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国家之间，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企业之间，这种情况也大量存在。我有三个要好的朋友--刘刚、苏生、小强，刘刚在一家合资企业工作，每月的工资达到6500多元，待遇也很高，公司规定出差必须住四星级酒店，每天补助打车费100元，伙食补助费100元，手机通话费全部报销；苏生在一个私营企业工作，每月的工资2500元，根据公司每月的效益，每月还有500一1000元不等的奖金；小强在一个国有企业工作，每月的工资只有650元，其他什么待遇也没有。你看，他们之间收入最高和收入最低的也相差了10倍以上。
对刘刚、苏生、小强三个人之间收入存在的差别，也许人们比较好理解一些，人们可能会这样说：合资企业效益好当然收入高了，私营企业的效益现在也不差，效益最差的就是国有企业，都让那些贪官给挥霍了！其实人们这样说只是说出了表面的现象，真实的原因并不是这么简单。
其实一个企业效益的好坏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取决于一个企业的创新能力，取决于一个企业的管理制度。
在一个高效率的企业，一个工人一天能组装20台设备，可是在一个低效率的企业，一个工人一天可能连一台设备都组装不完，这就是效率的差别。这个高效率企业的工人其劳动生产率就是低效率企业工人劳动生产率的20倍以上。同样是工作一天，但是他们创造出来的财富却如此悬殊。
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研制出来的新产品可以赚取很高的垄断利润、超额利润，高额的利润促进企业投入更高的研发经费，使企业的员工获得更高的收入，激发员工更高的工作积极性，形成良性的循环；一个缺乏创新能力的企业只能拾人牙慧，在其他企业的后面亦步亦趋，使企业处于亏损的边缘，企业没有研发经费，企业的员工没有高额的收入，企业的员工也缺乏应有的工作积极性，形成恶性循环。
一个效益好的企业，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一般都拥有一套非常完善的工作制度、管理制度、分配制度，企业是通过制度实现管理的，企业按着制度规定的模式高效、快捷、节约地运行，良好的制度促进了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给予员工们更有效的激励，也促进了企业创新能力的进一步加强。而一个效益不好的企业，一般都没有完善的工作制度、管理制度、分配制度，企业是通过人治实现管理的，企业没有一个有效的运行模式，企业在一种粗放、低效、浪费的模式下运行。这种制度导致企业劳动生产率低下，不能给予生产者更有效的激励，使企业员工的创造性受到极大的挫伤。
所以表面上看，在两个不同的企业里，人们都在那里工作，但是工作的状态是不同的。对于一个高效率的企业而言，一个人工作一天可能抵一个低效率企业中一个人工作一个月所创造的财富。财富的积累使企业具有了更强大的前进和发展的动力。
也许你会问，对一个高效率的企业而言，为什么做饭的、收拾卫生的、把门的也比一个低效率企业中的同种员工的收入高出很多呢？他们并不比一个低效率企业中的同种员工创造更多的财富啊？
是，他们并不比一个低效率企业中的同种员工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是对一个国家而言，存在着财富的再分配；对一个企业而言，同样存在着财富的再分配。企业的销售收入在企业内部会发生转移支付。在一个高效率的企业里，企业创造的财富分为四个部分，一部分上缴税金，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一部分在股东之间按着股份的多少进行分配，还有一部分就是以薪水的形式分配给企业的员工。虽然企业中的员工由于分工不同，收入存在着差别，但是为了调动各个岗位上的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为r创造更好的企业形象，企业会从那些高收人群体中适当地拿出一些来实行再分配，将这些财富转移支付给低收入的群体，使这一部分员工的收入适当地提高。这种现象人们称之为溢出现象。所以，在高效率的企业里那些干着做饭、打扫卫生、把门的工种员工，就比那些低效率的企业里干同样工作的人们的收入高出许多。
一个企业是这样，其实一个国家也一样。国家的社会效率高，那么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也高，创新能力也强，社会制度有利于财富的积累，那么这个国家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能力就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收入就必然高，反之亦然。
我们会骑自行车的人一定都体验过掉链子的感觉，当自行车的链子脱落的时候，无论你怎么用力蹬脚踏板，车轮都不会转动，因为你的双脚在空转，做的是无用功。对一个低效率的企业、低效率的社会、低效率的国家也是一样，当工作效率低下，创新能力低下，社会制度落后的时候，虽然看上去人们也在那里工作，但是就像空转的自行车一样，双脚虽然没少用力，自行车却不肯前行。
这个时候，再继续骑下去，自行车就会倒下，甚至还会将人摔伤。所以这个时候应该主动停车，将车链子重新安装好，然后再继续前进。可能的情况下，最好重新选择一条平整的道路，或者换一辆新车，使车链子不至于再次脱落。
5.经理的年薪为什么一百万--委托与代理
笔者在《金钱的革命》那本书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合资企业在讨论公司经理的年薪时，将中方总经理的年薪定为100万元人民币，而且每年在完成董事会规定的利润目标之后，超额的部分还按5%的比例奖励，在任期的5年内，如果每年都完成利润目标，另送公司股权1%。这个结果上报到中方的主管部门之后，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一看这还了得？大笔一挥将100万元改为5万元，超额奖金和股权奖励也取消了。但是方案拿回来之后，董事会又给否决了，并且派人同中方的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沟通，董事会拿出了两个方案，或者让现任的总经理按着董事会的标准享受待遇，或者取消现任经理的职务，由外方按着上述标准另行聘任新的总经理。中方认为降低了总经理的待遇，为企业节约了成本，董事会为什么反而不同意呢？大家不解其中的奥妙。外方陈述了一些理由。中方的主管部门豁然开朗，愉快地接受了董事会的决定。
总经理是一个企业的掌舵人，总经理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决定了企业的能力和水平，对企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由于现代企业制度所决定，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分离的，企业的经理绝大部分是聘用的，尤其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经理并不是由股东亲自担任的，而是通过董事会表决聘用的，说得再明白一些，其实董事会和经理之间就是一种委托和代理的关系，董事会委托职业经理人代理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
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样就可能产生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委托人对自己的企业以及商品有更清楚的了解，存在信息优势，委托人有从代理人，即职业经理人那里榨取更多收益，付出更少报酬的条件；第二种情况是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之前，代理人在自身条件方面有信息优势，比如自己的性格特点、工作能力、健康情况、个人偏好等等，企业知道得并不多，这样代理人就有可能保留自己的缺点，充分显示自己的优点，骗取委托人更多信任的可能；第三种情况是委托代理合同签订之后，因为董事会不可能派出人员随时监督职业经理人的各项活动，这样由于大量私人信息的存在，使代理人在很多时候是不受委托人约束的，因而委托人面临道德风险。比如代理人可能借助企业的各项资源从事自己的私人营利活动；比如代理人还可能借助自己的权力从事类似寻租的活动，出卖企业利益；再比如代理人可能消极怠工，不努力工作等等。
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也就是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人都会有机会主义倾向，加之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信息的不对称，道德风险是必然存在的，这就很可能使二者之间产生彼此的不信任，甚至可能因此而导致委托代理关系的终结。
而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道德风险、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信息的不对称，这些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这种委托代理合同就被人们称为不完全合约，因为双方在合约中对自己的真实信息都有所保留，信息是不完备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废除职业经理人制度，我们只有设计出一个有效的机制对代理人进行激励，设计出一个更合理的制度对代理人进行约束。从而减少经理人的机会主义倾向、道德风险，降低人的理性的有限性，更多地了解对方的信息，充分运用各种激励机制，调动职业经理人的积极性。就像开始讲的那个故事，将企业经营的好与坏直接和总经理的利益挂钩，让总经理也承担一定的风险；将总经理的短期行为、长期愿望和企业的短期目标、长远目标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使委托人和代理人实现共赢。
委托代理关系是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关系。比如在民事诉讼时我们和律师之间的委托代理行为；比如我们在做某种产品的代理人，销售某种商品时的委托代理行为；还有企业招聘工人的行为，房屋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的关系，都可以视为这种委托与代理关系，等等。
委托代理理论也叫契约理论，因为所有缔结契约的双方都面临信息不完备的困扰，都可以运用这种理论的指导，使合约更完备。经济学中对委托代理问题的分析是信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如何制定一个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是信息经济学中的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研究这种关系的最真实的目的，就是想办法使关系人双方做出真实的意识表达，尽可能地降低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降低彼此的风险，实现合作双方的共赢。
现在我们回头分析文章开始讲的那个故事，就容易明白多了。董事会给经理100万元的年薪，是固定的收入，与总经理的经营好坏无关，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一是通过高薪的激励，使经理更努力地工作，因为任何人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二是高薪养廉，使经理的收入和企业的收入达到一个平衡的境界，使经理更珍惜自己的岗位，不为“寻租者”所诱惑。作为跨国公司的总经理，公司每年赢利上亿元，责任非常重大，如果年薪只有5万元不能有效地调动工作积极性，经理的工作就缺少动力。不能对经理人员的行为形成有效的激励，那么就势必造成两种不良的结果：或者经理消极怠工，或者经理不能获得应当得到的东西，他就会用非法的手段获取他不该得到的东西，其结果无论对公司还是对个人都是不可想象的。超额奖金则使总经理在一年中更努力地工作，避免了总经理的消极怠工现象；任期目标奖则使总经理树立长远的经营目标，避免了总经理的短期行为，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
然而，有时候要使双方将自己的真实情况表达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下面举一个房屋租赁的例子：
我的朋友是开饭店的，要为服务员租一个房子，那天看好了一个对外出租的广告，我和他一起去看了房子。房子里面的设备比较齐全，有冰箱、彩电、洗衣机、微波炉、沙发、双人床、热水器，房屋租金是每月1300元，一年1.56万元，一次交清。但是，后来发现电冰箱的冷藏部分不好用，洗衣机的上水部分不好用，液化气的燃气灶也不好用，所以电冰箱、洗衣机和煤气灶基本上有和没有也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对方不说，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发现；而我们租房子其实并不是居家使用，而是给饭店的25名服务员居住，居住的人多，对房屋的损害就必然要大。而我们不说，对方也不知道。对方如果先说出自己家用电器的毛病，我们肯定据此要求降低房租，我们如果说出25个人居住这个房屋的情况，对方肯定要求增加房租。所以，由于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于机会主义倾向的存在，在彼此没有发现这些对方隐瞒的情况的时候，双方都不想主动地说出来。但是不说出来不等于矛盾不存在。后来问题出现以后，我们双方又坐下来重新签订了补充合约。矛盾不可能同时被发现，于是我们就不断地补充合约，给双方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增加了时间成本，使共赢变成了双输。
据说，新浪在美国的纳斯达克上市前，新浪的合作方和新浪签订了一份300页的合同，完备地规定了合作各方的责权利，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份合同，才保证世界上有了现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新浪。
我们生活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里，在日常的经济活动中，委托与代理、签订契约是家常便饭，知道了以上的理论，我们就学会了规避风险，在签字之前，一定要尽可能全面地、详尽地想到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和约里面没有的东西，依靠道德来约束彼此是很难的，因为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
6.停在路边的汽车--穷人怎样为富人买单？
过去的一个朋友，现在下岗了，到大连来找我，想在大连找点事情做。我说：“这几天手头有点事情，你先不要急，大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没事的时候你先到外面逛逛。等我忙完了手头的事情，你也熟悉了大连的情况，我们再商量办法。”这位老兄只到外边逛了一天就再也不动了，晚上回来的时候这个抱怨啊：“大连人可真是有钱啊，一张极地馆的门票130元，够我们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费用了。有钱人真是多，可是没有钱的可能更多，有钱的人把门票的价格扛起来了，我们只好搭乘富人的便车了，也跟着花130元，要不你就别进去。”“你说说，中午在星海会展中心门前想吃点饭，走了七八家饭店，硬是没有平头百姓吃饭的地方，都是豪华大餐，一个菜都是30多元钱，一瓶水都要5元钱，这么贵的饭店还硬是没有空桌呢！在后面排队排了好长的时间，总不能饿着肚皮啊！我和儿子吃了一顿饭，花了65元，我的心那个疼啊！没办法，有钱的人太多，他们有钱我们就得跟着坐蹭车。你不吃后面还有人等着呢！我们到大商场溜达溜达，本来想给他妈买一件衣服，可是走了一层楼，我们俩就失去了再逛下去的兴趣，看好的衣服都没有低于1000元钱的，把我兜里的钱都拿出去也不够买一件衣服的！可是我看着一个大款，一下给他漂亮的小媳妇买了两件裘皮大衣！还说不定是不是他的媳妇呢！”“溜达完了，我心里那个窝囊啊，走到你们家门口的时候，看有一个洗浴中心，我想进去放松放松，进去一看怎么着，一个人的门票就是58元，58元啊！在我们那里想都不敢想，洗澡的门票就是3元钱！没办法，我和儿子转了几圈，最便宜的门票是一张28元。你说我们手里那点儿钱和富人一起坐车，我们怎么能乘得起呢？”那天晚上，我的朋友说了很多，我听了很多，也想了很多。
市场经济就是这样的社会，它只认钱不认人，它只相信金钱不相信眼泪。不是有的经济学家说嘛：“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这话不错。市场经济就是这样无耻。
它是跟着金钱转的，它不讲究情面。
因为富人的消费水平高，购买力强，所以经营富人的消费品赚钱更多，为富人服务的项目赚钱更多，对理性的经济人而言，自己赚钱是主观目的，为社会提供服务只是自己赚钱的一种结果。所以赚钱的项目，就有人为社会提供这种服务；不赚钱的项目，就没有人为社会提供这种服务，或者提供这种服务的人就很少。从另外一种角度分析也是一样的结果，如果这个项目不赚钱，这个项目也会因为亏损而逐渐消耗掉这个人原来拥有的财富，他的项目也不可能继续下去，最终也会因为亏损而关门倒闭。
比如说吧，有钱人两三天洗一个澡，由于经常洗澡所以身上也不脏，进去冲一冲就完事了，然后上包间按摩去了，去享受特殊服务去了。下楼结算的时候二三百元。可是他才费多少水啊？但是人家消费的却很多。没钱的人呢，一个月洗一次澡，进去那个冲啊，泡啊，恨不能在里面泡上一天，最后顶多再花5元钱搓个澡，总消费额10元钱。用去了三四吨水，一吨水6元钱，三吨水就是18元钱，浴池一分钱没挣，还赔了8元钱。如果是两个人一起去的，你给我搓我给你搓，两个人的消费才10元钱，浴池更赔大了。你说这样的浴池谁还敢开呢？结果越没有人开，老百姓洗澡越不方便，洗得就越少，洗澡的时候就越费水，开浴池的人就越赔钱，最后就没有人开这种大众浴池了。要不你就回家自己用湿毛巾搓一搓算了，或者你只好和富人一起享受高档次！本来水资源是有限的，为了节约用水，限制人们过多地将水资源用于洗浴，所以很多城市都把洗浴用水的价格定得很高，目的是引导消费。结果有钱人照样每天洗澡，却把穷人堵在了浴池的门外。洗澡频率高的群体照样高，洗澡频率低的群体却更低。
再比如，在北京乘出租车，十几里的路有时你硬是要坐上1个小时，至少要花30多元。怎么花那么多，出租车在路上等的时候计价器也是跳字的！为什么等车？你不等行吗？有钱人太多了，他们的车把路都占满了，不在路上跑的也都在路边停着，也占一个车的地方。左边停一溜，右边停一溜，中间就能过去一辆车。你看，有钱人买车，在路边免费停车，在路上免费跑车，没钱买车的人坐在出租车里给有钱人买单。这就是汽车的负的外部性。
再说说吃早餐，现在很多城市为了整顿城市的秩序，把一些小摊贩都赶走了，城市的确是整洁了，可是人们的肚子也跟着“整洁”了，早上吃不到东西了，能不“整洁”吗？有钱人是不在街边的小摊上吃早餐的，在街边上吃早餐的都是没有钱的工薪一族。这种早餐一碗粥，一个馒头，一碟咸菜，2元钱足够了。有钱人在大饭店里吃早餐呢，吃的是自助早餐，有十几种点心、几十种冷菜、热菜，还有热牛奶、咖啡、茶水、皮蛋瘦肉粥、菜汤，贵的是58元一位，再便宜一点的呢是28元一位。工薪一族如果到这种地方吃早餐，剩下的那两顿可能就要饿肚子了。
价格不能再低一些吗？不能！现在的价格，餐厅里都忙不过来呢，只能再往上涨，不可能往下降价，因为有钱人太多，有钱人把没钱的人挤到了门外，挤到了路边的小摊贩那里。因为路边的摊贩本身也是穷人，没有门市，所以成本低，早餐的价格也低。现在把这些路边的小摊贩撵回家了，那么这些工薪一族看来也只好空着肚子上班了，谁能吃得起58元一顿的早餐呢？有钱的人需要的是锦上添花，没钱的人需要的是雪中送炭。哪一个更重要呢？
以往人们说到搭便车，是说公共物品由于它的特殊性无法将一些未付费的人排斥在公共物品之外。他们跟着坐了蹭车。现在看来，穷人也经常搭乘富人的便车，但是穷人搭乘富人的便车却一点也没有捡到便宜，相反，穷人多半是在为富人们买单！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奇怪现象，是值得经济学家思考的难题，是值得制定政策的人们反思的一个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