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羊子妻以她的远见和勇气帮助丈夫坚定了求学的意志，而乐羊子也终于以惊人的毅力克服困难，坚持学习。
因此一个人修“道”，他的“德”是真实可靠的，一家人修“道”，相互没有干扰、行善积德，大家齐心协力，所以积累的“德”就多；一乡人、一国人、全天下人一起修“道”，大家互相帮助、行善积德蔚然成风，且相互学习，当然“德”就会长久、丰富、普照天下。
而：怎样看出修习大道的结果呢？
老子教给了我们一种比较的方法：以人比人、家比家、乡比乡、国比国、天下比天下，自然知道了修“道”习“德”的好处了。
修练道德如此，一个人若想要进步也应如此，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再聪明的人也有缺点，我们应认识到这一点。只有用自己去与别人比较。你才能真正明白自己缺少什么，应该如何去做。
张行，一商海淘金者，2002年下海经商，可没过多久，他发现自己开的服装店只亏不赚，自己一分钱没挣着，还倒贴了几个月的房租，他想了许久也不知是何缘故，最后他将原因归结为选择店的地址不好，周边有好几家同样的店。就这样又过了几天，一天下午，闲着没事，他就到周围的几家店转转。发现那几家生意都很红火，起初顾客只是抱着进去看一看的念头，由于老板的热情，不知疲倦地推荐，于是产生了购买的欲望，老板也算没有白费口舌。这给王晓晓触动很大，以前顾客去他店中，他总是静观其变，对决定购买的顾客抱以热情，对只是看一看的顾客却毫无耐性，只一会儿就坐一边休息去了。回去后他总结了自己的不足，决定向别人学习，学习别人热情、不知疲倦的精神。你猜后来怎样？他像换了个人似的，生意也逐渐红火起来，现在已经拥有了好几家分店了。
这只是善学者的冰山一角。老子在本章讲述的比较的方法也就是我们上学时老师经常给我们讲的榜样，只有看到了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的长处，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德行，有更多的优势，成就更大的事业。
【智慧金言】
我们最难看清的就是我们自己，就犹如你开车，风驰电掣，你却仍想加速，此时你若看看周边其它车辆，慢若老妇，你便会放慢速度。这是何故？是因为那参照物的作用，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参照物，以我们身边优秀的人为镜，我们便会不断完善、不断进步。
【本经原典】
《道德经·五十四章》
【原文】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
修之于家，其德乃余；
修之于乡，其德乃长；
修之于邦，其德乃丰，
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
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译文】
善于建立自身道德的人不会动摇，善于秉持道德的人不会丧失信念，如果子孙能遵行这个道理则世世代代的祭祀不会断绝。
拿这个道理贯彻到个人，他的德会是真实的；
贯彻到一家，他的德可以有余；
贯彻到一乡，他的德能受尊崇；
贯彻到一国，他的德就会丰盛；
贯彻到天下，他的德就会普遍。
所以要从（我）个人观察（其他的）个人，从（我）家观察（其他人的）家，从（我的）乡观察（其他的）乡，从（我的）国观察（其他的）国，从（我的）天下观察（其他的）天下。
我凭借什么知道天下的情况呢？就是用这种道理。
天道不亲，常与善人
【经典语录】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语录释义】天道没有亲疏，
永远伴随着有德的善良人。
【解读】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之中，都有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而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也还有各自的朋友和亲人，就像一根链条，一环套一环，
紧密连接着。但是如果有一环松开了，那么这根链条也就断掉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单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都要与人交往，和人相处，就好比是链条的一个环节，我们这个环会不会松开，就看我们的心态是怎样的了。
老子说，深重的仇怨就算得到和解，也必定还留有残余的怨气。就像破碎的镜子，就算重新拼凑起来，也会留有裂痕。那么唯一能化解仇怨的办法，就是没有仇怨的产生，这样也就无须再担心留有遗憾了。所以，我们为人处世的时候应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去修为，对一切事一切人都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不分亲疏远近，不计较个人得失，也就不会和他人有矛盾，不会积累怨气了。
【活学活用】
生活中，我们经常要和很多人交往，其间不可能没有摩擦，不可能每个人都对我们很好，所以就会有不满、怨气产生。怨气的产生可能来自不同的事情，但归根结蒂是由自己造成的，而且究其原因只有一个：他人对自己不好，得罪了自己。如果我们心中的怨气得不到妥善的化解，怨气就会越积越多、越来越大，最后只会把我们自己逼疯。试想有谁愿意和一个满腹怨气的疯子打交道呢？又有谁愿意和一个自私的怨气大王做朋友呢？肯定没有的。最后致使自己成为一节松开的链环，孤独地生活在这个世上。而一个没有朋友、亲人，只有怨气的人，是否还有生活的乐趣呢？
因此老子告诉我们，只有做一个有德的人，尽量避免与人产生矛盾，避免积成怨气。如果已经有了怨气，就要从自己的心中彻底地根除掉，不要让它积累和发泄，这样就不会有更大的怨气产生了。而真正有道德、有涵养的智者，是遵循大道的自然规律的，万事顺其自然，不强求、不逼迫，只会用自己的真心去帮助和关心他人。就像欠债一样，一个有德的人是不会去逼迫他人还钱的，因为他相信自己也相信别人，既然能将钱借给对方，那就充分相信对方在方便的时候一定会还；而一个无德的人，就会逼迫他人尽早尽快地还钱，生怕他人赖账，因此与人结怨生仇，最后连朋友都失去了。所以，有德的人不仅不会与人结怨，而且还会增进朋友之间的情感；而无德的人不仅伤害了朋友之间的感情，还会化友为敌，得不偿失。
由此可见，有德与无德、怨恨与善良，都存在于我们的心里，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想法与心态！
苏轼的仕途颇不太平，他经历坎坷，几遭杀身之祸。在他的一生中，似乎谁当权他就“反对”谁，他一生中岂止是“三起三落”，简直就是在流放与贬谪中渡过的。他经历无数次的磨难，最终病逝于从海南岛北归的途中。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也正是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的磨难，他才在被贬谪到海南岛的这一最为艰难的时期在人格修养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苏轼自幼极其聪敏，不仅博学多才，对于人情世故，也能触类旁通。十一岁时，他应父命作了一篇《黠鼠赋》，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出，苏轼绝非一个死板迂腐的学究，对于世态人情，乃至于从世态人情上引申出深刻的哲理，苏轼是深有心得的。因此，当苏轼踏上官场以后，他不是不懂“为官之道”，而是把官场看得太透，把那些争名逐利之辈看得太透，他们的一举一动乃至微妙心态苏轼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但只有一点，就是苏轼决不同他们同流合污，只是为国为民着想，为正义着想，而不去屈就。
在全国选拔进士的会考中，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获得了欧阳修等主考官的高度赞赏，在这篇文章里，他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爱国爱民之心，并言辞铿锵，文气充沛，尤其是能不拘古法，活用典故，更使审卷官们惊喜不已。欧阳修见卷子独占鳌头，便想评为第一，但又怕这卷子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为，评为第一会被人猜说，就判为第二，等开了封卷，才知是苏轼的试卷。在礼部进行的口试复试中，苏轼以《春秋对义》获第一名。
后来，欧阳修在读苏轼的感谢信时，十分感慨地说：“捧读苏轼的信，我全身喜极汗流，快活呀快活！此人是当今奇才，我应当回避，放他出人头地。请大家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谈起我！”当时，欧阳修文名满天下，天下士子的进退之权也全操于欧阳修一人之手，欧阳修这么一句话，苏轼之名顷刻间传遍全国。
在历任了风翔签判等几任地方官以后，苏轼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又回到了开封，仍“入直史馆”供职。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准备实施新法，这样，在朝廷之上，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两个派别。
旧党是反对变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司马光不仅是一位声望很高的元老名臣，还是一位大学者，重要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写的。新党是坚决主张变法的，其首领是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位学者、诗人。由于当时王安石急需选拔支持新法的人，一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趁机而上，骗取了王安石的信任，如谢景温、吕惠卿、舒亶、曾布、章惇等人都被提拔上来。王安石这种急不择人的做法，不仅使苏轼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对他自己来说，也种下了导致变法失败的祸根。
对于这“两党”，苏轼在个人感情上并无偏爱，他同司马光的交往很深，关系很好；对王安石，他与之同出于欧阳修之门，也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因此，在这两派势力之间，苏轼决不会因为感情去偏向任何一方。即使苏轼对一方有着感情，他也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掩盖自己的真实观点，说出违心之论。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率领新进之人，气势很盛，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要一改旧制，推行新法。但苏轼觉得王安石不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在荐举人才方面，都有许多不妥之处，不利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朝廷的团结，所以，他对王安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对于王安石废科举、兴学校的改革措施，尤为不满，他上书神宗说：“选拔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而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能考察人才的实际情况，看其言辞与行为是否统一。希望陛下能够考虑长远的事情、大的事情，不要贪图改变旧法，标新立异，乱加歌颂而不顾实际情况。”神宗听了苏轼的话，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便又召苏轼询问说：“今天的政令得失在什么地方呢？即使是我的过失，也请你指出来。”苏轼说：“陛下是个天生的明白人，可以说是天纵文武，不怕遇事不理解，不怕不勤恳，不怕做事没有决断，怕的是想急于把国家治理好，办事太急，太容易听别人的活，提拔官员太快。希望陛下能采取安静沉稳的态度，等待人、事之来，然后再慎重处理。”
神宗听了，觉得苏轼对当时隋况的看法很有道理，就接受了他的建议，没有批准王安石废科举、设学馆等新法。
司马光知道了苏轼的态度以后，非常高兴，以为苏轼是他的一党，对苏轼大加称赞。不久当王安石大张旗鼓地推行经济方面的新法时，司马光着急了，他紧急搜罗帮手，想阻止王安石的新法。
一天，司马光找到苏轼，未经试探，开门见山地对苏轼说：“王安石敢自行其事，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是胆大妄为，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来讨伐他！”苏轼笑笑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司马光以为苏轼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十分高兴，紧接着追问说：“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苏轼十分严肃地对司马光说：“王安石改革时弊，欲行新法，也是为国为民着想，是为公不为私，从大局来看，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其新法，确有祸国殃民之害，我才加以反对。至于你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误国害民之根！”
司马光听了，勃然大怒，高声骂道：“好个介甫（王安石之字）之党！”拂袖而去。从此，司马光也恨上了苏轼。
苏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两个月之内，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引起了朝野的震动。苏轼把这种改革，比作皇帝在黑夜中骑着快马驰走，群臣不是去为君主探明道路，而是在背后猛劲地打马，危险之至，并要求神宗解鞍下马，喂马蓄锐，天明再行。王安石的新党知道了这些，可谓恨得咬牙切齿。
一天，王安石派谢景温把苏轼请来，要与他面对面地做一次“深谈”。王安石怒责苏轼说： “你站在司马光一边，指斥新法，是何居心！”苏轼一听，火往上冒，反问道：“你这话从何说起？”王安石说：“仁宗在时，你主张改革时弊，反对因循守旧，是何等坚决，现在我行新法，你为什么要伙同司马光来反对我？”苏轼怒道：“你口口声声说我同司马光站在一起，可知我也反对司马光的泥古不化？你不审时度势，反倒急功近利，公然推行新法，必遭天下人之拒。”就这样，两人的谈话崩了。
不久，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成员谢景温上书诬告苏轼，说他扶丧返川时，利用官船贩运私盐。后虽经查无此事，但苏轼已厌恶了朝廷的党争，想到外地去任地方官。这时，新党正想排斥异己就把他贬到了杭州，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徐州辗转数年，兴水利，救水灾，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又从徐州迁至湖州。这时，朝廷里的斗争也很激烈。王安石提拔起来的一伙人，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被神宗复用，任他为宰相，吕惠卿多年的蓄谋化为泡影，为了当宰相，吕惠卿竟把他和王安石的私人信件交给了神宗。
吕惠卿本是靠攀附王安石才当上副宰相的，因而，两人的来往信件很多，在王安石写给吕惠卿的信件中，有的用了“无使上知”的字样，神宗一见，觉得王安石在搞阴谋诡计，十分恼怒，就罢了他的宰相职务，命其永远不得返朝。这样一来，过去曾经支持过王安石变法的“新进勇锐”之人吕惠卿、李定、舒亶等人就独霸了朝权。
苏轼到达湖州，按惯例要写谢表，他想起朝廷上发生的这些事，不禁气愤，他在表中不由得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李定接到这份谢表一看，不由大喜，觉得陷害苏轼的时机到来了，立即串联了舒亶等人，准备“劾奏”苏轼。
但是，苏轼文名布于天下，朝廷上也有一些元老重臣保护，更兼皇后对他很有好感，要想参倒苏轼，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李定、舒亶等人唯恐苏轼东山再起，将来难以处治，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
第二天早上，李定把谢表交给了神宗，首先弹劾道： “苏轼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既是反对新法，也是对皇上不满；说‘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发泄自己对职位的不满情绪，实是未将皇上放在眼里。”李定还说苏轼有四条“可废之罪”：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二是“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是“言伪而辩，行伪而坚”；四是皇上“修明政事，怨己不用”。
神宗看了苏轼的谢表，果然脸色不虞，再加李定煽风点火，果然有些怒气了，舒亶见火候已到，便趁机举出“确凿证据”，说苏轼存心险恶。
舒亶说：“苏轼反对新法，证据确凿，对每一种法令，他几乎都做诗诽谤。他包藏祸心，怨恨皇上，无人臣之节，确属事实。陛下发钱已业民，苏轼就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行考核官吏的新法，他就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陛下严禁私盐，他就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望陛下明察。”
舒亶的这一招的确恶毒，苏轼的这些涉及新法的诗并无攻击诽谤之意，无非是描述了行新法后产生的一些现象，但在舒亶的嘴里，都成了恶毒的攻击，在此情此景之下，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果然，在犹豫了一阵之后，神宗还是下令把苏轼拿问。
