，做了民就随同人民的愿望，没有做官就坚守我自己的志向，富贵了不能放纵，贫贱时不能改变志向，权势强横不能使我屈服，这样的人才能称之为大丈夫。”
1932年，蒋介石任命石瑛为南京市市长。就任之日，石瑛身着布衣布鞋，手拎藤箱，避开欢迎的仪仗队，直入市府。此时正值一·二八淞沪抗战不久，南京市政局混乱，石瑛就任第三天，宣布三条准则：紧缩、廉洁、公正。
一天，英国驻南京总领事白朗德，要求为英侨民减免税款而约见石瑛。见面后，白朗德故意用英语同石瑛交谈。石瑛不动声色地等被翻译成中国话后，对白朗德说：
“请你讲中国话！”
“我听不懂中国话，石市长留学比利时、法国、英国18年，精通英语，为什么不用英语同我讲话？”白朗德顽固地用英语对石瑛说。
石瑛冷冷一笑：
“我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就得讲中国话，先生听不懂中国话，如何来任中国的总领事？”
白朗德听后双手一摊，叹了口气，仍用英语说道：“我很忙！”
石瑛突然起身，还是用中国话说：“我更忙！”说完转身走了出去。
这位刚愎自用的洋人本想疏通石瑛，谁知自讨没趣，只好吩咐其侨民如数交纳税款。
“石市长乔装卖菜”，在当时南京市民中有口皆碑。
那是在石瑛收到二封菜农的检举信后，决定亲自实地调查，看情况是不是如菜农所述：太平路警察分局巧立名目，敲诈勒索菜农，致使菜农不敢上街卖菜。
清晨，石瑛身着农民服装，挑着一担菜，来到太平路高声叫卖，果然有两名便衣警察跟上了他。没走多远，过来一位警察拦住他，勒令他交5元罚款。石瑛一再分辩，竟被拉到警察分局，值日警官更加蛮横，要将胆敢分辩的“菜农”拘押受审。两名便衣这时走过来，装腔作势地给石瑛解围。正闹得不可开交，神色慌张的警察局长赶来，一见面，连连向石瑛赔罪，又呵斥那几个警察：“快向石市长道歉。”
石瑛严厉地说：“被罚款的菜农凡有姓名的、地址的，尽快返回罚金；无法退回的，如数上交国库。今后再有这类事情发生，严厉查办！”
193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提议，扩建中山陵园，新建国府礼堂，要求南京市政府辟地。石瑛却认为国难当头，占用民地、拆迁民房与民生主义相背，于是拒不执行上级管理者的提议，林森为此耿耿于怀。后来，孔祥熙借故取消了铁道部协助首都南京的12万元款项。石瑛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上拍案而起，当众将墨水瓶砸向身着法国西装的孔祥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